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子，在明确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的问题上，张国焘又一次感到了压力。
红二、六军团拿定主意准备北渡金沙江前来会合后，张国焘又一次转开了小九九。
4月1日，张国焘以他那个“第二中央”的名义，下达了一个《对于目前红四方面军行动任务的指示》，又一次对已达成“北上”共识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和朱德、刘伯承等人玩儿开了小算计小心眼儿。笔者虽然因为本书篇幅所囿无法引出这个“指示”的全文，但与2月上旬的那个《康道炉战役计划》一样极具鲜明“国焘特色”的要点，那还是有必要列出的。
“指示”中的“国焘特色”如下：
一、“北上”的目的地的置换：虽然不再忌言“北上”，但“指示”中借“我军自转移兵力至西康地区，敌必估计我有两种企图”的“之一”道出并暗示了“北上”的目的地：“北进甘、青以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
有朋友可能会认为这样推理过于牵强，“张主席”这不是在分析敌方对我方之判断么？而且蒋介石不是一直对红军——包括年前北出陕甘的中央红军，都有过这样的判断么？但笔者提出的这个判断，是有着“张主席”此前此后的言论和行动作为依据的：张国焘就是孜孜于这个方向！孜孜于这个方向的本质涵义就是：寻求偏安于一隅，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
“张主席”后来还真把他借敌人之口道出的“北上目的”变成了自己的策划：
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一方面停留川、康将不得不以英帝国主义为主要斗争对象，这就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另方面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地区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
……
中国西北部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地大物博，我们可进退自如，发挥我们运动战的特长，以西北为根据，向中国东南地带发展；其次，西北地区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敌人要进攻我们，增加更大的困难；中国西北少数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更是我们的助力；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这些有利的条件，便利于我们开辟一个新的更大胜利的局面。[1]
看见没有？“张主席”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了，但要给“北上”塞进自己的“私货”：北上，不是与党中央会合，而要在比党中央更西的“西北”自创局面！可钻进了牛角尖的“张主席”为什么就不想想：这边厢的康北都撑不下去了，那边厢至少跟康北一样荒凉甚至更荒凉，又该怎么解决生存问题？遑论“发展前景”？
二、“指示”中关于红四方面军当前任务的文字如下：
我们的行动计划与当前任务。为实现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报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最近的行动计划：
⑴首先消灭李抱冰，配合二、六军。
⑵首先赤化西康道、炉、甘、瞻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北开展。
三、目前的具体任务
目前是我战斗准备时期，除随时准备作战外，必须执行下列工作：
⒈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振作全体指战员的精神，号召艰苦斗争，发奋图强，在日常生活中与一切散漫松懈消极投降困难等现象作斗争，严整纪律。
⒉各军在此时期应分别进行战斗计划的准备工作。卅军应即侦察康、甘、青一带情形，准备北进的计划；九军应即准备搜集材料，消灭李抱冰取康定的计划，并在部队中立即完成战斗准备；四军、卅二军应即准备取雅江、理化的计划；卅一军应即准备巩固现阵及东渡岷江的各种计划；五军应即定出由观音菩萨河北进阿坝、班佑的计划，以及观音区与炉、甘区打通的计划。[2]
看见没有，张国焘仍然孜孜于《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中那个“相机取康定”，仍然孜孜于把“相机取康定”再度变为“决取康定”，仍然要“首先消灭李抱冰”；虽然也说到“向北”及其相关准备，但仍然孜孜于“消灭李抱冰取康定的计划”，仍然是“扩大南下胜利”的路子！
此前的3月26日，随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的林育英曾经发来过一个电报，在通报了东征的战况及相关统战情况后，表达了希望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三省之间及陕南行动为宜”[3]的意见：
甲、国内国际形时局急变，张学良同意我们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主张谈判。已谈判两次，与王以哲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蒋系分化为两派，左派同意我们的主张，右派反之。我们正与蒋之代表谈判全国红军集中抗日……。
乙、我军策略联奉抗阎，肃清抗日道路。连日大胜消灭晋军三个旅，占领石楼、中阳、汾阳、孝义、灵石、汾西、濕县、永和广大地区。侵犯陕北晋军五旅、全部溃退出境，我军京复吴（堡）张井岳秀程、高桂滋在我包围中，而胡宗南主力仍在甘南、松泾仅一旅。王均在天水、汉中之间；毛炳文在庆阳；于学忠在兰州；奉以主力在陕甘宁边及渭北。
……
丁、……四方面军第一步以向川陕甘三省之间及陕南行动为宜。闻你们通过马塘，现达何处？盼告。[4]
——这里的“马塘”，位于鹧鸪山北麓下，年前红一、四方面军北上时经过的地方。
然而，几天后的3月31日，林育英所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应：
育英并转晋西同志：
㈠二、六军团到盘县、亦资，在长期作战中极疲劳，拟北进与我汇合。
㈡我现取道金川、甘、丹、绥地区准备取康定，策应二、六军团。康定地区粮食充足、物质较好。据情报你们占汾河东之霍县、赵城、洪洞一带，我们认为如有可能，你们仍以移到晋西北，设法过河，仍应回到陕北为好。此时陕北仍应为我们活动地区，孤军突出，目前实不合宜。
朱、陈、徐、张
卅一日[5]
这个回应非但没有林育英所期待的“北进”意图，而且把“相机取康定”变成了明确的要“夺取康定”的决心——而且还声称“康定地区粮食充足、物质较好”。这也就是说，张国焘要求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的目的，并不是日前他们刚告知“贺任关”的“共同北上”，而是打主意要和红二、六军团一起在康定把屁股坐下来！这个意图，张国焘本人在次日在道孚召开的红四方面军和川康省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说得更为直白：
这一带地区是农业与畜牧的社会，而畜牧地区也比较固定，在粮食的给养上是无问题的。光就我们已到道孚的队伍来算，每日有八万斤粮食就够了。
单拿炉霍每年出产二十五万石粮食来推算，那么，我们整个部队在那里住三个月才吃去五万石粮食，再加上牛羊的出产，那么，粮食是极其充足的了。
当然，如果说我们有吃，百姓没有吃，或者百姓有吃，我们便无吃，那当然是不行的。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此地粮食的充足也决不会发生如此这般的事实。
……
总括说来，就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过路，而是要巩固这一地区，作为我们根据地的一部分。[6]
这番话大部分内容是信口开河的忽悠，完全无视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以来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当时的西康地区是指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区域和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13个县——实际有效行政区域仅为金沙江以东地区（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域)，[7]人口仅25万余人[8]。红四方面军当时所取得的甘孜、炉霍、瞻化、道孚四县地处高寒，人口不过10万，年产青稞仅3500万斤（人均350斤），自给尚且不足，一支数万人的大军挤进来“与民分食”，情况能有张国焘忽悠的那么美妙么？[9]
据民国34年（1945年）9月西康田粮通讯载，西康省（这其中还包括了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区所属的天全、芦山、宝兴、雅安、荥经、汉源等6县）粮食生产状况为：“康属[10]总计为43.75万石，田赋征收3.1万石，民用为40.65万石，仅是当地人口之食用，而旅居、戍军、公务人员及牲畜之食用尚无所出”。[11]
林育英于4月1日回电，理所当然地对张国焘等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甲、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乙、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丙、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
丁、一方面军已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目前阶段在山西造成根据地，正胜利前进。民众拥护如潮涌，近日扩红近万。[12]
这个电报是林育英在晋西会议后随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返回瓦窑堡的途中发出的。
甭怪林育英有脾气，对张国焘“前腿迈出后腿哆嗦”的脾性，连徐向前也有了脾气。
“张主席”偷天换日不断蚕食灵关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领导层达成的“会师北上”的共识，不可能不在已经痛定思痛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生出反感来。如果说他们对张国焘以认同“北上”为前提来偷换的“西北”还没有生出太多敏感的话，那么继续再纠结于“扩大南下胜利”或相类似的作为，他们照样也会“忍无可忍”。
毕竟天天都要面对的“吃饭”问题实在是太突出，也太现实了！
苦中作乐——朱德总司令主持的挖野菜比赛
4月中下旬，红二、六军团抵近金沙江畔前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曾迭电朱德、张国焘，请求红四方面军派部队前来接应。而这个时候红军总部已令红四军十一师[13]、独立师和红三十二军从道孚南下雅江。19日，红三十二军扎筏强渡雅砻江，当夜占领雅江县城（现名河口，当时的县治，与今县治所在地本达宗隔江相望）。红四军十一师、独立师随后赶到，一夜之间造出了三条木船渡过雅砻江。随即派出一部翻越高尔寺山向东俄洛侦察，并消灭驻康定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派出的别动队百余人。[14]
4月27日，奉红军总部令，红三十二军从雅江西出理化（今理塘）、南下稻城。红四军十一师、独立师则留守雅江一线，准备阻击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三部李韫珩的西进。迄至5月6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经红四军政治委员王建安转令红三十二军“勿再前进，速筹粮欢迎”[15]止，红三十二军连续翻越了剪子湾山（海拔4455米）、依比嘎（海拔4722米）、喜麦拉卡（海拔4585米）等3座雪山，多次击破当地土司、头人的武装拦截，已进至理塘的木拉-甲洼一线。
这段时间，已率红军总部进至甘孜的张国焘仍然放不下“消灭李抱冰部”的纠结，再次以“接应二、六军”为由，于4月20日10时以“朱张”名义致电尚在道孚一线的徐向前、王树声：“会合二、六军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雅江李敌，并伸到乡城以及金沙江边去迎接二、六军”，“我们主张树声先率九十三师两团经扎坝去雅，向前续带九十三师一团跟进，该方由向统一指挥”，“必要时可将九十一师全部亦开雅江”，“我们应以足够兵力扼住雅江要点，确实保障瞻、理、乡交通”。[16]
张国焘的意思是“南出西会”：南出康南，向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果如此，“灵关共识”又有可能生出诸多变故来，而且“吃饭”问题会更加突出。
深知张国焘为人的徐向前这回真的有些“忍无可忍”了：康南的情况还不如康北，雪山纵横，道路崎岖，江河险恶，人烟稀少，敌我双方都摆不了大部队，张贤约、胡奇才率几千人的红十一师南下雅江还得从扎坝馈粮，能够把李韫珩挡在高尔寺山以东就不错了，现在还要调那么多部队南下雅江，饿着肚子还要再打“相机消灭”人家的主意，这是要死还是要活呀？
21日，徐向前以空前不客气的口吻给朱德、张国焘回了一电：
焘、朱：
（甲）我军是否想在雅江附近与敌决胜负？
（乙）大小金川反动大活动，若以五军两团巩固绥、崇，兵力太不足，不然只有与反动补充枪。
（丙）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大军往返减员必大，且天候亦不允许，我们迟迟而行。
（丁）与二、六军会合，一面要我们配合，一面仍须他们巧于运动，并不在我们要出很大兵力怎样与敌打，因敌人亦无法用大兵。
向前[17]
徐向前的这个电报除了口吻“空前”外，道理也讲得空前的理直气壮：一、明确重申“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二、明确道出不能再在南北之间搞“大军往返”；三、明确以反问的口吻告诉“张主席”，甭再打“相机消灭李抱冰夺取康定”的主意了。
徐向前讲话，上次没和老大搞好关系，别人还不好说谁对谁错，这回要再跟老二搞不好，那就肿么着也说不过去啦……
徐向前的这些道理句句都讲得很在理：接应红二、六军团的确不需要太多兵力。这一来是这边厢没有敌人正规军；二来是粮食这个瓶颈制约了派出兵力的规模，“大军往返减员必大”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二、六军团在康南会合，这个窘境将更为严重，北进会更加困难；三来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必要跟李抱冰死磕，维持现在这个“谁也吃不了谁”的局面对红军实现会师准备北上的工作并无不利。
23日，朱德、张国焘得到了红二、六军团已占领鹤庆的信息，也松了一口气：“目前主要是会合二、六军与准备北上，必要时才取夹击李敌，南出西会之一着”[18]；27日，得悉红二、六军团已在渡江，朱德、张国焘再电徐向前作了一番安抚：“二、六军今明可全渡江，会合已无大障碍，全军雀跃。九十三师亦可暂停扎坝；十一师住雅州；三十二军到雅、稻道上去迎接”，“此后重心为北进及对康定和懋、丹两方。兄可不去雅。拟约昌浩“五一”后来炉霍。请兄亦于‘五一’前后来炉共商大什。”[19]
自灵关会议达成初步共识后，经过两个多月的磨叽，“北上”终于被办成了定局！
20世纪60年代，陈昌浩谈到过这段时间他们为把“北上”办成定局的努力：
……中央已到达陕北，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大家打了一支清醒针。当然张国焘是不会变的，我自己的脑子也开始清醒了一些，证明我们过去的估计是错了，这时是36年春天。以后听说二方面军快来了，又做了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中央的到达陕北和二方面军的到来，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从这时起我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动，想到我们过去反党反中央是大错特错，那时与张国焘在思想上开始有距离。这时张国焘路线已开始动摇，我们想去与中央会合的思想逐渐增多了，象不孝的儿子回心转意后想回到父母的怀抱一样。向前和军的干部的思想也是这样。以后在那里也呆不下去了，心向着陕北。……实际上北上的意见以前已经占优势，四、五、六月份就已经开始准备，三次过草地的准备是很充分的。[20]
“北上”成了定局，首先还是缘自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痛定思痛后的觉醒！
老总把犁，要为炉霍群众留下了一季庄稼
注释
[1]《张国焘“第二中央”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1936年5月21日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1～第5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张国焘第二“中央”对于目前红四方面军行动任务的指示（1936年4月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4～第8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林育英关于当前形势致朱德、张国焘电（节录）（1936年3月26日）》，《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 （资料编辑）（1961年11月18日军事科学院油印资料）》第18～第19页。林育英发了此电时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四江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史称“晋西会议”），所以可以认为这个电报代表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意见。
[4]《林育英关于当前形势致朱德、张国焘电（节录）（1936年3月26日）》，《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 （军事科学院资料编辑）（1961年11月18日）》第18～第19页。
[5]《朱德等关于准备攻取康定策应红二、六军团致林育英电（1936年3月3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张国焘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1936年4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14～第4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在西康正式建省之前的1938年7月，民国政府又将四川的雅安、芦山、天全、荥经、汉源、宝兴、越巂、冕宁、西昌、会理、昭觉、盐边、盐源、宁南等县及金汤、宁东2设治局划入。（《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第24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8]《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志》第2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月第1版。
[9]《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第27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0]正式建省后的西康分作康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金沙江西的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但实际有统辖地区仅为金沙江东的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地区）、宁属（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大部分地区）和雅属（今四川省雅安市属大部分地区）。
[11]《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志》第8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月第1版。
[12]《林育英关于不同意红二、六军团进入西康致朱德、张国焘电（节录）（1936年4月1日）》，《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 （资料编辑）（1961年11月18日）》第19页。
[13]这个番号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不洽（回忆文字称为十一师），但时任红四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在其日记中使用的是十二师的番号，因其时正值红四方面军整编部队，有可能番号有过互换。
[14]张贤约《雅江阻击》，《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下）》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15]《张国焘、朱德、徐向前为速筹粮欢迎二、六军团致王建安电（1936年5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张国焘、朱德关于迎接红二、六军团的部署致徐向前、王树声电（1936年4月20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24～第10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7]《徐向前关于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致张国焘、朱德电（1936年4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朱德、张国焘关于会合红二、六军团准备北上致陈昌浩电（节录）（1936年4月23日）》，《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 （资料编辑）（1961年11月18日）》第23页。
[19]《朱德、张国焘关于商议与二、六军团会合后的行动方向致徐向前电（1936年4月27日11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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