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各国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无产阶级遭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不断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愈趋尖锐化，工人运动蓬勃兴起。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不仅成为社会上广泛注意的问题，而且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激烈争论的尖锐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指明了解放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之下，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进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才能得到彻底解放。
而蒲鲁东主义则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妄图把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引入政途。因此，围绕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西欧工人运动相结合，进行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准备工作，引导各国无产阶级走上解放的革命道路，在一八四六年春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五月五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蒲鲁东，邀请他参加该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并担任法国的通讯人，希望以此来争取、教育、帮助他抛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但是，蒲鲁东立即回信表示拒绝合作，声明坚持他的和平的改良主义路线，并恶毒攻击和诬蔑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他狂妄地叫嚷说：“我认为并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胜利”，“我们决不应该把革命的行动看作是社会革命的手段，因为这种所谓的手段只不过是诉诸暴力和霸道，简单地说，是制造矛盾”；“依我看来，用一种缓慢的火烧毁财产，总比对财产所有者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好些”（见《蒲鲁东给马克思的信》·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这充分暴露了蒲鲁东主义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根本对立。
蒲鲁东主义的这套改良主义的反动谬论，不仅对法国工人运动有严重的危害，而且影响了当时旅居巴黎等地的德国侨民中的一些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他们推崇和吸取蒲鲁东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并盘踞在“正义者同盟”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控制的国际性工人组织中，用保存小私有制的反动幻想和虚伪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口号，诱骗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离开革命道路。
蒲鲁东主义者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勾结在一起，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妄图阻止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解放道路，破坏日益兴起的欧洲工人运动。
为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引导欧洲工人运动循着革命的道路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同时，也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一八四六年八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亲自到了巴黎，立即和蒲鲁东分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恩格斯在“正义者同盟”的许多次大会上，尖锐地抨击了蒲鲁东之流宣扬的用工人储蓄来建立作坊，维持小生产私有制，并进而购买整个法国的异想天开的改良主义计划。
恩格斯说过，巴黎工人平时要维持最低的生活都很困难，那里还谈得上储蓄，除非能用白色月光铸造出一个个五法郎的硬币，才能实现蒲鲁东的梦想。
有一次大辩论连续进行了三个晚上。针对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恩格斯在论战中明确阐明共产主义者的宗旨是：
（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
（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
（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
恩格斯还揭露了蒲鲁东抱怨和攻击革命的原因，是“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六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页）。
这就给了力图维护私有制、大肆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蒲鲁东主义以迎头痛击。经过斗争，使在巴黎受蒲鲁东主义影响的“正义者同盟”的大多数盟员都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可是，高傲的、自命不凡的蒲鲁东又在一八四六年十月抛出了《贫困的哲学》这本“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他那套改良主义的反动谬论，并直接向马克思挑战，说什么“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3页）。
为了反击蒲鲁东的挑战，针锋相对地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散布的各种谬论，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写成《哲学的贫困》这一重要著作，并于七月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批判了蒲鲁东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反动谬论，揭示了作为新社会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伟大世界历史使命，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必定会由自在的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因此，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
马克思就是这样明确地说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揭露了蒲鲁东改良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基本矛盾的对抗性和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形而上学地把辩证运动机械地划出好坏两方面，他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0页）
这是企图用对立面的调和来代替对立面的斗争的反动谬论。马克思认为，发展就是矛盾斗争的辩证运动，矛盾是不能调和的，调和矛盾就是取消辩证法，就是取消发展的历史运动。
蒲鲁东正是利用这种形而上学的调和论来为其改良主义谬论辩护的。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好坏两方面，解决的办法就是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用他的组织生产、销售、信贷合作社等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弊病，从而实现小生产者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企图用改良主义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反动幻想。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证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和苦难的真正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要这种制度还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说：“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页）。
因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所以会陷入这种“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诡辩论泥坑，是由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他是一个小资产者，“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那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
这就戳穿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反动实质。
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献，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
“宣言”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和实现其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根本道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宣言”把蒲鲁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加以批判，指出：蒲鲁东的消除社会弊病的改良主义“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而是“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0页）。
这就深刻地揭露了作为小资产者代表的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药方，实质上起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反动作用。
《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表，就爆发了席卷欧洲大陆的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次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是主力军，他们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同资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大搏斗，经受了锻炼；同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也做了充分的表演，接受了检验。
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热情赞扬法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亲自领导德国无产阶级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他们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应该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牢牢掌握武装，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坚持不断革命，直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工人阶级专政。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
蒲鲁东极端害怕群众革命运动，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就在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前几个星期，他还狂叫：“‘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
当革命冲破庸人蒲鲁东的和平梦想而到来的时候，他不是接受教训，与人民群众一道投入革命斗争，而是继续顽固地坚持其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道路。
蒲鲁东在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书，提出了他的社会改良计划，鼓吹建立“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相对抗。
二月革命后，他先后主编过《人民代表报》《人民报》、《人民之声报》，一八四八年六月他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他通过报刊和议会讲坛，继续鼓吹其改良主义空想方案。
然而，即使蒲鲁东的这些点滴改良的建议，在资产阶级看来也是危险的。资产阶级政府连续封闭了他主办的报纸，国民议会否决了他的“人民银行”方案。
于是蒲鲁东就宣布自已发起组织一个股份“互助协会”，发行一万二千张股票（每张面值五法郎），号召工人和小生产者购买这种股票，以建立“人民银行”。
他吹嘘说，只要这个人民银行开张，就可以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这样就可以“改变劳动对资本的态度”。一些觉悟不高的工人曾经一时受骗，购买了蒲鲁东的股票幻想得到无息贷款。实际上这个“人民银行”只筹办了两个月左右，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就在一八四九年二月被迫宣布关闭。
蒲鲁东在告工人书中辩解说，由于政局恶化，路易·波拿巴篡夺了政权，才使他的“人民银行”无法正常营业。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的这条通过“人民银行”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反动幻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客观上只能是一条诱骗工人群众背离革命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可耻道路，是帮助资产阶级扼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反动道路。
“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嚷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一八四八年革命证明了蒲鲁东机会主义的改良道路是极其反动、极其有害的幻想；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蒲鲁东政治上日趋堕落，思想上更加反动，敌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面目充分暴露。一八四九年四月，他因反对路易·波拿巴被判处三年徒刑。
可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波拿巴发动政变后，他却在狱中写了一本名叫《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的变节的书，公开指责革命派，可耻地向波拿巴献媚投降，妄想依靠波拿巴来实现他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方案。
马克思愤怒地斥责蒲鲁东的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此后，蒲鲁东又发表了许多著作，继续鼓吹他的改良主义计划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疯狂反对工人运动和意大利、波兰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极力为资产阶级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辩护。这些可耻的言行，充分暴露了蒲鲁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反动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继续坚定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他们不顾反动派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贫困，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积极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
在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一系列光辉不朽的著作，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科学地总结了法、德等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全世界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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