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曾流着泪感慨：“六朝何事？只为门户私计！”
毛主席为什么会哭？因为他感到英雄迟暮，他想不到，一些当年跟着他闹革命的战友，会变成蒋介石的化身——学着蒋介石搞什么“浙江帮”、“黄埔系”之类的小圈子；搞什么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甚至要让自己的儿子接班，搞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之类的血统论。
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国民党员张学良是这么评价他的：
“人家批评蒋先生，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是这样评价蒋介石的：
“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我说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而毛主席，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他说：
“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在毛主席心目中的接班人标准，大致是四条：(一)年轻；(二)学问少；(三)立场稳；(四)有政治经验。
1966 年 3 月毛主席讲这番话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毛主席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主席是当真的。
农民陈永贵当了副总理；纺织工人吴桂贤也成为了副总理；商店售货员李素文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农民劳模邢燕子当了天津市委书记；工厂保卫科干事小王当了副主席······
李素文
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
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仍然只拿工人的工资，一个月67.2元，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付钱，她就只喝白开水。
到中央工作的小王，由于不领高工资，买不起茅台酒，只好“捡漏”国宴剩下的茅台。
毛主席的四条接班人条件，其他三条都比较好理解，但“学问少”这一条不太好理解。一般人认为，接班人的学问越多越好，毛泽东为什么反其道而行，偏偏要选学问少的呢？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评价。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保守集团，文人读书只是为了做官，缺乏革命性，对历史的前进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相反起着阻碍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依然是保守派，不管“中体西用”也好，“变法维新”也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提倡保皇，而不是提倡革命。
发起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最初都是一些毫无名气的留学生，当时的大文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远离革命党的。只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又蜂拥而来，投机革命。
同样的，在中共在井冈山革命创建时期，主体都是农民，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也只是勉强算知识分子的小人物，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参与进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不然站在蒋介石一边，要不然站在一边观望，并没有投身于中共发起的这场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中共的革命成功了，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这些知识分子无路可去，不得已才接受中共的领导。
很多人说，知识分子比工人农民厉害多了。蒋介石政府最喜欢知识分子，他的团队留美留欧博士俯拾皆是——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
驻美大使：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立法院
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结果这博士那大师，加上留学东洋的蒋委员长，把民国治理成扛一麻袋钱出去买不回来一麻袋手纸，把民国治理成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六岁的“强国”。
毛主席曾说：
“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比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
毛主席在 1969 年接见大学生造反派领袖时说：
“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读十几年，把人毁了，就睡不着觉。真正的大学校是工厂、农村。我就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就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我跟你们讲了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有读。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中学还没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斯大林没有进大学，他是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数学家华罗庚，就是中学生，自学的。苏联把卫星送上天的是个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是个工人，不是大学老师。”
毛主席认为，靠知识分子来接班是靠不住的，他们大学毕业就进了机关，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搞调研也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他们根本不懂工业、农业、商业。你就说农村各阶级、阶层的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我是这样才获得第一手资料，反复分析、综合、理解才形成观点的。
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知识分子，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一些人上了大学，就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水平不见涨，明谈倒蛮多，怎么得了？
前些年，有一家美国公司和一家德国公司联合发布了一份“劳动力精神”国别报告，结果中国员工被公认为最勤劳，是“勤劳”的世界冠军。但该报告又称，中国的创新力不足，有待提高。
现代社会中，生产活动是由体力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农民来从事的；而研究开发等创新活动，则是由脑力劳动者，也就是知识分子来从事的。中国的 GPD 成为世界第二，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力劳动者非常优秀，是世界上“最勤劳”的。而在中国的创新不足，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生产方面突飞猛进，而在科研创新方面则屈指可数。比较可以称道的载人航天技术，其中最关键的运载火箭，也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中国的工人被誉为世界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怎么样呢？要反思啊！
并不是说不要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看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知识分子是要的，但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更不能迷信学历，迷信书本，迷信专家教授。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况，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
“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1975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比例占67.95%，工农占51.1%——这个历史纪录从此再没有被超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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