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钱学森同志逝世15周年纪念日。15年前，北京突降大雪，无数群众雪中为钱学森同志送行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还记得当时钱学森同志逝世的消息经媒体报道之后，很快就引发了举国哀悼。在阶级分化引发不同群体意见对立的年代，钱老几乎成了少有的“最大公约数”。
有些人缅怀的是钱老对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有些人缅怀的是钱老一直以“劳动人民的一份子”，时刻关心工农大众的命运，晚年大声疾呼：“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可以说，任何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会对钱学森同志怀着深深的感激和尊敬之情。
然而，也总有宵小之辈念念不忘贬低、诋毁钱学森同志。就在钱学森同志逝世的时候，南方某媒又翻出了钱老大跃进期间论证粮食可以亩产万斤的文章，阴阳怪气地对钱学森同志“盖棺定论”。
1958年6月，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
在南方某媒之前，方舟子等人早就曾借此攻击钱学森，李锐更是数次借此攻击钱学森、污蔑毛主席。
钱老离开我们15年了，这个事件时不时还是会被某些小人翻出来，借以污蔑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李锐在80年代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这完全是李锐的捏造！
事实是，195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在这次持续数天的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多次讲话，都是力纠“五风”的。
当时，毛主席还号召大家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敢于反对抵制“五风”，抵制高指标风。
“要敢于犯颜直谏，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都不如。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要讲，有缺点要改的空气，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要有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为了力纠“五风”，毛主席在领导干部中开了多次会，多次发《党内通信》，但指示贯彻不下去。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又以个人名义，给全国六级干部写信，号召大家要敢于抵制上级规定的高指标，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胡来。然而，有人依然阻挠这封《党内通信》的下发。
李锐可能发现他的谎言太露骨，于是到了1991年他又改口说，他的“证据”是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期间：
“（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但当时毛泽东恐怕主要还是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者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李锐《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1992年，李锐获美国聘请为“客座教授”，到美国某大学搞“讲座”，就是采用的这一材料。
然而，这依然是李锐的捏造。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同样是毛主席主持纠“五风”的会议，最后还作出了《决议》。
在会议的《决议》（草案）中，在批评浮夸风这一问题，毛主席还加了以下文字：
“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项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那么，毛主席到底有没有相信钱学森那篇文章的内容呢？
翻开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风讯台》（《科学时报》前身），其中一篇题为《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的通讯录，记录了当年毛主席参观科学院展览会时与钱学森同志的一段对话：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用两个小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科学院的展览会……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你在青年报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的利用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可见，对于钱学森文章的结论，毛主席是不信的。
“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这个话实际上是毛主席轻松幽默且没有带任何恶意的批评，钱学森专长毕竟在物理领域，对农业问题并不在行，所以毛主席才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但是，单从理论角度出发，钱学森这篇文章也不能算是错误的。文章从物理学角度的论证基本是严谨的，既讲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又讲了现实中的制约因素，如“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等等。而且钱学森还讲了外在条件：“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
50年代末，黄河以北谷物亩产量已经突破500斤，南方一些地方已经突破800斤，而70年代举国一盘棋研究出了杂交水稻，最高产量到今天已经逐步提升到亩产1500公斤（3000斤）。而美国和欧洲的土豆亩产量已经达到5000公斤（1万斤），红薯产量则更高。这就说明，钱学森的那篇文章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只是因为钱学森同志不具备足够的生物学和农学知识，对当时作物的情况把握并不到位，才导致他得出的结论距离实际情形相去甚远。
在当时浮夸风乍起，毛主席力纠“五风”的当口，钱学森同志的那篇文章的确是不合时宜的。更何况，这还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给他的“命题作文”。
而宣传口出现的问题，就更与毛主席无关了，看看吴冷西的《忆毛主席》，就知道当时是谁在把持《人民日报》了。毛主席曾找到吴冷西，让他顶住压力，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结果，吴冷西他们到底还是没有顶住。到了晚年，吴冷西出来忏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在1958年10月27日的那次与毛主席的谈话中，钱学森很坦诚地承认了自己“不懂农业”、“计算方法也有错误”，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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