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
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话说1963年9月初，也就是在“一评”即将发表的前夕，毛泽东已经着手修改“二评”的9月2日稿了，他将原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并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文字：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结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联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一评”，题目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
9月6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经济形势，再次确定毛泽东提出的从1963年起坚持继续调整3年，作为第2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3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国民经济各部门力争取得基本协调，经营管理走上正常轨道，工业各部门搞好配套、协作，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中央工作会议还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9月6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康生和吴冷西送来的修改后的“二评”9月5日稿。他在文章中评价曾经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一处，加上了一段文字：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9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9月6日的稿子上，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9月11日，毛泽东对“二评”作了最后的修改。关于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他加上了一段文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9月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二评”：题目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中旬，江青向周恩来提出了举行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的建议。
此后，周恩来指示中宣部和文化部，让他们立即进行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筹备工作。他还特意对周扬等人说：
“毛主席对这个会演十分重视，特意让江青同志来过问一些事情。江青对文艺可是内行，你们要高度重视，细心布置，一定要拿出好的水平来。不然，是无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的。这次会演，要在1964年春节前后进行，不要推时间，我们还要有其他的安排呢。”
周扬和夏衍等人说：
“现在轮到江青对我们发号施令了，江青我们可是熟识得很呀，我们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
据林默涵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个信号，准确地说，是毛主席发出的一个要破要立的信号。江青在一天晚上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周扬、夏衍没有把这件事情和党内的政治斗争和什么路线问题联系起来。他们请示了陆定一。陆定一、周扬这些人看不起江青，于是，就对总理的指示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9月17日，周扬、夏衍搞了一个《关于举行小型京剧现代剧目观摩演出的通知》。江青看到这个通知后，大发其火，她找到陆定一和周扬，质问道：
“你们这个通知，为什么不贯彻毛主席对戏剧工作的重要指示，根本不提举办这次会演是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为什么你们要把周总理指示的在全国范围内的京剧现代戏会演缩小为7省2市的部分地区的小型观摩？你们把现代戏的题材范畴扩大到包括近代的历史题材，甚至说反映鸦片战争以来的旧民主主义各个历史时期的剧目都可以，究竟是什么意思？”
陆定一和周扬一时说不出话来。江青气愤地甩手而去。陆定一马上把江青批评他们的话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听后，没有说话。
江青回到家里，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说：
“让总理出面，把这件事情摆平。中央一定要在这块领域里打开一个突破口，再不能允许这些人继续统治我们的阵地了。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发言权！”
9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9月25日，中国驻苏大使馆给中共中央发回一个对苏联政府21日声明的分析报告。
9月2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三评”，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26日下午，毛泽东翻阅《参考消息》，在第1版上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奇撰写的《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他在第4版上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报道《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美国记者巴雷特报道《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他又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阅。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第1版、第4版都应研究。
毛泽东 9月26日
9月27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尔后呈送毛泽东审批。这个文件也是10条，所以被称为《后十条》。
9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先让杨尚昆将驻苏大使馆25日发回的分析报告念了一遍，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6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相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作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实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指《前十条》——笔者注），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当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到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中国经济形式已经变化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经济基础。现在，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艺术部门没有变化，如果这些部门不革命，那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963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广场上人潮涌动，共庆祖国生日。
群众游行方队簇拥着模型彩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游行队伍中首次出现了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宣传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里会见了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及其夫人。
石桥湛山是日本著名的记者和政治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战前进行反战、反侵略主义活动；战后当选为日本第55任内阁总理大臣，为恢复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他在1959年首次访华，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访问。
10月5日，刘少奇将经过多次修改的《后十条》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即看。
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书写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他写的是：
曹操诗一首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应石桥湛山先生之嘱为笔，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
这一件毛体书法作品点画雄浑，走笔纵横奔放，浓墨酣畅，浑厚老成。
10月10日晚，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河北、河南、湖北。
10月20日，毛泽东在陶铸、王任重、汪东兴陪同下，来到长沙，住在9所，听取李瑞山、华国锋的工作汇报。
华国锋早在4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贵在鼓劲》的文章，介绍了湖南省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岳阳县毛田区的先进经验和革命精神。他在文章中把岳阳县委书记毛致用在一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的论点，发展为“鼓干劲，必须是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鼓蛮劲”。并且提出，要“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
华国锋在这次汇报中给毛泽东背诵了关于毛田区过去生产状况的一段顺口溜：
毛田塅里莫种花，十家种花误九家。种得花来不结果，结了果儿不炸花。
他说，经过科学种田、苦干实干，毛田人民取得了种植棉花的成功，不结果的棉花结了果，不炸花的棉桃炸了花，改变了传统的观念，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一大调整。毛泽东听后兴致大发，问毛田是哪个“毛”字？华国锋说：
“是毛主席的‘毛’字。”
他又介绍了毛田区主要是搞集体经济、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在山上植树、田埂种豆、地里栽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家中挂了不少腊肉。
此时，湖南省3级干部会议和省委二届七次会议在长沙召开，毛泽东特地召来岳阳地委书记谈话，询问这里的工作情况。他还在9所礼堂前坪接见了两会的全体代表，准备同大家合影留念。他同前排的省级干部握手后，又问道：
“哪个是岳阳县委书记？”
岳阳县委书记张月桂赶紧回答：
“我是，我叫张月桂。”
毛泽东当面表扬说：
“岳阳的毛田搞得不错嘛！”
10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0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草稿，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今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之后，10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5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9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1963年5月20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5月20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
一、5月20日的“决定（草案）”，9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2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7个附件，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
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2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
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
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
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
六、效果如何，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
七、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
八、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
九、本通知不要向党外宣读。
中央 1963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泽东将略作修改的《后十条》即《规定（草案）》和《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草稿，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说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就在10月26日这一天，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长篇讲话。
毛泽东曾经在周扬这篇讲话稿上做了20多处的重要修改，阐述了许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道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10月下旬，在浙江进行调查研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毛泽东说：
“这叫作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依靠群众专政。”
他指示谢富治要好好总结这一经验。
10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的第6稿，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1963年11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他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乘飞机到上海商量与法国建交问题。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后，马上告诉在华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毛泽东主席正在上海，我将陪同你们到上海去见毛主席。”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富尔夫妇，乘飞机前往上海。
11月2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富尔夫妇，富尔向毛泽东递交了戴高乐关于中法建交问题的亲笔信。毛泽东风趣地对富尔说：
“两位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
富尔说，我衷心祝愿中法关系迅速发展。毛泽东说：
“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可以加强来往。”
他还说：
“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11月7日，毛泽东在张鼎丞、黄火星陪同下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他在谈话中提到了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并提出了著名的“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
毛泽东在谈到改造人的问题时，说到了对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初稿的意见，他说：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11月12日，毛泽东第4次来到河北中部灾区视察。他鼓励省地市领导人说：
“今年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今年受灾了，明年夏收还是会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指着衡水地委书记赵树光说：
“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时的事，书经有记载。”
他掰着手指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14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他还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指着阎达开和刘子厚，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要把河北从灾难中救出来，要把水切实的治起来。”
他问了林铁、阎达开和刘子厚的年龄，深情地说：
“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已经70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
林铁等人提请毛泽东为抗洪展览题词，毛泽东当即答应了。他还说：
“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11月14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后十条》，并决定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以及毛泽东10月25日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通知》中原来所署的时间改为1963年11月14日），同时下发到全国城乡。
后来，毛泽东在11月16日批示：“已阅，退尚昆即办。”
《后十条》中说阶级敌人反对我们的新特点是对干部拉拢腐蚀，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合法斗争。因此，《后十条》强调说，领导干部要亲自蹲点，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揭发斗争。这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界限”。“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在扎根串连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组。”
11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李富春在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松辽油田的伟大成就，他说：
“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靠进口，现在已基本自给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已经结束。”
11月17日，毛泽东应邀为河北省抗洪展览会题词，他写的是：
“一定要根治海河”。
11月1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五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五评”发表以后，赫鲁晓夫已经受不了啦，不久，他便向毛泽东发出了一封求和信。且待下文详细叙述。
11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长谢富治拟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11月20日
11月22日，毛泽东与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谈话时说：
“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巩固边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国使领馆的案件等等，这是经常要做的。还要研究情况，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
他还说：
“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我们公安工作，历来是与苏联的不同。诸暨县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批发下去，回答两个问题：一、群众是怎么懂得这样去做的；二、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了。你们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作了重要批示，他写道：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对这些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批语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1个批示。
廖沫沙听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后，和周扬、夏衍这些人都打了招呼，他说：
“毛主席已经给你们打了招呼了，你们赶快要采取一点主动，否则麻烦事情就会出现。”
周扬满不在乎地说：
“没有事啊，毛主席是和大家说笑话呢。文化工作从来都是这样的，说什么的都可以，本身就是要人们充分地发表议论和引起大家的争论嘛。”
后来在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人士30多人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彭真、周扬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周扬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讲到了对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讲了话。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泽东在批示中的说法很不一致，他们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且说1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评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毛泽东还谈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说：
“我见过溥仪。我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
他又说：
“溥仪很不满意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1963年12月3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件。信件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
此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全国人大二届第4次会议闭幕式，他让邓小平在会议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来信。
赫鲁晓夫在信中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停止中苏两党之间的公开论战；希望改善两党两国关系，加强两国间的经济、科技合作联系；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他在信中还说：“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对赫鲁晓夫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说：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的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12月11日，毛泽东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于12月9日的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王鹤寿在报告中说，他们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扬《鞍钢宪法》的精神，“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在给薄一波的批示中写道：
“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2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六评”，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给赫鲁晓夫的复信，毛泽东一直拖到1964年3月1日才发出。详情容后再叙。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关于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示，不少资料都认定是“两个批示”，并把这个批语称之为第1个批示。实际上，毛泽东在这方面先后作过3个批示，除了前面说到的11月间的第1个批示，这个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2个批示。第3个批示在1964年6月27日。
12月间，江青到康生家里谈京剧改革的问题，她问康生说：
“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
康生说：
“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江青笑了笑说：
“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
过了几天，江青再一次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
“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
江青含而不露地说：
“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
康生说：
“彭德怀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式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
江青说：
“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我们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康生说：
“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
江青点点头，说：
“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方旱3年。我们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
康生说：
“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
12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委会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1963年11月6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1963年12月7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作夜郎自大。对于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和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的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与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
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体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不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都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
湖南省委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不做调查研究，主观主义的下达许多指标，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1961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致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3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中央 1963年12月13日
12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
原来湖南一师一位姓田的老人因生活困难，曾向毛泽东写信求助。毛泽东便通过周世钊来帮助这位姓田的老人。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较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500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祝好！
毛泽东 1963年12月13日
12月14日，毛泽东在6张宣纸上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并在信封上写了“送交 林彪同志 毛缄”几个字，此件手迹堪称毛体书法中的精品，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
原来在12月5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看到两个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很高兴。毛泽东便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
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11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有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社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700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知已按你的意见布置了没有？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选择一两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的连队的情况做一些大略的调查。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个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例如几个星期）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做宣讲工作。这样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瑞卿）、萧（华）诸同志商酌处理。
祝好！
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
曹操有一首题为《龟虽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萧华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4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4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它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4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4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4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泽东 12月16日
附薄一波同志给我的信一件。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让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于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非常重视。由此，他提出了“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并在给谢富治、彭真的批示中说：“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而刘少奇等人则在《后十条》中强调说：“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在扎根串连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组。”于是，一个与“枫桥经验”和毛泽东“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正好相反的“桃园经验”，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深入开展之际，被刘少奇等人推向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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