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一言以蔽之，“五位一体”——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宏观变化、市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和世界各国的形成及其右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的绩效主义话语、特定国家独有的政治舆论场，以及特定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转向，这种“五位一体”的共同作用导向了列宁主义及其延伸在后冷战时代的系统性失语。
首先是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格局变化。在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时代，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作为马列主义为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主动退出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冷战”。也正因此，尽管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冷战的幸存者，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当代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欧洲—大西洋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也仅仅是在历史的制度竞争的长跑当中暂时地领先几步，他们却自诩成为了历史终结论式的胜利者，自诩成为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霸主。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缴械投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横行无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力量在后冷战时代纷纷凋零，不是被剿灭就是不得不向右转型。曾经显赫一时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现在也不再具有任何的联盟了，纷纷转型成了各国的社会党，而前南斯拉夫各国的社会党也不再试图去维护前南地区的和平与各国的友谊，而是纷纷地转向了北约和欧盟，纷纷的转向了一种实质上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亲欧洲意识形态。后冷战时代这种“西风压倒东风”的根本性变化，是列宁主义系统性失语的宏观政治原因。
1952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召开六大，将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其次，市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和世界各国的形成及其右转是这一失语的阶级基础。在后冷战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下，全球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的飞速扩张使世界各国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个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在各国国内依附于“本国”在后冷战时代涌现出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它在国际范围内依附于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样的市民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必然高度亲资本主义、亲资产阶级。从这个市民社会走出来的孩子们，或多或少地必然对与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至少是不抱有好感，甚至可能十分敌视。也正因此，这种市民社会的扩大会使得更多的小市民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幻想“公平”与“进步”的人，他们当然十分乐于投入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怀抱。
而问题在于，为什么成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也成为了实质上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实质上具有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阶级和社会结构的体现。这种市民社会，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和意识形态上的结构。在阶级上它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其成员耳濡目染的从来都是一套资本主义的政治伦理、政治规则和意识形态。在这种耳濡目染之下，市民社会的成员们都或多或少地、直接地丧失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想象力。他们想象不出超越资本主义及其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要如何从无到有、自我维系、发展繁荣，他们所能想象的极限也只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有限改良。哪怕这些人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最多能够做到的也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号去幻想一些社会改良。
制度竞争的绩效主义话语，通俗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在制度竞争中的暂时落败使资产阶级就能够毫无顾忌地、肆无忌惮地去诋毁、攻击、抹杀任何一支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和任何他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事物。在这个时代，由于在制度竞争当中暂时落入下风，在这种绩效主义话语之下，“共产党人”这个对我们而言光荣的名称，我们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下的市民社会中成为了一顶诋毁别人的大帽子。在这种制度竞争的绩效主义话语之下，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敢表述，甚至是不敢想象自己如何去形成超越资本主义的，或者哪怕仅仅是与资本主义分庭抗礼的政治观点和话语体系。在恐惧之下，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敢坚决地迈出政治上的一步，使他们自己成为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政治上停留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范畴之内。
特定国家独有的政治舆论场同样是一大因素，“特定国家”的范畴主要包括两种国家，第一种以美国、韩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高度发达、高度猖獗、意识形态上高度反共的国家，第二种则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一类特定国家的政治舆论场对马克思主义者堪称赶尽杀绝，使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公开的宣传中停留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范畴。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长期对一切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的、列宁主义者的政治力量去重拳出击，因而美国建制内部最左倾的力量是民主党进步派、伯尔尼·桑德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等一干人马，他们频繁地去引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却不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现任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是不属任何政党的独立人士，但由于加入民主党党团运作，故在委员会编排方面被算作民主党一员。他代表民主党参加过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和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均未能赢得党内提名。
这种同时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现有的美国现有的政治舆论场内部能够推出的，最激进的主张，也只是进行和平的改良，仅仅是在国会和地方通过一系列环保的、“进步主义”的、“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案。根本上来说，他们不敢去提出“革新朝政”之类的政治口号。哪怕就是堪称“老左”的美国共产党和托洛茨基组织，又真地能够在当下或者短期内提出系统性触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纲领吗？很遗憾，没有，他们现在所做的仍然仅仅是去在一定程度上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哪怕是像理查德·沃尔夫这样的，敢讲真话的人，也受到了十分严苛的打压。
在这些国家极端反共的政治舆论场当中，马列主义者几无立锥之地，因而很多可能是马列主义者的个人和群体至少在公开活动时处在介于左翼社民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立场上。当然，这可能是一种现实压力下的策略，但无论如何如何，现状就摆在这里，身处这些“冷战遗老魔怔国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中的确成为了“缩头乌龟”，无论这种缩头出于主动还是被动。
那么第二类就是具有相当浓厚的后社会主义色彩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舆论场同样非常独特。但这一独特同美国等建立了完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方向上迥然相异。为什么呢？在这里以我国为例，在我国的公共政治舆论场上，由于我国在政治框架上仍是一个gcd执政的国家，仍是一个gcd的党章里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neko思想，写着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政党，由于掌握权力的是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并不被资产阶级信任的政党，在公共舆论场上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不存在受到迫害的风险。
共产主义者由于一系列因素，在舆论场上的这种合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定的优越地位的现状，它使得很多形形色色的人都打着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旗号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些人很多时候都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仅仅是因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最方便、最有利。因而，以我国为例，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大帐篷。对马恩列斯毛五个人在马列主义体系当中的这个定位谱系传承、彼此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了解的，这种有很高造诣的马列主义者可以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怎么懂得这些问题，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各种偏差的人也可以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情况下，我国存在着一个很难去理清的大帐篷。而我们面对这个大帐篷能做的也很有限。
以及第五点，特定国家的政策与制度转向。这里更多的是指有后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属于我们在第五点提到的这个特定国家的范畴。还是以我国为例，近几十年里，我国从非常强硬的一套制度转向了向世界敞开怀抱、看起来更加柔和的制度，并且在我国甚至是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一定程度上公共政治和权力政治上的资本主义因素。这些领域的转向也使得传统的马列主义话语裂开了缝。
一方面，在这一进程当中，得利的人想要去修正传统的马列主义话语；再一方面，传统的马列主义话语也由于政策与制度的变化以及政策制度转向所导致的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在我国也开始出现了失语和败落。马列主义没有那么多人信了，而“新事物”的势力又不够强，因而很多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用自己的见解重新解释问题，这样的解释，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对旧有的马列主义话语的拒斥，落入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在这样的一种不同因素的多重微妙作用下，列宁主义以及经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在目前的公共政治和意识形态角斗场里陷入了下风。
在梳理完这些问题的政治成因之后，我们就可以回答接下来的，十分紧要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回到列宁主义？为什么列宁主义仍然有鲜活的生命力？为什么说，要真正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仍然应当成为列宁主义者？这几个问题是一以贯之的，为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仅仅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或者脱离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有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有，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在和他们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同事共事。尽管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党向左拉一步，向左拉两步，但这并未起到作用，他们也没有去另立新党或者采取其它更为强硬的措施，仍在部分地容忍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北欧很多的社会民主党在抄录马克思主义词语、改写爱尔福特纲领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抄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为何我们说这些社会民主党仍是或多或少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呢？我们说为什么这些政党他们的实践不能被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拿来指导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实践，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复归到列宁主义呢？在这里我们就列宁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在这几个问题上的立场来进行一个比较，来回答“为什么仍是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问题。
爱尔福特纲领，又称《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一年纲领》。在1891年10月14—2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在19世纪末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具有很大的威信和影响。
首先，列宁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和现有的危机是否做出了政治性的回应，以及做出了什么样的政治性的回应？如果大家现在就读一读社会党国际或者我们的“老朋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文件，那么我们会轻松地发现，这些社会党已经不再谈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危机的问题和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构想了，他们已经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获得相对优越的地位、相对较好的福利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正”。总而言之，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现有问题不仅是没有政治性回应，甚至可以说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不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处于系统性、结构性危机之中。
但事实上，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哪怕抛却一切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我们也能看到现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动摇和崩溃与日俱增。右翼社会民主党普遍忽视了这一现实，即使他们看到这一现实，他们也仅仅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所以，也正因此，右翼社会民主党在第一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现有危机的认识与现实与政治性回应这一点上是不及格的。而列宁主义，尽管列宁主义以及列宁主义者在上世纪遭受重创，但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判始终是一致的。那就是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深重的危机，已经难以为继，我们要利用这个危机建立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列宁主义力量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探索“如何做出回应”这一问题的解。尽管列宁主义者们在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具体行动上没有达成一致，没有重塑团结，但是列宁主义者正在做出回应。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种“至少主义”，因为列宁主义者正在进行的不是安于现状的至少主义的辩护，而是对于未来道路的探索。所以在第一点上，当然了，平心而论，我是从马列主义者的视角出发的，所以我的回答当然有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现有危机进行认识、界定与政治性回应的这个问题上，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相比起来，列宁主义者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未来、对全人类的幸福更加负责。
第二点，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性批判，这一点我想如果各位听完了我说的第一点。也无须我过多赘言。只要翻一翻社会党国际、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其它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就会发现社会民主党大多认为，现有的各种公共治理危机并非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我们人类无法审慎地利用自己的力量，世界各国、各大强权无法有效地去重建信任团结。
另一方面，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党强调本国的危机与困境源自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因而要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但是归根结底，不管是各发达国家的右翼社会民主党，还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有一定民族解放运动色彩的社会民主党，现在也都普遍地抛弃了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性批判，放弃了从科学性批判的立场上出发去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我们当中有很多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北欧模式抱有幻想，但是北欧模式本质上是什么？北欧模式本质上是几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体量不大但地位相对优越的小国利用体量较小而产业链地位较高的优势，建立的一套在国内进行经济社会化和福利主义再分配的制度。这一制度不可能推广到全世界范围，更没有办法推广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也正因此可以说北欧模式它仅仅是资本主义边缘的，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它无法张开大门容纳整个世界。
所以，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普遍地放弃了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性批判。在这里我推荐大家读一读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到现在的几份政治纲领，以资充实论据。
1959年巴德·哥德斯堡非常代表大会
《哥德斯堡纲领》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政党等概念，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一节如此阐述：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
第三点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想象力，其实这一点也已经无需赘言，在前面我就已经谈到过了这个问题——列宁主义者始终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探索如何超越资本主义、过渡到全新的制度和体系、奔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右翼社会民主党，不管是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英国工党的领导人，不管是舒尔茨，斯塔默还是梅朗雄，都放弃或者回避了这一问题。哪怕是法国“新人民阵线”的生态社会主义也并未真正触动资本主义。
第四点，现实政治问题上的有效立场和内在自洽。有效立场就是说，我们的立场不光要说得好看，还要具有付诸实践的可行性和不被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稳定性。基于这一点，列宁主义强调的，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对无产阶级实施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有效的立场，因为它能够捍卫其自身。而像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要通过选举和平夺取政权，此后再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依靠“容纳所有人”的民主共和国通过民主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不是一种有效的立场。
为什么？因为它无法实现，是完全做不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间战期大大地降低了在政治问题上作判断的标准，认为既然已经建立起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并且社会民主党参与了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和宪法的起草，并且首任总统也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社会民主党就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实现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目标。即使是通过玩弄标准和定义来自吹自擂，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没有稳定地赢下去，也没有稳定地把自己的纲领推行下去，反而遭到了最严酷的法西斯专政的镇压。
战后的形势同样如此，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鼓吹“第三条道路”，宣传要既超越苏式社会主义也超越自由资本主义地实现一套人道、民主的社会制度。但问题在于，第三条道路它的内核在本质上就是利用财政手段和社会政策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去培养起一批小生产者和小市民，让小市民的钱兜里多几个钱。这也就决定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甚至不需要资产阶级刻意搞什么政治阴谋，一旦政府财政陷入危机，这一路线就会立刻土崩瓦解。工党下台、社会民主党也下台后，保守党一重新掌权，就能轻而易举地取消他们的改良政策，重新搞一套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策。就说明，哪怕是到了当代，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党在现实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无效的。
颇为应景的是，由于预算和经济政策争端，德国总理朔尔茨星期三宣布，由于缺乏“合作的信任基础”，已解除财政部长林德纳的职务，执政联盟也破产了。
内在自洽指的是，基于一套一以贯之的、没有根本性内在矛盾的政治话语和政治逻辑，推导出立场、路线和政策。在这一点上，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毫无疑问也是错乱的，不管是100多年前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还是如今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其立场、路线和政策都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以最近被选上去的这个斯塔默为例，这个所谓的工党领袖自己是工人阶级吗，在当上工党党魁后也不为工人阶级服务，他选上去就是为了以工党领袖的身份当首相。那工党又要怎么去弥合英国的伤痕、消除资本主义这一结构性危机的病灶，或者至少治愈资本主义的弊病呢？这一使命和斯塔默与工党的现状之间怎能不存在根本的撕裂和分歧呢？
在这四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意识到，如果说你要是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发展自己的理论和政治实践，那么你到最后一定会由于你要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有科学性的认识和批判、对资本主义现有的结构性危机有明晰的认知和有效的政治性回应、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想象力，以及有在现实政治问题上的有效立场和内在自洽而选择旗帜鲜明的列宁主义。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听众会感到遗憾——难道我不能选择成为卢森堡主义者等非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成为左翼社民主义者吗？很遗憾，卢森堡主义者等非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社民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间地带，是一个列宁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并不是稳定有力的政治话语体系。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左翼社民主义的政治力量普遍地消融在了共产党和右翼力量的对立之中。从政治的逻辑上来讲，左翼社民主义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方向上的不完全、不彻底的发展和延伸。左翼社民主义它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革命等诸多问题上的保留，而这一保留在现实政治当中是致命的。这也就决定了左翼社民主义它无法稳定地成为一种真正能够与列宁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庭抗礼的，自成一家的意识形态。
所谓卢森堡主义者等其他的非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支脉则普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谱系内的各种流派当中，在政治绩效、现实问题上成就最耀眼的也就是列宁主义。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整体地转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面。不管是卢森堡主义也好，还是所谓的委员会共产主义、左翼共产主义也罢，最大的问题之一就在于无法取得足以支撑起话语的政治绩效作为自己政治话语的支撑和佐证，从而使得他们的政治话语流于批判，而建设性不足，无法真正有效地勾勒出重塑未来的方案。在此我的看法始终是一致的——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要在政治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到最后就必然会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如果他成为了各种程度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他也会在最终不可避免的接触、理解并认同后世对列宁主义的发展与革新。
我们要谈一谈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系统、宏观的层面革除社民主义的倾向并复归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因素。当然这种复归不是简单地走回头路，而是走一条新路。首先，这样的一种复归，它是有阶级基础也有必要性的，它的阶级基础就是在后冷战时代曾经煊赫一时、如日中天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以及依附于它存在的市民社会的破产。尽管这可能只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中的一轮长波，但具体到现实的问题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现有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瓦解、摇摇欲坠，其主导者无力维护，而潜在挑战者又没有完全接手并维护它的能力。依附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后冷战时代的市民社会也正在破产。
这种市民社会的破产，就意味着相当多的小市民会成为他们曾经不愿意成为的“不那么体面的人”，说地空泛一点叫做社会的底层，而说地具体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饱受压迫的劳动者。这也就会使得许多小市民不是向左转就是向右转。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做的是促成更多的人向左转，促成向左转的力量日益发展，更加壮大。
复归的政治基础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当代右翼社民分子的首鼠两端以及失败。就此而言，还是请各位参考“我们的老朋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非常丢人现眼的政治表现，从2021年上台到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处理德国国内外的一系列危机当中是相当无能。归根结底，他们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的超越，也就只能利用资本主义内部各项日益失调、日益失效的调节工具无用地试图缓解资本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新、越来越病入膏肓，但是右翼社会民主党还是在给资本主义国家吃老药、吃旧药，旧药显然是治不了新病的。
另外一方面，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现实的政治问题上同样首鼠两端。他们在政治问题上都是去满口仁义道德，满口辉格史观的词语，却回避了工人阶级现实的，尤其是在政治上的需要。这种首鼠两端也会把工人阶级赶离他们那里，使得工人阶级要么拥抱能够重整旗鼓的左翼力量，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要么使得工人阶级对右翼社会民主党垄断当代左翼阵营话语权感到失望而向右转。
具体而言，许多欧洲工人开始为AfD、法国国民阵线、改革党等欧洲语境下的所谓极右翼政党投票。在这两个基础之上，对于市民社会破产基础上重新成为无产者的市民们而言，向马列主义复归又是有政治必要性的。这种政治必要性的来源正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和全面右转的历史教训。也正因此，我们要寻求突破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就需要去正视马列主义。
我们可以从之前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看到：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主义者”党团（ECR）从69席增加到73席，极右翼的“身份与民主”党团（ID）从49席增加到58席，跻身欧洲议会第四、第五大党团。
既然要正视马列主义，它也就向我们——不管是现在的听众，还是自认为马列主义者和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提出一项重要的政治要求——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政治话语的奴役，在思想上解放自己。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生活在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占据上风的这个年代。也正因此，这或多或少地会让我们的观念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政治话语、资产阶级道德伦理的影响，我们也就有必要在探索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如何在斗争当中斗败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这个过程当中思考，有哪些观念是资产阶级强加给我们的、有害的精神毒品。例如，资产阶级满口“反对政治暴力”的口号，却对一切反对剥削的力量重拳出击。资产阶级自己就在无时无刻不破坏着他们自己确立起来的资产阶级道德，却又要求受到他们统治的每一个无产者去遵守这套道德伦理。这些道德伦理在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真的要所谓提高统治者的道德水准。
所以说，向马列主义复归，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在座的各位听众，更是每一个想要在政治上确立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基本立场的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摆脱资产阶级政治话语的奴役。这也就意味着，既然这种复归是要求我们在思想、行动和政治上都解放自己，我们也就绝不能守旧。我们要从谱系学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体系进行一场有效的再厘定，通过这场再厘定来梳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脉络。并且搞清楚现在我们能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当中重拾哪些可用于今日之斗争的思想武器、政治武器。
例如，如何界定马恩列斯毛五大导师的地位，以及在五大导师之后有没有第六大导师。如果有，谁可以，为什么；如果没有，为何；要从哪些问题出发去发掘我们的第六大导师；或者，如果不会再有第六大导师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共同团结地去解决哪些问题……我们都需要从谱系学的视角出发，基于这些现实的问题和需要，再拟定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话语的体系，从而使得我们对过去的回顾导向对现实的清晰认识，再由对现实清晰有效的正确认识为我们在未来开辟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之路指明方向，
最后，请允许我用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的结语。关于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想列宁在这里说的很明确了。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使资本具有无限权力，使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可是有教养的先生们，你们竟把这个起码常识也忘记了。
从这个起码常识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年代，当阶级斗争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只有傻瓜和叛徒才会用空谈“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来支吾搪塞。事实上，一切都是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局来决定的，而中间的、中等的阶级（包括全体小资产阶级，因而也包括全体“农民”），必然动摇于两个阵营之间。
问题在于这些中间阶级归附哪一个主力——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形，谁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丝毫不懂得社会主义，谁实际上就是盲目地跟着资产阶级跑得庸人和市侩。谁懂得这一点，谁就不会让自己受“自由”和“平等”的空谈所欺骗，谁就会想到和谈到实际问题，就是说，会想到和谈到那些使农民同工人亲近，使他们结成反对资本家的联盟，使他们达成反对剥削者、富人和投机者的协议的具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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