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地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新的考验和挑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发表时，恰逢是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后的三百年。这篇文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从历史的角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旨在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提供借鉴。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但从当时国共两党的情况来看，国民党内部存在着腐败、独裁等问题，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郭沫若通过对明末农民起义失败原因的剖析，影射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呼吁广大人民觉醒，同时也提醒共产党人要保持清醒头脑，防止重蹈历史覆辙。
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这篇《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最终导致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主席看到后，引起了高度重视，当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党的干部进行发放。同时，毛主席在《学习与时局》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为什么毛主席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祭》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们知道，毛主席本身就饱览群书，非常精通历史，并非常重视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因此，当他看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自然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虽然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革命力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毛主席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革命的未来。因此，向全党提出了“我们不做李自成”的告诫。
《甲申三百年祭》叙述了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进京以后，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贪图享受、生活腐化，这样建立的大顺政权仅仅存在了短短的43天便烟消云散了，这在中国历史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据有关资料，李自成出生贫困农家，幼年曾被送入寺庙，后来给本乡富人牧羊，经历了各种艰难生活的磨砺。后来参加了张存孟领导的起义队伍，崇祯5年（1632年），李自成成为山西境内各支起义军中的重要首领之一。崇祯9年（1636年）被推举为“闯王”。此后四年，李自成率部众活动于胡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崇祯15年（1642年），李自成攻占襄阳、荆州，次年正月，攻克承天，并于同年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中央机构，随后占领西安。明崇祯17年、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清朝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朝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李自成战败。次日撤离北京，返回西安，五月初，大顺军行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遭遇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李自成战败身亡。
李自成本来是一个有气概的领导者，他的为人曾受到众人的推崇，被人描述为“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敢作敢为。但他的政权为何如此短暂？原因是多方面的。
根本原因，还是受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这是历史上农民阶级局限性所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具体表现就是没有形成具体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战略格局。他们虽然有强烈的反抗意愿，但由于没有一定的战略格局，结果导致即使取得了起义的胜利，由于内部思想混乱，同时出现派系斗争，贪图享受、生活腐化，一些人认为打江山就是为了自己享受，而忘记了初心，失去了严格的约束力，形成派系间的争斗，导致起义军内部涣散，最后背离了民心，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比如牛金星、刘宗敏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就是组织管理者没有相应的政治、军事管理策略和才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管理机制，没有驾驭全盘，应对复杂多变的能力，这就使得起义军在长期战争中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局势。特别是起义军内部存在派系斗争，相互争权夺利，缺乏高度统一的指挥和管理，最终导致起义军严重丧失了战斗力和凝聚力。
此外，就是没有忧患意识，李自成建立政权后，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无视东北边还存在的隐患，没有建立巩固的政权根基，结果清军多尔衮与吴三桂合兵，一起对抗大顺政权，再加上老百姓的配合，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顺政权建立才43天的烟消云散，这样的悲剧历史上是少有的。不仅李自成的失败在于失去民心，崇祯皇帝的灭亡也是因为不得民心的结果。因此，《甲申三百年祭》得出一条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贪图享乐必然导致失败。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毛主席非常重视李自成的历史教训。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毛主席就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探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1949年3月，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其时，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党内洋溢着一派胜利、欢乐的气象，然毛主席却敏锐地预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因此，毛主席明确向全党指出：“夺取革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毛主席对身边的同志们一再强调我们这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明确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1956年，通过“一化三改”，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和各种丑恶现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建立起来了，天下也打下来了，人民安定了。但那些曾经一起奋战的同志，有些思想却发生了改变，与当初的理想背道而弛，有些人忘记了初心，只想着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产生了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在一些人身上出现腐败现象。对这些特权思想和行为，毛主席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对新中国出现的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行为进行了坚决惩治，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同他的随行人员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心里就不舒服。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毛主席一生最担心的。毛主席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滋生特权阶层，那么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以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付诸东流。
因为这些，毛主席一生对自己严格要求，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穿的内衣都是破了的。毛主席一生节俭，延安时期，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常常穿着带有补丁的衣服去巡视、走访、做报告，与民主人士和工农兵交流。粗茶淡饭，住简陋的窑洞，生活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艰苦。建国后，仍不改朴实之风，几十年如一日。建国后，除公共场合或接见外宾以外，平时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衣服上经常是补丁叠补丁，。内衣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是补了又补。直到去世时，他的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达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到逝世时，没有一分钱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对子女教育也非常严格，从不允许利用自己的地位为子女和亲属谋取任何好处。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身先士卒，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感染教育全党。教育全党不要做李自成。
在国家发展上，毛主席还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一定要把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并在毛主席逝世前基本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了要在本世纪末（20世纪末）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在帝国主义的封锁、打压下，毛主席坚定地提出勒紧裤腰带，一万年也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来。对待帝国主义的挑衅，毛主席明确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并提出“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的战略思想。为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毛主席还提醒人民，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打江山易，保江山难”，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一切都表明了毛主席坚决不做李自成的决心和意志。
建国70周年大型文献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毛主席的文革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