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锻炼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回顾历史的经验，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迫切要求以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去年，两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在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满怀革命豪情，到了江西波阳湖畔的鲤鱼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奋勇前进！
近一年来，这两个学校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通过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艰苦的劳动锻炼，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熔炉里，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清扫修正主义的流毒，荡涤自己身上的污浊，决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在这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和许多革命干部，团结一致，精神振奋，焕发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战斗青春。通过革命的实践，他们深深地体会到，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
拜贫下中农为师，一点一滴从头学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来到试验农场以后，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的伟大教导，恭恭敬敬地拜贫下中农为老师，对照贫下中农找差距，一点一滴从头学，变立场，变思想，变感情。他们的这种自觉改造的态度，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清华大学青年教师周子寿，有一次劳动后，把铁锨一扔就走了。和他一起劳动的一位老贫农，却把自己的铁锨擦得干干净净。后来，这位老贫农给大家谈起一把铁锨来得不易的故事。
解放前穷人没有劳动工具，借地主的还要交利钱，损坏了不仅要赔偿，还要挨打受骂。老贫农的话，触动了这位青年教师，他本来是贫农出身，在旧社会是个孤儿，毛主席把他从火坑里救了出来，给了他上大学的机会。
当初，他离开家乡的时候，村里的贫下中农对他嘱咐了一遍又一遍，希望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苦，要为毛主席争气，为贫下中农争气。可是，在修正主义旧教育制度毒害下，他慢慢地变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因公到家乡出差，贫下中农的饭，他吃不惯；贫下中农的床，他睡着不舒服；贫下中农为他打的洗脸水，他嫌不干净。
想起这些事，他猛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逐渐地丢掉了贫下中农的感情。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狠批了旧教育制度对青年一代的毒害。从此，不论劳动多么疲劳，不论事情多么繁忙，他都坚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第一位，自觉改造世界观。后来他被大家选为全农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去年冬天，这两个学校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当地的贫下中农一起，参加了修固鲤鱼洲圩堤的大会战。北京大学有一位女教授，从来没有挑过担，她看见有的贫下中农比自己的年龄还大，却精神焕发地和青年人一起挑土。
她想：老贫农能为革命挑重担，我为什么不能呢？她勇敢地拿起扁担挑土上大堤，立即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她感动地说：“我大半辈子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现在刚从头学起，贫下中农就鼓励我，我一定要把革命的重担挑到底。”
在修固圩堤的共同劳动中，两个学校的革命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结成了战斗的友谊。在工程结束的那天晚上，他们要同贫下中农分别了，鲤鱼洲上出现了十分动人的场面，他们和贫下中农促膝谈心，直到天亮。贫下中农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们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不少贫下中农给他们写了告别信，并送来珍贵礼物。
有的老贫农送来了一家三代当长工用过的铁锹、镰刀、扁担和竹筐。扁担上写着：“《五·七指示》放光芒，主席教导记心上，小小扁担五尺长，革命重担挑肩上。”
老贫农激动地抚摸着扁担说：“在旧社会，我们担着它，给地主阶级做牛做马；后来，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我们拿起扁担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用它砸烂了万恶的旧社会；现在把这条五尺扁担送你们，表示我们贫下中农的一片心意，这是革命的传家宝，你们可永远别丢啊！”
革命师生们接过这珍贵的礼物，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们说：这珍贵的礼物，凝结着阶级仇，民族恨，凝结着贫下中农的深情厚意。看着它，忆苦思甜不忘本；看着它，革命到底志不移！
彻底改造世界观，一颗红心为人民
两个学校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通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他们体会到，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懂得了“老三篇”的威力，好象是第一次认识了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这三个光辉形象。他们带着一身泥巴，坚持天天读“老三篇”，越读越感到亲切，越读越体会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共产党员徐雅民，是北京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他父亲和哥哥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敌人杀害了，解放后贫下中农送他上了大学，行前贫下中农嘱咐他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做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当时，他带着革命的激情来到北京，进了北京大学，放下行李就跑到天安门广场。
在广场上，他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仰望天安门，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他又跑到烈士纪念碑前，回忆起父亲和哥哥牺牲的情景，更加激起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激发了革命的斗志。
当时，徐雅民下定决心，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也就从他走进这个“最高学府”的第一天起，资产阶级向他伸出罪恶的黑手，他对资产阶级那一套一年看不惯，二年跟着变。
开始他经常写信向贫下中农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后来他不写了；开始他想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后来他埋头业务，一心想成名成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个青年人猛醒过来，他沉痛地说：我本来是贫下中农的后代，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忘了本，忘了革命先烈。
他表示决心要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坚决要求做第一批“五·七”战士。当徐雅民到了鲤鱼洲以后，他刻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有时为了突击完成紧急任务，夜间劳动到两三点钟，回到宿舍还打着手电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斗私批修的战场上，他无情地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青年一代的毒害；在劳动中，那里艰苦，他就到那里去，处处以身作则，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清华大学一位副教授张礼，曾经留学三个国家。过去他错误地认为，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改造思想，是“舍我之长，用我之短”。到了鲤鱼洲以后，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几十年来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他算了这样一笔账：解放前，我留学一年的费用，相当于四十个贫下中农一年辛苦劳动的果实；解放后，党和人民又两次送我去国外学习，要我学了知识为人民服务，可是，我却把劳动人民给我的知识，当成自己成名成家的资本。
他反复想自己过去的经历，看着睡在身旁的和他同年龄的工宣队老赵师傅，自己久久不能入睡。夜深人静，他脑子里“过电影”了，同龄人的不同遭遇，一幕幕展现在他的面前：旧社会，当我上大学的时候，老赵师傅是一家玻璃厂的学徒工，我在做着成名成家的美梦，他却在受冻挨饿，受资本家剥削；当我出国留学的时候，老赵师傅失业流落在北京街头，拉三轮糊口度日；解放后，我沿着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滑下去，老赵师傅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现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通过算账和对比，这位副教授明白了一个简单的真理：知识从那里来的？他认识到，自己的知识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几十年寒窗苦读得来的，而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是劳动人民给的。
他狠批了“知识私有”的反动谬论，坚决表示，一定要把知识还给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坚决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从此，张礼下定决心，要在艰苦的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有夜盲症，仍旧积极参加夜战；过去他怕脏怕臭，现在专门挑大粪。农历除夕之夜，在风雨泥泞中，他参加了抢修排灌站工地的战斗，他说：“这是我四十五年来第一次最有意义的春节！”
就在这天晚上，他参加了工地上的大批判会。他豪情满怀地表示决心说，我要在鲤鱼洲用黄泥水洗刷自己的旧思想，在踩过的烂泥里走出一条革命的路，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不忘历史的经验，永葆革命的青春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许多革命干部，经过近一年来的艰苦锻炼，他们的共同体会是：只有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才能深刻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两个学校的许多老干部，过去跟着毛主席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挽救了他们。
他们说，今天来到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是毛主席对自己的最大关怀。有些过去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老干部，在鲤鱼洲上重新挑起了放下二十多年的扁担，心情万分激动。
他们说：三十年前，“抗大”培养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是重进“抗大”，重新学习。
有的老干部，在艰苦的劳动实践中，批判了“劳动省心论”，有的说：“无产阶级省了心，阶级敌人就要开心。”
有的说：“省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责任心，就一定增多了资产阶级的私心。”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的教导，掀起了自觉革命的新高潮。
北京大学原党委监委副书记孟林，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多次亲自听过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她在陕北公学毕业的时候，毛主席来到学校，谆谆教导他们，毕业以后一定要和民众打成一片，要学会做群众工作，为人民服务。
但是，她进城以后，房子越住越大，讲吃讲穿，逐渐走了下坡路。她来到试验农场，这里的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使她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回想起毛主席当年的教导，她决心把这历史的教训化做继续革命的动力，一切从头做起。
有一天夜里，大家到排灌站工地劳动，本来留她在伙房做饭，但她坚决要求去工地参加紧张的劳动。在工地休息时，她把自己的思想转变编成快板给大家演唱，鼓舞大家的斗志，群众说她“恢复了革命的青春！”
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健，当年在解放区曾经两次进“抗大”式干校学习。当他来到鲤鱼洲吃上糙米饭的时候，就想起当年住窑洞、吃黑豆的艰苦生活；当他拿起镰刀和扁担时，就想起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想起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反扫荡、一起斗地主的峥嵘岁月；当他拿起革命红宝书的时候，就想起过去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景。
过去，是毛主席指引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联想自己进城以后的变化，他心头万分沉痛，感到对不起毛主席。他说：“千错万错，不读毛主席的书，背离毛主席的教导，是我过去最大的错。”
他认识到：共产党员的一生，应该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一生，是斗私批修的一生，是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一生。
他在劳动锻炼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后来被群众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并推选他为农场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委员。
在革委会成员办的学习班上，群众送给他三件最珍贵的礼物：
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希望他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一根青竹扁担，上面刻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群众还在扁担上给他写了一首诗：“青竹扁担挑在肩，主席教导记心间，历史经验不能忘，继续革命永向前。”
第三件礼物是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群言堂”三个字，希望他永远执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他接过这些礼物，万分感动，坚决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一定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一辈子人民的勤务员。
广阔的天地，灿烂的前程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一年来的实践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从根本上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恶习，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刚来到鲤鱼洲的时候，不少人由于长期“三脱离”，出了不少“洋相”。讲力学的，挑担子找不到平衡点；学水利的不会打井；学土建的垒不起猪圈；学化学的不会使用化肥；学哲学的不会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问题；学文学的写不好总结。实际斗争是最好的考试，他们决心从头学起。
有一次，北京大学一个教育革命小组，了解到饲养家畜、家禽很需要土霉素。他们在学校试验农场党组织的支持下，和当地一个农场的工人一起组成了土霉素试制小组，白手起家，土法上马，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没有接种针，就自己做；没有灭菌锅，就用蒸笼代替；没有恒温室，就自己拣煤核，生炉子造起土恒温室；没有摇床，就和工人师傅一起做了土摇床。经过二十七天的紧张战斗，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试制成功，建立了一个土法生产土霉素的车间。
农场工人同志高兴地说：“你们听毛主席的话，走‘五·七’道路，才和我们走在一起，想在一起，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欢迎！”他们回想起过去在高楼深院，整天穿着白大褂，拿着试管在高级实验室里研究什么蝌蚪尾巴、果蝇遗传等，狠批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家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的专业才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
去年十月，清华大学在初建试验农场的时候，有两位教改小组的同志，看到在农村架设电线要花费国家大量资金。他们本着毛主席关于“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伟大教导，提出推行“两线一地”的送电建议，就是把原来需要架设三根电线的送电方法改成只架设两根电线送电，另一根用大地来代替，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输电方法，使原来的三根电线、三相开关、三相刀闸等相应的三相设备，一下子革掉了三分之一。
按照这种供电方法，在现有输电设备的情况下，可以大大扩大农村的供电线路，可以节省大量铜、铝、白金、钢材、水泥等物资。“两线一地”的输电方法，一九五五年在个别地区曾经试验过，受到工人、贫下中农的欢迎。
但是，走资派及其在工交战线上的代理人推行洋奴哲学，胡说什么：“外国杂志早有介绍，至今不见外国农村推广，这里边总有道理”。就这样，这件新生事物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当他们提出搞“两线一地”的建议后，受到了试验农场党委的大力支持。他们走出农场，先后调查了十六个地区的二十七个单位，受到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支持和帮助。今年四月十二日，他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输变电工程，在试验农场开始供电了。他们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只要改变了旧思想，端正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就有广阔的前途。
鲤鱼洲日新月异地在改变着面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随着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飞速发展，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向前迈进了可喜的一步。
他们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有一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路越走越宽广，越走心里越亮堂，越走革命信心越强。
他们在波阳湖畔，鲤鱼洲上，遥望北京城，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决心：在今后的革命征途上，我们将永远沿着光辉的“五·七”道路，风吹不转向，浪打不回头，继续革命，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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