【摘要】遵义会议是具有历史性伟大转折意义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多次论及遵义会议，认为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左”倾严重错误，促进了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团结，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转折。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和评价，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有关遵义会议历史贡献、历史地位的决议提供了重要遵循。毛泽东评价遵义会议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理论价值。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遵义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新局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意义。遵义会议不仅同毛泽东紧密相关，而且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成为毛泽东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梳理资料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有关著述中多次论及遵义会议。那么，毛泽东在哪些文献中曾论及遵义会议，是如何认识和评价遵义会议的，这一认识和评价具有怎样的价值，就目前学界有关遵义会议的主要研究成果来看，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尚且不多。由此，本文拟梳理和探讨毛泽东论遵义会议的基本文献、核心观点及历史价值，以期进一步深化和丰富毛泽东及遵义会议研究。
一、毛泽东论遵义会议的基本文献
通过对《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等资料的检索及梳理分析，粗略统计毛泽东论及遵义会议的著述有20篇，谈论遵义会议共40次。其中，《毛泽东选集》出现11次，《毛泽东文集》出现29次，《毛泽东书信选集》则为0次。如果再进一步从时间线来看，毛泽东谈论遵义会议在新中国成立前为36次，而新中国成立后只有4次，毛泽东在20篇著述中论及遵义会议最早是在1936年12月，最后一次为1963年9月，具体统计情况详见表1。
此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论及遵义会议4次，其中3次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相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毛泽东、王稼祥关于讨论过去中央路线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一文论及遵义会议2次。
二、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与评价
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与评价是他论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多次论述，观点鲜明且具连续性。这些论述或为总结经验，或为开辟新路，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坚持的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精神。
（一）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左”倾严重错误
梳理前述文献可知，毛泽东最早一次谈论遵义会议时就表达了这个重要观点。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两个错误，其中一个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显然，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和评价，是从纠正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开始的。在毛泽东看来，1934年“左”倾路线，是1927年至1935年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路线中最为严重的一次。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再次论及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但遵义会议主要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因此，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主要只解决了军事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左”倾错误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党内一部分同志“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同时，“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为此，“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正体现出遵义会议的伟大成就。
对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在不同文本中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些错误既有机会主义错误——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也有教条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还有主观主义的错误——“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等，既有组织上的错误，也有军事上的错误。虽然毛泽东认为党内“左”倾错误具有多重性，他对于遵义会议纠正党内“左”倾严重错误的看法却一以贯之并多次强调。
（二）遵义会议促进了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团结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遵义会议“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团结党和红军，自然是因为建立在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基础之上。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没有直接担任党的负责人，而是推举张闻天担任党的负责人，这无疑是出于团结党内同志的考虑。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要让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张闻天担任负责人，“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同时，考虑到“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遵义会议讨论时适度搁置历史问题，防止会议中心议题转移，实际上避免了党内矛盾的扩大，维护了党内团结。
尽管毛泽东在1940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却只说是那时军事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需要修改。但这一观点最终因为某些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搁置。毛泽东稍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中政策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中，只说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有“许多过左的政策”，这种过左政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没有提路线错误。这一做法无疑仍是出于维护内部团结的目的。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称，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的内部”。此前，毛泽东称“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这一结果，正是出于维护团结的需要。1972年周恩来的一次讲话印证了这个结论，他提到“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张闻天对此的解释则是，不如此做，“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并将此作为党内斗争的示范。
遵义会议促进党内军内团结，也离不开主动维护团结的党内同志。叶永烈曾在采访手记中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次小范围谈话，称当时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共三票，一边是四票。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就说，“我把拥护我们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并提议除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会议。这一建议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等人支持，博古也表示同意。正如毛泽东所言，“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谈及领导路线问题时，毛泽东即便明确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也特意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因此，遵义会议对待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把犯错误的同志努力争取到正确的路线这边来，同样是出于团结的目的。
正是由于多方对党内军内团结的积极维护，遵义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毛泽东更是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总结指出：“遵义会议与克服张国焘错误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的时期了。”
（三）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只在到了遵义会议（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实质首先在于善于把列宁主义运用到每个国家的具体特殊条件中来”，即通常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之所以认为遵义会议后党才彻底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主要源于遵义会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的独立自主意识与能力。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指挥下，红军被动应付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利并遭严重削弱。接下来，湘江之战又使红军付出惨重代价，损失人数超过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的减员之和。红军主力由出发时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伤亡折损过半，最后被迫长征。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令党和红军中的许多同志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会后起草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机会主义错误以及组织和领导作风上独断专行的错误。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对共产国际顾问进行严厉批评，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与这次纠正“左”倾错误有着巨大区别——前者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纠正的，而后者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党内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发团结起来加以纠正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也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决定的。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能力。“我们党自遵义会议以后，是独立地执行政策，独立地决定方针，保持独立的地位，按中国情况办事。”
毫无疑问，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重要成功经验。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召开的十年里，“中央委员会主要的成员，是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选举的，六次大会选举的现在只剩下五位，就是说现在的二十五位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全会选举的。六中全会1938也选了三位。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讲独立自主，既不把中国古书当教条，也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更不把外国经验当教条，“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1963年9月，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一文中再论遵义会议，“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共产国际直接影响与控制，开始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的矛盾，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这正是1935年2月毛泽东所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真实写照。
（四）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关键转折
在毛泽东的认识中，遵义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乃至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关键转折。
遵义会议是党的路线转折点。毛泽东曾多次提及，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从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刘少奇也认为，“抗战以来，应该说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毛泽东同时认为，“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1942年2月21日，毛泽东、王稼祥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再次提出：“‘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尽管毛泽东承认，遵义会议“未完全解决问题”，“左”倾路线虽被清算却并不彻底。即便这是一次不彻底的清算，仍然“起到了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和第三个历史决议都强调，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的思想建设步入正轨。任弼时指出，在遵义会议以前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方面的领导是不大重视的，甚至有时是忽视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由“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和“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导致的宗派主义，“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之后就不存在了。毛泽东甚至认为，党内为整顿三风完成思想转变做准备即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正是基于遵义会议的转折性作用，毛泽东率先提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一段历史的结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毛泽东论遵义会议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和评价，不仅事关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而且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和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第一，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和评价，不仅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判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提供了重要遵循，其中一些重要认识和评价更是直接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采纳。毛泽东多次论述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这一重要表述奠定了必要基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到：“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观点同样吸收了毛泽东论遵义会议的观点。此外，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观点在毛泽东论及遵义会议的相关著述中都能找到类似表述。
1941年，毛泽东为9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了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一草案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尽管这一结论草案没有成为正式决议，但是，“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后来被吸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起草和作出的，他是领导者也是起草者，因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吸收和采纳毛泽东论遵义会议的重要认识和评价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事实上，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论述同样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不断深化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历史贡献评价的依据，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这实际上正是吸收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重要认识。
第二，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和评价，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文中提出，党的七大只作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着重于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到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他特别强调：“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古、洛甫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毛泽东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4月12日，毛泽东发表《学习和时局》一文又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他同样针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举例，强调：“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这就是说，毛泽东虽然多次认为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但并不是简单否定一切。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之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并不能因为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就否定彼时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而是强调“应作两方面的分析”，既要看到共同点，也要指出分歧点，这样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原则，“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这正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第三，毛泽东对遵义会议认识和评价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百年中国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独立自主即是其中一条，可以说，这一历史经验的起点始于遵义会议，始于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和评价。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及指导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甚至可以说功劳很大，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认识和了解难免存在不足，给中国革命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也不容回避，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左”倾错误，共产国际难脱干系，毛泽东指出：“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因此，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三十年后，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然而，红军长征后，因通讯联络中断，中国共产党逐渐失去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国际指示背景下召开的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了当时紧急而又重要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历史证明，这次会议成功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对于党和红军、中国革命都具有极为关键的重要意义。这样，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1945年10月17日，他在《关于重庆谈判》中提出：“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坚信：“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而不容许他国一丝一毫的干涉。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显然，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其中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独立思考，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才取得胜利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他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坚持独立自主，需要处理好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未因此而中断。1963年9月3日，毛泽东指出：“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因而，他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正因为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强调坚持独立自主，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来，邓小平也有很多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论述。同样，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对坚持独立自主有很多重要论述。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独立自主作为十条历史经验的第四条，“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而“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则出自前述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上的讲话。
综上，毛泽东不仅是遵义会议的主导者、亲历者，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及会议讨论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多次论及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价值，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的评判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无论是遵义会议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还是毛泽东论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和理论价值，我们始终都需要珍惜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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