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原文标题：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Education Strike Wave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19/04/red-state-revolt-review-teachers-strike
2024年美国大选基本已经尘埃落定。或许正如许多人设想的那样，全世界似乎已经不得不面对民粹右翼势力在今后四年在全世界最强大的资本帝国掌舵的现实。我想，对于特朗普本人，任何持严肃的左翼立场的读者朋友都不至于对其有任何意义上的幻想——即便存在辛克尔的maga Communism和其后ACP等行为艺术团体，川普对左翼的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态度，是不必再过多重复的（特朗普对美国工会运动，尤其对工会当中进步一翼的态度，可参见副推《川普大战工会》）。
不过……世界哪里会这么容易完蛋？从行动的角度看，情况难道还能进一步崩坏到哪里去？对美国的左翼力量来说，这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来说，美国左翼如今面对的风雨，或许都可以说算不了什么。
川普还能比这恐怖吗？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美国左派与美国的工人阶级也没有停止斗争——2019年，劳工学者与活动家Eric Blanc出版了《红州起义》一书，讨论了三个由共和党掌握政权的州的教师如何掀起工人运动，并有效挫败了右翼精英的进攻。本文是西弗吉尼亚州教师工会活动家埃米莉·科莫对《红州起义》一书的书评。作为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埃米莉借助书评写作的机会，也分享了一些自己在组织行动方面的经验与心得。
比起政治人物与左翼哲学明星，美国的工人运动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往往不被国内泛左翼舆论所严肃关注与讨论，但是我想，大洋彼岸劳动人民与左翼进步势力的智慧、勇气与坚持，往往能够为此岸的我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毕竟在某种可以被简单地表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环球同此凉热。然而，我们在此希望再重复一次我们发刊词里的一段话：“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不公的制度是永久的，没有哪一种压迫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相信团结的力量，相信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和行动，更相信新的曙光必将到来。”
作者|Emily Comer
译者|丸久须
西弗吉尼亚州的为期九天的教师罢工常被讲述成一场神话。人们常说，我和同事们仿佛凭空凝聚成了一支由 55 人组成的罢工队伍，也有人说，我们仅仅借助于一个 Facebook 群组就掀起了罢工。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它让许多人感到震惊。罢工胜利当天，我站在议会大厦前，与其他教师和学校后勤人员一起欢庆。这次胜利意味着对紧缩政策、私有化和打压工会行为的有力打击，我不禁泪流满面。
尽管州议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州长还是煤炭大亨，我们却成功狙击了特许学校的立法、对工龄制度的攻击和薪酬“保护”法案。此外，我们还为全州的公职人员赢得了5% 的加薪。然而，这些泪水不仅是喜悦的流露，更是对数月高强度组织工作中的情绪压力与对未来不确定性恐慌的情感宣泄。这些成功背后的辛酸片段，往往不被人们提及。
在埃里克·布兰克（Eric
布兰克来到西弗吉尼亚，为《雅各宾》杂志报道我们的罢工。作为一名前任教师、劳工组织者和左翼同路人，他迅速赢得了我们激进派教师组织者核心圈子的信任。他在议会大厦度过了漫长的日子，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声援活动，同时在现场为我们提供切实的支持。通过深度参与罢工的日常工作，他能够捕捉到许多主流媒体所忽视或误解的瞬间。
与其他寻求简化版答案的讲述者不同，《红州起义》深入探讨了西弗吉尼亚、俄克拉荷马和亚利桑那的政治环境。从历史性的罢工浪潮中，这本书提炼出了来自教师、服务人员、学区主管、工会领袖、家长和学生的第一手经验教训。对于那些希望击败新自由主义势力、在工人运动中留下印记的组织者、教育工作者和左翼人士而言，本书必将成为不可或缺的阅读材料。
布兰克将我们在西弗吉尼亚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支“行动主义少数派”组织者的存在。他引用了同为教师的组织者妮可·麦考米克的话：“事情的发展已到了关键时刻，但这不一定要以罢工收场——尤其是一场能够胜利的罢工。”实际上，我所在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查尔斯顿地方支部所做的决策，在罢工的发展和结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2017年夏天，我们的支部为教师群体成立了一个劳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只有四位参与者与会，但我们迅速投入到工作中。我们阅读了简·麦卡利维的《没有捷径》(No Shortcuts)，回顾了西弗吉尼亚的劳工史，并集思广益，探讨策略和战术。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我们深知自己的潜力；毕竟，西弗吉尼亚上一次教师罢工发生在1990年，最终全体教师获得了5000美元的普遍加薪。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深知自己肩负领导运动的责任。我们的工会领导层长期以来更喜欢在政治游说上花功夫
，对组织工作则漠不关心。最近，他们在州长竞选中支持了西弗吉尼亚唯一的亿万富翁吉姆·贾斯蒂斯。虽然我们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支部在那个早秋就解散了，但杰伊·奥尼尔(Jay O’Neal)和我依然坚持我们的计划。在10月初，我们创建了一个 Facebook 群组。这个群组之后迅速壮大，最终吸引了超过两万名成员，成为全州议论罢工的中心。
我们的罢工常常被冠以浓厚的党派色彩。民主党被视为我们最大的支持者，而共和党则是最坚定的反对者。毫无疑问，在抗争开始时，州议会的民主党人确实紧密地与我们站在一起。然而，《红州起义》一书揭示，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语境下，我们主要诉求背后的紧缩政策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34年至2014年长达82年的民主党统治。这段历史为我们的斗争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此期间，民主党始终为化石燃料产业提供忠诚的服务，它推出了大规模的企业扶持政策，却未能赋予公职人员集体谈判的权利。布兰克指出，当时的州长乔·曼钦(Joe Manchin)实施的2.2亿美元税收减免政策，导致我们州在公共部门员工在薪酬和医疗等关键服务方面严重缺乏资金。这一切并不令人惊讶，西弗吉尼亚州的居民纷纷选择离开民主党。
但随着我们的运动逐渐壮大，民主党看到了一个政治机遇。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则捕捉到了把运动驶入左向车道的机会，以抵制工会高层传达的信息——“决定资金来源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开始关注州一级的立法者，向他们询问：“您是否会通过提高企业所得税来为公职人员保险署（PEIA）提供资金？”我们高举横幅，上面写着“公职人员医疗——而不是企业福利。”
在一次重要的1月会议上，我们请参议员理查德·奥赫达(Richard Ojeda)提出立法，增加累进税以为公职人员保险署（PEIA）提供资金。他欣然答应。随着我们运动的壮大和人气的提升，尽管奥赫达同时在竞选国会议员，他还是迅速成为提高天然气采掘税的坚定倡导者。等到罢工开始时，议会大厦内已经响起了“向天然气企业征税！”的口号。
尽管提高天然气采掘税成为了我们的口号，罢工最终还是未能让州立法机关通过累进税，也没有为公职人员保险署（PEIA）找到更持续的解决方案。《红州起义》的一大亮点在于对我们这支行动主义少数派在倡导最重要诉求时所面临的局限进行了非常真诚的评估。布兰克引用了杰伊·奥尼尔的话：“说实话，我对这次罢工最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强大的，州一级的组织结构。通过这样的结构，我们本可以制定出清晰的诉求，尤其是在对富人和企业征税方面。”
对于希望从西弗吉尼亚州罢工案例当中得到启示的全国教育工作者来说，应当避免对我们罢工的一个危险误解：学区主管批准了我们的罢工。（也就是说，学区主管没有批准——译者注）然而，正如校车司机玛丽·怀克尔(Mary Wykle)在《红州起义》一书中所说：“直到罢工开始的那一天，我们都不知道学区主管会选择像对待下雪天一样对待我们的罢工——他们让学校停课，并且继续给我们发工资。”实际上，学区主管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当我们的工会领导层决定进行罢工授权投票时，教师和学校服务人员——包括校车司机、厨师、清洁工以及助教的行动决心已经如星星之火般蔓延。南部县城发生了短暂的罢工，这既向立法机关发出了警告，也为全州其他地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布兰克对这一投票的描述是：
尽管州政府通过做出重大让步来试图避免停工，包括冻结公职人员保险署（PEIA）的费用、废除引入特许学校的法案、削弱工龄制度，以及取消工会会费的自动扣除，但教育工作者的投票结果显示，罢工决定在全州的教育行业工人当中有着压倒性的支持。全州大约80%的教育工作者投了“赞成”票。在工会影响力强大的学校中，“赞成”票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面对这一现实，学区主管们选择“支持”工人，而不是在教师不上工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学校运作。
认为学区主管给予我们胜利的观点，与另一个被广泛报道的明显错误密切相关：这场事件不仅仅是一场教师罢工。在罢工前，拉文斯伍德中学(Ravenswood Middle School)的厨师琳达·瓦努斯(Linda Vanuss)向布兰克讲述了服务人员在学校系统中所遭遇的隐性歧视：“我热爱我的工作，但我们真的感觉不到自己是学校的一部分。例如，他们会举办教师晚宴，但是校领导不会邀请我们参加，最后还要求我们来洗碗。”
这些工人在媒体叙述中几乎完全隐身，但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使得学校无法照常运作。2018年3月28日，那个臭名昭著的“冷却日”(cooling-off day)，我们的罢工意外变成了野猫罢工。那一天，我们召开了美国教师联合会（AFT）、西弗吉尼亚教育协会（WVEA）和西弗吉尼亚学校后勤服务人员协会（WVSSPA）的紧急工会会议。当我们开始严格规划罢工纠察线时，WVSSPA的地方会长站起来，平复了大家的情绪：“明天不会有人上得了学。我告诉你们——明天校车停运！”
他的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了安抚人心的旋律。若不是教师和学校后勤人员团结一致，学校重开和丢掉工作将始终是一个现实的威胁。《红州起义》深入探讨了组织者为了克服教师与学校后勤人员之间结构性分歧而做出的努力，这正是我们罢工成功的重要原因。
西弗吉尼亚、俄克拉荷马和亚利桑那的罢工如野火般蔓延至其他州。我们的胜利激发了人们对工人运动的新兴趣，并重新将罢工作为一种武器摆上台面。正如我们在西弗吉尼亚研究过以往的劳工斗争，新的工人运动潮流也将在我们的成功与失败中寻求答案。
随着DSA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一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应当认真对待这种行动主义少数在工作场所所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当组织者讨论策略时，社会主义者在思考如何与劳工运动结合时，如果仅基于主流叙事中的肤浅故事进行思考，我们只会不断地被误导向错误的结论。对那些希望从这些胜利中提炼关键教训的教育工作者、劳动组织者和激进分子而言，《红州反抗》无疑是最全面、最深入的分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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