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轴老工人的国企记忆(2):承包经营打断了襄轴的腿

襄轴老工人的国企记忆(2):承包经营打断了襄轴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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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轴承厂实行厂长分工负责制,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1988年到1993年的国企承包经营是国企私有化的第一步。五年的承包经营,给襄轴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襄轴走下坡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轴承厂是国家第一批工资与效益挂钩的试点单位。那时候轴承厂牛得很,四年涨了五级工资,特别是1988年一下子涨了两级。这样美好的日子是毛泽东时代的余晖。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复辟的帷幕也缓慢地拉开了。

  1979年轴承厂实行厂长分工负责制,开始搞奖金制度了。一开始奖金只发给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后来扩大到干部,再后来各种岗位津贴也搞起来了,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当年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厂级领导干部住进了干部楼,后来又搬进了独门独户的二层小别墅。最可怕的是,发奖金以后,有多余的钱,各个单位都逐渐搞起了小金库。小金库的危害非常大,相当多的企业领导干部都腐烂在小金库里了。1983年,搞领导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总之一句话,有文凭的上,没文凭的下。不少思想没改善好的、轻视工人干部的知识分子被提到了领导岗位上。

  1988年,全国性的工矿企业五年承包经营开始了。1988年到1993年的国企承包经营是国企私有化的第一步。国企承包经营,使得厂长独断专行的现象登峰造极。厂长的一些恶行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厂里的党委书记,成了为厂长保驾护航的带刀侍卫。曾经领导一切的党委书记也有不服气的。比如洛阳河南的某一个厂的党委书记,开除了厂长的党籍,厂长反过来开除了书记的厂籍。一个开除党籍,一个开除厂籍,都利用职权互相斗。

  轴承厂承包经营的厂长是轴承厂的工人选出来的,他原来也是厂里的厂级干部,是1970年进厂的那一批大学生。五年的承包经营,给襄轴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襄轴走下坡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接下来我归纳一下承包经营对轴承厂的几大伤害。

  第一个是层层承包。分厂对总厂的领导承包,车间对分厂领导承包。层层承包在工人内部制造了矛盾,各分厂、各单位之间工人的待遇也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像我所在的机修分厂,和我们对面的锻工分厂就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机修的产能是过剩的,很多大设备发挥不了作用,承包了以后可以对外经营,就可以从外面捞钱。但是锻工不行,他们没有对外经营、对外创收的手段,他只能打套圈 。所以他们眼看着我们机修今天发个瓜,明天发个枣,后天发两个钱,再过几天发两瓶油。他们着急得很,甚至有很大的意见。

  当时轴承厂还出了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轴承是工人生产出来的,要承包就要想办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机修车间有办法,机修有钱,从外面创收搞的钱多,今天发这,明天发那,工人的干劲很大。但是轴承厂最大的轴承生产车间是磨一车间,轴承厂60%的成品轴承是从磨一分厂运出来的。磨一分厂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没有对外创收的能力。但是他们要把生产搞上去,还要对轴承厂的厂长张德炳负责,完成他的五年承包计划。

  磨一分厂的厂长没办法,他就想了个歪主意——倒卖轴承。因为60%的成品轴承是从他那运出去的,于是他决定倒卖轴承。有一次,一个卡车装了两个集装箱,里面装的轴承价值12万。车从厂里开出来,在厂门口检查的时候,门卫本来要给他们做接应,但是门卫偶然有事没到场,他们就开着车子强行闯关。后来保卫科派兵围追堵截,最后人赃俱获,最后不得不向承包的总厂长张德炳承认犯了大错误。

  他干了十几次,每一次都卖了十几万块钱。他把倒卖轴承获得的钱,发给厂里,给他们分厂的工人发福利。所以每年他们分厂能够完成任务,支持了总厂的厂长张德炳搞承包。所以张德炳也不好处分他,就使了一个小计谋,把他平调到另一个分厂当厂长。当时襄轴是有厂志的,但是厂志是1992年写的,他偷运轴承出去倒卖这个事情是1993年的,所以没写进厂志里。

  五年承包期间还遇到一个大事,也给我们轴承厂带来很大的伤害,就是通货膨胀。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感觉,那一次通货膨胀相当厉害。因为全国大搞开发区,热炒地皮,所以银行放贷过多,导致物价飞涨,老百姓哄抢商品。比如盐,刚才还是六分,马上涨到七分,调头又是八分。有的老太婆买塑料盆子,一买就买一二十个。她没动脑筋啊,买晚一点他就涨几毛钱,她一下子买一二十个,却不知道即使放着不用,塑料盆也会老化。

  更离奇的是当时《襄樊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襄阳的十字街有个人抢蜂窝煤,把他家的一楼堆满了,又堆二楼,结果把房子压塌了。这件事情登了报。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因为通货膨胀银行要收紧银根、减少放贷,所以很多中小企业借不到钱,就搞垮了。就连我们轴承厂——这是襄樊市最大的厂之一,是个万人厂——都因为借不到钱,在银行里贷不到款,没钱买钢材,出现了困难。当时国家银行公开的利息,是每年10%以上,这是有证可查的。银行私下帮中小企业贷款利息达到多少呢?最高的达到30%。我们厂有工行和农行,两家银行展开了“工农大战”。工行的利息是21%,农行马上22%,工行改成23%,农行马上改为24%。因为有人贷,所以他们放得高,他们敢放,敢把利息涨起来。利率最高的达到了30%,可能与解放前的高利贷差不多了。

  当时轴承厂看起来也是要垮了,因为没钱买钢材,市委书记也着急,因为我们厂是市里的纳税大户。市委书记跑了几次,跑到省里,最后省工行的行长给了我们厂一个特殊照顾,允许我们厂厂内自己搞集资解决问题。但是他给我们提了三个条件:第一,集资只能搞一次;第二,集资到的钱只能买钢材;第三,集资的本钱和利息都由襄轴自己付。等于是跟工行没有一点关系。我们厂当时答应了,当时承包经营的厂长是张德炳,张德炳给我们付的利息是25%,就是四年连本带息翻一番。我们厂里当时候集资了大概600多万块钱,就解决了资金紧张的问题。

  第三个伤害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击。当时国家放开政策,不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对生产放开了。国家明文规定,除了火车轴承以外,任何型号的轴承,不管多大尺寸,不管多高精度,民营企业都可以生产。所以国内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水货轴承铺天盖地。我们厂两个获得国家银质奖的轴承7815E和7608E,也被民营企业冒牌生产了。

  当时。中国最大的水货轴承生产和集散地是山东临沂。于是国家最大的四个轴承厂“哈瓦洛襄”联名给国务院写信,要求取缔临沂的水货轴承市场。但是国家当时极力推行市场经济,极力保护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四大轴承厂的要求置之不理。

  五年的承包经营,打断了襄轴的腿,但也打断了承包者张德炳的脊梁。

  第四个大伤害是组建组建襄轴集团。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南巡讲话。邓小平说:“思想再解放一点,在改革开放的路上,步子再迈大一点。”为了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各个省都组织学习,采取了措施。我们湖北省当时决定“舞七条龙”,就是要搞七个托拉斯。当时“七条龙”是这样搞的:烟草行业是一条龙,湖北省所有的烟草行业,都归到武汉烟草去了。第二条龙就是机械行业,和我们轴承行业有关,当时要把二十多家跟轴承生产有关的企业、生产基地,科研单位里面的核心单位,与襄轴组成松散型的集团,其中七家轴承生产厂,像仙桃轴承厂、黄石轴承厂、恩施轴承厂,还有其他一些轴承厂,与襄轴组成核心的、紧密性的企业集团。当时是“九统一”:党政工、人财物、采供销,就是他们那几家厂这九个方面的事务统归襄阳轴承厂领导。当时省里是决定这样“舞七条龙”。

  张德炳是反对搞集团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担心搞集团会影响他的承包。因为那些小厂长都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都是搞全国性的五年承包经营,都怕影响自己的承包经营。谁都不服谁,谁都不相信谁,都是相信自己。张德炳就是怕搞集团影响了他最后一年的承包经营——因为搞集团是1992年底,1993年初的事。他担心搞集团会影响他的承包,所以他不愿意搞。但是一心想要“舞龙”的省长郭树言给他打包票,如果说因为“舞龙”影响了承包,他会压襄阳市委,让他们承认是完成任务了。但是湖北省搞的“舞龙”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和当时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当时是要发展民营企业,而“舞龙”是发展国营企业。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所以张德炳的承包期到了,承包书上的各项指标都完成了,可是以卖官闻名全国的市委书记孙楚寅就是不给他发200万的承包奖。理由只有一个:你不给我交税,我凭什么给你发奖?张德炳好冤枉啊。承包的前四年,每一项税他都交给襄樊市了,仅仅第五年的所得税一项交给了武汉市。因为为了“舞龙”,把七个“龙头”的管理权都收到省里去了,所得税这一项也就跟着交给省里了。所得税只占全部税收的12%。

  张德炳200万的承包奖泡汤了。给张德炳打包票的省长郭树言,因为“舞龙”计划失败,被调到三峡工程当总指挥去了。所以张德炳的靠山也没了,他做了五年的美梦彻底破产了。

  这件事不是孤例。武汉长江动力集团的于志安,他也是完成了承包,把一个长江动力变成了好几个长江动力,但是武汉市政府就是不给他发承包奖。后来他一气之下,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当时长江动力在菲律宾建火电厂,厂建好以后,他们派人去剪彩。于志安就带着他手下的副总和家里的老婆孩子,到菲律宾去剪彩。剪了彩他就上任了,那个厂就是他的了。因为菲律宾只承认于志安,法人代表是于志安。他们保护投资人,他不管你钱是哪来的,钱是谁出的,他不管,他只认法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投资者保护法。于志安后来就成了我们国家通缉令上的红色人物,直到现在红色通缉令还没取消。

  全国五年承包,大部分的厂长都是短期行为。他为了完成自己的承包目标,不顾工厂里的设备,不顾工人的情绪,只顾完成他自己的承包目标,这样他就能拿一笔钱,好像一辈子的钱都挣够了,他的个人奋斗就实现了。

  当时承包的时候很多厂长都很短视,他拼设备。因为后来我当设备工程师,我管理设备,我知道他们都是拼设备。国家规定设备是一年一小修,三年一中修,五年或者多少年一大修。小修、中修、大修都是要花钱的,而且不工作,专门修床子,生产都要停下来,维修还得花一大笔钱。他为了完成他的五年的短期承包,他拼床子,床子不休息,拼命地干。干到最后,比方说那个机床导轨上拉了一个小沟,本来沟还小的时候,你修修补补就好了,可以接着用。但是承包经营的时候,机器拉了个小沟,他就不让修,还接着用。就像农村的人说补衣服一样,小洞你不补,大洞一尺五。到最后等他承包期结束了,他承包任务完成了,厂里也被搞垮了。因为所有的生产设备都垮了,都瘫痪了。

  所以很多小厂经不起五年承包,都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厂长短视拼设备。因为我们是大厂,我们原来就有成套的设备管理。因为后来我当工程师以后我是搞设备管理的,设备管理有很多条条框框。大厂想变好难,想变坏也难,因为他大,就跟航空母舰一样,你要再掉头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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