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一个重大变故：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㈠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㈡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㈢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1 000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运输方式？[1]
这个变故来得太突然了，可以想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得到这个信息后的郁闷：黄河那边，已经西渡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窝在靖远、景泰间的黄河三角洲地带，行动方向难以取舍；黄河这边，“海打战役”因张国焘“釜底抽薪”遭致破坏，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宁夏战役”濒临流产不说，就连陕北苏区也受到严重威胁，两岸红军也将被隔断……！现在可好，我们鼓了恁大劲头费了恁多周折要去捧来的“国际主义援助”，你们轻飘飘的一纸电文就给支到了天远地远的另一头？那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从外蒙接运物资你们说是因“严冬和沙漠环境”而不可能，可我们要一路颠簸跑到哈密去，“严冬和沙漠环境”不是更多更长更严重么？咋儿个林育英还在关桥堡和朱德、张国焘联名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电报打气鼓劲，告诉他们“远方货物已准备好了”的“好消息”哩！你们倒是说说，你们这“已经准备好了”的，是牛皮哩，还是气泡？这“宁夏战役”里里外外的麻烦已经够闹心的了，可如今我们好像反倒应该庆幸，庆幸这个计划还在半空中——要是真的已经顺顺当当地打到定远营才得到了这个消息，那又该如何收场？……
这……这……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嘛！
这种话当然是不可能道出口的：既不能向共产国际发泄以图情绪上的快感，更不能向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下级将领倾诉以求推脱责任，一肚子郁闷也只能咽进自己肚子里。毛泽东求人，不仅得有一年多前就有的“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的远见卓识，而且还得有吞咽天大责任的海量襟怀。
当晚22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2]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等这个电示中的“西进”，并不是后来那个西进河西走廊的“西进”——此“西进”非彼“西进”，而只是在“大的方向仍前不变”的前提下“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黄河在此间有一个“S”拐弯，即或是实施宁夏战役夺取中卫、中宁也需要沿黄河西岸“西进”尔后再“东进”乃至“北进”，因为这个时候宁夏战役计划尚未终止，是否继续实施，还需要根据河东战局的发展等等情况详作考量后才能定夺。而电文中的一条山、五佛寺都靠近黄河渡口，正好位于黄河西岸的“S”转弯的拐点处……
很显然，这是中央在考虑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东返退路。
此后，揣着一肚子郁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好像一连几天都没给徐陈那边发电——他们太难太难了！他们一边得考虑如何根据共产国际这个大变故调整战略方针，以决定河西徐陈那两万多红军将士的行动去向，一边还得殚精竭虑地筹措如何“打击胡敌”，以改变河东被动局面，保住虽然穷困窘迫却是最后一片生息复苏家园的陕北苏区……
更何况，这片“生息复苏家园”极其接近“抗日救亡中心地带”，与中国大地各路诸侯利益冲突相对较小，极有利于对各方开展深入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是他们已作出预见必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进攻出发地域”，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正悬在半空中的“宁夏战役计划”是否继续实施，也是一个需要仔细掂量的问题：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重大变故”，的确使“宁夏战役”的“重要意义”打了很大折扣，但“宁夏战役”却与此前酝酿过的“西进甘西”有所不同：“攻宁”之目的并不仅仅是“打通国际”接受军援，还有“扩大苏区”以解决数万大军栖息就粮获得生存发展空间以走向民族革命战争第一线之目的——这个目的的必要性并不因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重大变故”而有所降低！所以中共中央领导集团需要根据各种环境参数以及眼前“打击胡敌”的成效，来重新考量和掂量这些问题……
然而尚不知“重大变故”的徐、陈却很着急，11月4日8时，他们致电朱、张：
一、目前战役计划已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难决战。关麟征师、马鸿宾师既有令开石咀子，如不速战则该两敌如先我出中卫、宁夏后，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
二、军队指挥贵在统一集中，或军委或总部或前敌机关统一行之；各方面军须严格服从指挥，打破本位主义。
三、建议四、三十一军成一由肖、周指挥担任一路。如不决战，可令其过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护的消耗战，于决战时则分散箝制，似不能鼓起指战员的灭敌雄心。
四、韩起功旅全部固守一条山寨子，外交无效。马步芳之一、二旅据寺儿滩及通一条山中间，每天以两三团来犯一条山阵地以山炮配合。八十八师限于地形接敌太近不便周转兵力灭敌，拟集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师先灭寺儿滩敌军。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寨，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出活动，我又不能分兵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3]
从此电可以看出，徐向前、陈昌浩也知道“海打战役”流产，中央和军委正在筹措“海原战役”，而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将取决于“海原战役”的结果，所以他们电文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催战”——还相当正确地指出了“如不速战”可能导致“宁夏战役更难完成”的严重后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紧接着又表达了一个很有大局观的“希望”：“军队指挥贵在统一集中，或军委或总部或前敌机关统一行之；各方面军须严格服从指挥，打破本位主义”，将这个“希望”与几天前红军总部上演的“变脸戏”互为参照，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或许有理由感到欣慰：这虽然是事后之言，但也说得很在理也很有现实针对性嘛！……
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尚不知“重大变故”的徐、陈不但没有反省自己“不速战却速渡”致使“宁夏战役更难完成”的问题，紧接着还提出了一个置宁夏战役部署而不顾似有“本位主义”之嫌的要求：“建议四、三十一军成一由肖、周指挥担任一路。如不决战，可令其过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护的消耗战，于决战时则分散箝制，似不能鼓起指战员的灭敌雄心”……
言外之意似乎是：中央没把四军、三十一军的部队用好，是中央委曲了他们，是中央没有将他们用于河东“决战”之紧要关键之处，不如让他们“过河增我方”！至于此前是谁只思“速渡”不愿“决战”，真到了“决战”关头又是谁在“釜底抽薪”破坏了“决战”……，这些就发生在几天前的事情，似乎在他们头脑中就没有留下任何印记。至于现如今的河东部队倘从其所求继续被他们这么着“本位”下去，又该如何去“速战”乃至“速决”，那是根本就不在他们视野当间，考虑之列的……
最为关键的是，在报告了一大堆“滞留现地”的困难后，他们又再次提出了“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也就是说，要把原拟执行“宁夏战役”的方向整个左旋90度，而对毛泽东、周恩来日前“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的指示，未作只字应答。
11月5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消息应该已传达到了已转移至同心城的朱德、张国焘、林育英等人。而参照张国焘一直孜孜于“西进”的纠结心态——他在《我的回忆》中对这种心态毫不掩饰，我们或可推测出他此间的心理活动：这个“重大变故”正好给了他一个堂而皇之再张“西进”之旗的理由。而只要河西这支红四方面军主力能在甘肃西部站住脚打出一片局面来，自己这个主帅既或到保安与张闻天、毛泽东等照了面，也照样有“凭实力说话”而在党内斗争中得以自保的本钱！如今，自已虽然已不再拥有对河东部队的指挥权，但对河西部队事实上的影响力却依然在握，而这是可以及时而充分利用的——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陈昌浩数十年后就剖折过张国焘的这种心态：“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渡河他一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了国际路线，取得了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4]。
于是，当日14时，一份署名“朱张”的重要电报发给了徐向前、陈昌浩。
这份电报有必要全文引出：
徐、陈：
（甲）三日孔、丁两师及胡敌骑兵团与我十五军团在麻春堡战斗甚烈。胡敌李旅亦到古西安州，周师及马师之一旅骑兵团进至何家堡、上龙池湾昨（四）日周师进至关桥堡。孔师伤亡较大，在周师后尾进，今日大雪，想前线无大战。
（乙）敌若深入到上、下全家庄，我从三面夹击必获胜利。
（丙）现敌我均极感粮困。在决战胜利后我一方面军拟向金积、灵武行动。三十一、四两军在中宁、同心城、兴仁堡、贺家集行动，一面解决粮食，一面相机实现新任务。二方面在镇原、庆阳、固原、西峰地区行动，从战略上调动胡宗南。
（丁）胡敌处目前困境，有可能靠近中卫、中宁就食；马鸿逵利用土砦厉行坚壁清野并有一部扰惠安堡之说。
（戊）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己）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庚）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你方和河右岸主力行动有何意见？请随时电告。
朱、张[5]
张国焘对“徐陈”关于行动方向左旋90度的建议完全予以了确认，而且在强调了“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哪怕是“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中央要求保持一条山、五佛寺“以利后方交通”，该电却称“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甚至还对“徐陈”4日电的“本位主义”要求作出了担保性应答：“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最后一句话最耐人寻味，“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而“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这里“明后日之决战”是指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正苦心筹措中的“在关桥堡东北地区消灭敌二三个师以停止南敌追击[6]”即“海原战役”，这个“决战”的确有可能决定“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如此，“朱张”紧接着道出的那个“应不受一切牵制”，也就显然包括了这样的意思：河西部队应不受“明后日决战”及其成败之“牵制”！
再顺此逻辑链推论之，那就是：也不受“宁夏战役能否实现”之“牵制”！
第二天，“徐陈”就按这个“指示”之精神，拟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了。
如今做颠覆学问者及“阴谋论”者，竟然还认定张国焘此令旨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真是可气，可悲，又可笑！
注释
[1]《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2]《中央军委关于河西部队行动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11月3日2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1月4日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5]《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5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彭德怀关于消灭胡敌先头纵队二三个师的命令（摘录）》，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彭德怀关于钳制麻春堡前进之敌致朱德、张国焘、毛泽东等电（1936年11月3日15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集中全力歼灭饥疲之敌致红军各部队首长电（1936年11月3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毛泽东关于关桥堡地区作战应依实况决定致彭德怀电（1936年11月3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彭德怀关于打击周、孔两师东进的部署致贺龙、任弼时等电（1936年11月4日17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2～第8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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