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马斯克的全盘押注，赢了。曾调侃若特朗普败选，自己将“面临牢狱之灾”“要逃离美国”的马斯克，此次动用了巨额钱权资源为特朗普摇旗呐喊。那么，他在特朗普胜选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为探究这一问题，本号特整理了多家外媒分析。文章指出，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富豪想借助特朗普推行永久的遗产税和富人税减免政策，并将企业税率的减免时间进一步延长。早前拜登提议对未实现收益的资本部分征税也是硅谷富豪倒戈的关键，他们认为哈里斯极有可能延续这一提案。另一方面，哈里斯等民主党人遵循常规政府流程，难以实现硅谷的政治诉求，马斯克就对拜登把他排除在电动汽车政策决策流程之外耿耿于怀。而特朗普则显得“诚意十足”，不仅承诺放松对加密货币的监管，还要给科技公司提供更多军事订单。
外媒还指出，这批硅谷新贵参与政治的方式展示出新面向。相较于在幕后输送政治黑金，硅谷精英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甚至在社交媒体公布资助金额，并不受道德和自我怀疑的束缚。虽然马斯克调侃特朗普败选自己将“完蛋”，但相较2500亿身价，其投入的7500万政治资助根本算不上什么。众多评论家认为，这对马斯克是一个赌注非常小、但很可能有超额收益的赌博。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二十三，三篇文章分别编译自Capital&Main《为什么硅谷精英希望特朗普成为“美国CEO”》（Why Some Silicon Valley Billionaire Bros Want Trump to Be the 'CEO of America' ）,纽约时报《科技亿万富翁如何成为了共和党的新金主》（How Tech Billionaires Became the G.O.P's New Donor Class）,大西洋月刊《技术威权主义的兴起——硅谷的主导意识形态》（The Rise of Techno-authoritarianism）,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为什么硅谷精英
希望特朗普成为“美国的CEO”？
✪ Daria Solovieva | Capital & Main
在硅谷，创新就是货币，颠覆就是王道，一场令人惊讶的政治转变正在发生。虽然大型科技公司有支持民主党的传统，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硅谷精英开始公开支持特朗普。这份名单包括犹太裔投资大佬比尔·阿克曼、靠比特币起家的美国版“海尔兄弟”泰勒和卡梅隆·文克莱沃斯、PayPal和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等。“散户英雄”查马斯声称他将从民主党的阵营倒戈，而曾经抨击国会山骚乱的大卫·萨克斯也对这位前总统表达“忠诚”。
这些手持亿万财富的硅谷大佬们，并不一定认同共和党的价值立场，也不是突然开始“欣赏”特朗普的人格作风的。相反，他们经过了深思熟虑，希望能进一步介入政策议程，以形成有利的监管环境和决策机制，进而将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在自己手中。
硅谷精英中的民主党支持者马克·库班抨击道：“（这些新右翼）与其说支持（特朗普），不如说是在收买。他们试图让自己掌握控制权，”“他们希望成为能决定特朗普意见的关键分子。”
▍核心利益一：对企业和富人减税
在这些亿万富翁的愿望清单中，最重要的是让特朗普承诺实施永久的遗产税和富人税减免政策。特朗普也向他们承诺，将延长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进而将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
此类政策使最富有的美国人受益匪浅，而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仅仅4年后，也就是特朗普任期结束时，美国的赤字增加了2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企业的减税和避税将加剧收入不平等。ITEP（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几乎所有避税政策的好处都流向了白人股东、外国投资者和精英，并没有让打工者受益。”
报告还指出：“股东的受益进一步助长了企业权力的失控，致使企业在大部分情况下优先考虑股东的利益，而不是员工和消费者的利益。”
CBPP（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的报告指出，特朗普的减税法案与小布什的如出一辙，给高收入者带来了意外之财，却未能惠及工人。他们认为，延长这些减税措施是以牺牲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为代价，来保障富人的收益。
▍核心利益二：资本利得税和行业监管
科技精英的倒戈也与拜登在退选前提出的征税计划有关，他希望对未实现收益的资本部分征税，而这是压垮风投a16z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主党）太疯狂了，他们显然想借此谋求巨额利益，”Palantir 联合创始人乔·朗斯代尔表示，“99%的投资者都明白这将造成多大的破坏——它将摧毁我们的创新世界。”
拜登的提案涉及范围有限，主要针对拥有超过1亿美元财富且主要为流动资产的个人。如今的哈里斯虽暂未强调未实现收益，但她明确了收取利得税的人群范围，即向收入100万美元或以上的人群征税28%（原20%），这也影响了部分富人的观感。
特朗普承诺将放松监管是吸引科技精英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这将带来宽松的反垄断执法环境，为“不受约束的企业增长”铺平道路。尽管这保障了巨头的利益，但长远看将会抑制公平竞争和创新。
ITIF（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创始人阿特金森表示：“特朗普更像是一位‘CEO’总统，他倾向于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来做决定，而不是通过繁琐的政府流程，譬如19次会议或四级备忘录来进行跨部门活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硅谷精英）会觉得，‘如果我们能与特朗普开一些闭门会议，我们的议程便可以落地’，这与哈里斯政府不同。”
特朗普对加密货币领域的示好也点燃了一些科技精英的热情，他承诺任命一位“建设未来、而不是阻碍未来”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暗示加密货币的监管将得到放松。尽管这会使加密货币投资者和企业家获得收益，却会让散户在已经十分动荡的市场上承受更大的风险。
也有许多政策专家指出，拜登政府缺乏首席技术官，且400亿美元“高速宽带”项目的执行不力也让硅谷倍感沮丧。这使他们认为特朗普的上台将更有利于科技行业的发展。这些硅谷精英认为，特朗普虽然对移民立场强硬，但他们可以对特朗普施加影响，来制定有利的人才引进政策。
近日特朗普对马斯克“政府效率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提议更增加了硅谷精英的信心。
▍未来风险：牺牲经济的长期健康
硅谷里反对特朗普的力量也已集结起来，即一批觉得自己被“污名化”的科技精英们。“外界传言硅谷和科技行业正转向‘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甚至不只是右翼，而是右翼的分支，这让人感到沮丧。”
他们担心，减税和放松管制带来的短期利益可能会以牺牲长期经济健康和社会稳定为代价。红杉资本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警告称，MAGA精英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特朗普从不授权过多，他倾向于绕过部门做决定，这使得他的决定有一种危险倾向，即牺牲大多数来换取个人利益。正如库班所形容的，“科技精英已经到了想要自己控制世界的地步”。
科技亿万富翁如何成为了
共和党的新金主
✪ Jonathan Mahler, Ryan Mac and Theodore Schleifer
《纽约时报》记者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马斯克都为两党候选人慷慨解囊。他曾多次拜访奥巴马总统，并邀请他观看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但他不想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掮客，他有更大的野心——他的商业帝国遍布全球，他与各国政府谈判。他似乎认为自己比美国的任一政党都强大。
马斯克出生于南非，后来成为加拿大公民，他曾承认，当他在美国创办第一家公司时，他的移民身份处于“灰色地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时候，悄悄捐赠了5000多万美元用于攻击民主党的广告宣传。最近几个月，他开始沉迷于特朗普的“阴谋悖论”：民主党鼓励移民，是为了创造更多的民主党选民。如果这次特朗普不能上台，美国将再无“自由选举”。因为民主党会利用移民来赢取票数。
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精英成为了共和党的新捐赠者，他们不再像黑金捐赠者那样偷偷摸摸，反而公开表示对特朗普的支持，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布捐款金额。他们自信且雄心勃勃，且毫不掩盖自己靠利益驱动，并不受道德和自我怀疑束缚。
虽然马斯克备受瞩目，但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才是硅谷“新右翼”的先行者。他鼓励了一批保守、具有煽动性的媒体人，勾勒出一个硅谷“反动运动”的框架——推翻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精英集团。2016年蒂尔拥抱了特朗普，捐赠 125万美元支持竞选，2022年他又在万斯的参议院竞选中捐赠了1500万美元。
以彼得·泰尔为代表的“MAGA黑手党”虽然备受瞩目，但他们并不是硅谷的多数派。而马斯克算是比较后期才加入进来的。过去几年，他一直在走自己的路，直到被各种力量推向右翼。这其中包括加州的疫情防控，导致特斯拉工厂的利益受损；拜登将他排除在电动汽车政策的会议之外；他的孩子决定变性，这也使他感到愤怒，他认为他被性别“肯定”护理（gender-affirming care，译者注：即当儿童或青少年对性别的认同与他们出生时所“分配”的性别相冲突时，医疗机构将采取一系列的肯定性别认同的社会、心理、行为和医疗干预措施）的说辞欺骗了。
随着特朗普的硅谷资助者越来越多，他开始在竞选活动中做出新的承诺，譬如使美国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解雇拜登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承诺给科技公司更多军事订单；并废除一些制约人工智能发展的行政命令等。Paypal元老之一、著名民主党捐助人里德·霍夫曼认为，特朗普的硅谷资助者完全是利益导向，“他们在想，‘他能被收买吗？’、“那她能被收买吗？”，并得出答案——哈里斯和拜登难以收买，但特朗普将是他们有生以来最容易收买的总统。”
马斯克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他起初声称不想公开支持特朗普，但是想声明“反对拜登”，后又秘密建立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他曾计划在7月1日后捐款，这样大选前公众将不知道他的捐款数目。
马斯克认为，他只要在所有摇摆州说服80万-100万新选民为特朗普投票，便能左右选举结果。所以他组织了一支拉票员队伍，将未登记或投票记录不佳的人作为攻克重点。众所周知，拉票业务伴随着超额花费的现象，他想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不是变成摇钱树。
2020年，一个名为“Engage Texas”的委员会以每位选民72美元的标准收获了10万名新共和党选民。马斯克也向这个委员会的管理人寻求了指导。但很快马斯克发现拉票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容易，并且他陷入了拉票员的薪酬纷争之中。他这时开始意识到，需要一些额外的帮助才能涉足政治。
也许在马斯克收购Twitter的那一天，他就有将其投入政治活动的意图。他的硅谷朋友们，同时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欣喜若狂，并追加了上亿美元的资助用于平台运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斯克彻底改造了这一平台，并大幅缩减了审核信息真实性和仇恨言论的团队，并恢复了政治广告。
今年夏天，X平台对特朗普的偏袒愈发明显。在7月的暗杀之后，X平台为特朗普设计了迷你表情符号助威；哈里斯取代拜登之后，X平台将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州的投票日期错误地通知给用户；并对特朗普暗杀的阴谋论不加管制，甚至马斯克本人还转发了一段哈里斯的“造假”视频——视频中哈里斯说，“我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在多元身份上更有优势。”
在X平台，特朗普在巅峰时期拥有8800万粉丝，而马斯克拥有的粉丝超过2亿。无论摇摆州的实际情况如何，马斯克都已经将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变成了一台 24 小时不间断的说服机器，用电子设备向选民发送信息、图片和视频。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平台所有者为了他的政治利益，利用他控制的平台发送不受监管的信息。
尽管这些硅谷精英对特朗普的捐助看似很多，但对照他们的身价来说，数额其实非常非常小。马斯克捐赠了7500万用于政治拉票，这对其他人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对坐拥2500亿美元的马斯克来说，却是“一笔非常棒的投资”。这是一个赌注非常小、但很可能有超额收益的赌博。
技术威权主义的兴起
——硅谷的主导意识形态
✪ Adrienne LaFrance
《大西洋月刊》编辑
若用一件轶事来概括硅谷的意识形态，那扎克伯格的轻蔑足以透露出许多信息。20年前，他在跟朋友聊天时提到，他拥有“哈佛任何人的信息”。
扎克伯格：如果需要哈佛任何人的信息，你都可以问我，我拥有超过4000份关于电子邮件、地址、SNS和图片的信息。
好友：什么？你是怎么做到的？
扎克伯格：人们只是提交给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相信我”。蠢蛋们。
即使其他社交平台（如X）和技术发展（如OpenAI）风头正劲，Facebook的经营方式仍十分具有代表性。2012年，它尝试了臭名昭著的情绪操纵试验，通过故意篡改用户在新闻提要中看到的内容，来评估Facebook有多大能力能影响公众的情绪状态。新技术官僚声称拥护启蒙价值观，但实际上他们领导的是一场反民主的威权运动。
这些硅谷精英对全球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Meta之外，YouTube、Instagram和X在全球被广泛使用，一种暗含其中的意识形态却很少被人注意到——技术威权主义。这些技术精英们以启蒙为名，宣扬理性、进步、自由，但对那些说了不利于他们话的人心怀怨恨。他们将自身信念强加于公众：任何形式的技术进步都是善行，我们应毫不保留地接纳他们，并持续推动技术进步，而不去怀疑这其中的风险或是用道德进行约束或规范，AI带来的失业和无脑是不应当反思的，我们应该欢迎机器超越人类那一天的到来。他们将这些信念强加于公众，对于公众的批评他们反倒产生了更多妄念，内心愤愤不平。
近年来，人们常将硅谷类比为白宫或华尔街，因为他们操纵着权力，并吸引着那些野心吞噬着人性的家伙。但我认为，硅谷的影响力已经超过白宫和华尔街，乃至比其他任何时代的权力中心都要强大。许多美国人担心特朗普所显露的破坏三权分立传统的倾向，但忽略了更强的反自由力量——硅谷的科技威权主义。
OpenAI的迅速商业化也让人担忧。OpenAI成立的根本原因是想通过非盈利的方式，来开发人工智能这项过于强大和危险的技术。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曾明确表述：“（人工智能）在一个正常运转的世界里，应该是政府的项目。”然而在微软的注资下，特别是经历了他被解雇又聘用的闹剧后，OpenAI建立的防止公司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保障措施被拆除，这传递的信息很明确：OpenAI将把追求规模和利润放在安全问题和公共问责之上。
人工智能在硅谷精英的推动下，正遵循先前社交网络发展和垄断的剧本。尽管其中不乏才华横溢之人，且怀揣着做好事的初衷，但他们“全球互联”的愿景也有垄断和控制的倾向：他们承诺建造友好的社区，却制造了群体的分裂；他们承诺捍卫真理，却任由谎言在网络蔓延；他们用赋权和自由包装自己，却对我们实施监控。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也没有导向公共的善：它不去攻克那些困扰人类的疾病、不去为学术创新贡献价值、不去挖掘那些遗落在历史中的智识，反而通向了娱乐化和对人的替代。我认为，OpenAI、微软、谷歌和其他人工智能开发平台均未关注到公众最迫切的需求，也并没有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运作，甚至毫无谨慎和敬畏态度可言。相反，他们只考虑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一切离不开技术威权主义的必然性理念：“我创造新事物，仅是因为我能创造。”他们在还没评估风险的时候，就将它们创造了出来。正如扎克伯格对社交网络的态度：“社交网络的垄断难道不是必然的吗？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
技术官僚和未来主义者的精神都是为了行动而行动。10月，马克·安德森在其公司网站
上发布了一份意识流文件，他称之为“技术乐观主义宣言”。安德森是硅谷最具影响力的亿万富翁投资者之一，以敏感和暴躁著称，在这篇“乐观主义”宣言里，他似乎在表达因公众不再对他们推动的科技进步表达“应有的赞美”而不满。这是一份长达5,000 字的意识形态大杂烩，硅谷精英们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不计后果的“社会工程”，设计者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安德森认为，技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技术应当不断进步，并且加速进步，“以确保技术资本的螺旋式上升”。他批评对技术的反思浪潮，比如“技术伦理”或“生存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极端化文件甚至彰显出宗教色彩，他预设“技术改善人类生活”这一前提，进而推导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试图限制技术发展的企图都是卑鄙的。”它免除了硅谷精英的道德和公民义务，让他们不必考虑社会成本和历史代价。在硅谷精英把他们的信仰强加给我们的同时，也在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量化、追踪并做成数据集出售。这些“奶头乐”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注意力是宝贵的——如今大多数人都忘记了这一点。在大选之际，他们还将利用我们达到政治目的，我们不应让他们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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