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工制剥削率达100%以上，工头和职员勾结剥削工人
包工制是压在工人身上的一座大山。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之前，萍矿除窿外一部分机械工人及窿内杂工等系点工（以日计工资）而外，其余都实行包工制，工人皆在包工头之下作点工，因此工人还受包工头剥削。如窿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头给工人每人海日只可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价每一元可换铜元二百一十余枚），工头剥削所得为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给工资时，又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还有各类罚款，例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甚至有上千元的。
工头收入既如是之丰，则欲相安于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否则职员如果揭发出来，工头不仅无红利可图，且将大折其本。工头与职员于是双方勾结，一方尽力剥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着手于“吃点”、“买空”、“做窿”、‘买灰”等弊，从矿局方面攫得许多利益。窿外各种包头于工人之资，皆有同等之剥削，间有剥削至工人工资三、四倍以上者。
二、大罢工胜利后以十人团和百人团为基础改造组织形式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部址设在牛角坡52号，部员只有三百多人。1922年9月罢工胜利后，安源路矿工人对自己的俱乐部更加信仰和保护，还没有加入者争先恐后加入俱乐部，部员发展到了13000多人。
为了使俱乐部成为“坚固的团体”，便乘此机会进行了改组。俱乐部实行代表会议制和民主集中制，它的基层组织是十人团，每团选“十代表”一人、每十人团选“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总代表一人。路矿两局共选出总代表45人，百代表140余人，10代表1382人。全体百代表组成百代表会议，为最高复议机关；每工作处选总代表一名，由全体总代表组成最高代表会议，为俱乐部的最高决议机关。总代表有四十多人，每月开两次常务会，会后将决议报告百代表和十代表。
主任团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设总主任、窿外主任、窿内主任、路局主任各一人。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总理俱乐部一切部务。主任团的具体分工是：总主任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负责对外一切交涉及内部整理训练；窿外主任系地面部员的全权代表，负责教育股、讲演股及合作社账房清查事务；窿内主任系井下部员的全权代表，负责解决俱乐部内部纠纷；路局主任系株萍铁路部员的全权代表，负责路局全部事务及合作社监督等。
1922年10月21日成立总代表会议，22日选举主席团，23日举行全体代表会议，选出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并委任了文书、会计、庶务、教育、宣传、互济、游艺、交际等股的股长和委员。后来，又组成经济委员会、裁判委员会，以及工人消费合作社，为最高代表会议的直辖机关。还在原来工人监察队的基础上，扩大成立经常的纠察团，团长为周怀德、副团长为周子南，后来发展到200余人。这些组织，无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都可以说是苏维埃的雏形。“至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始克完成”，使安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全国工会组织最坚强的工会之一。
三、依靠坚强的组织，俱乐部消灭了包工制
大罢工以后，工头职员已不能勾结舞弊，不能再剥削工人了，靠包工制那种肥厚的意外之财再不能有了。他们对于俱乐部的愤恨自不待言。他们心里总是时时记念着前此的甘味，渐渐图谋推倒俱乐部而恢复他们从前的权势和利益。于是萍矿工头百余人都是这样感觉着，一部分职员也从中挑拨。他们对于工程故意不负责任，任凭工人自己去做，事情坏了，便说：“这是工人的错过，现在有了俱乐部，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复从中挑拨一部分工人故意捣乱，破坏俱乐部的秩序。工头职员利害是相同的，因之渐渐团结起来，筹谋恢复原有地位的办法。
1922年10月萍矿工头百余人仿照俱乐部办法，重新组织游乐部。工头召集以下人员：一是所有失业工人（在安源有数千人）；二是被俱乐部摒退之工人；三是与各工头职员有亲密关系之工人。工头们这样盘算：一旦联络的人员成了气候，职员即假借其他名义将俱乐部积极分子和工人逐渐辞退，再以种种方法挑拨或强迫工人罢工；待俱乐部罢工，工头们将游乐部所联络的工人，替补进来作工，路矿两局再以武力帮助，如此一来，俱乐部不就推倒了吗？他们看错了！他们以为俱乐部唯一的手段只有罢工，他们不知道罢工是“工人的自由”，权柄完全操在工人手里，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追和利诱的。工头们想到了上面的那个办法，以为是绝妙的办法，所以他们洋洋得意，天天开会讨论，正式组织团体。但他们做事无经验，各怀鬼胎，组织松散，开会时意见纷歧，彼此争论，并临时主张刺杀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再行发动。此时正值李立三赴长沙有事数日即归，听说工头们竟遣人在路上拦阻李立三，防止李立三再来安源。不料这件事被工人得知了，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工人们将犯嫌疑之数工头送司法课拘押，一面质问各工头是否破坏俱乐部？是否谋杀李立三？各工头皆矢口不认，只说开会组织团体，系集议加入俱乐部及议定各处包工柜改成分账（合作）事。
于是，次日俱乐部即召集各工头开会，询问各工头昨日云云是否确实？各工头皆说是这样。工人们仇恨包工制已久，自罢工以后俱乐部有意将各处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自无问题。所以当场表决萍矿各处包工改为合作制。于是俱乐部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悉改为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班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详见最高代表会议报告）。窿外依各处情形不同临时规定。于是，包工头剥削工人的收入，就变成了工人正当获得的红利。于是破天荒改包工为合作的办法，在萍矿成功了。
萍矿工人受包工制之痛苦已二十余年，至此始完全打破，使安源工人破天荒第一次从包工制的桎梏下解脱出来。同时，矿局也对包工制不满，这个胜利也是为矿局斩绝弊病。此次风潮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要求矿局开除负隅顽抗的工头六人，其余各工头均加入俱乐部为名誉部员。自此以后工头职员皆不敢公开的反对俱乐部了。
到1922年年底，刘少奇又胜利地领导工人进行年关斗争，迫使路矿当局履行罢工时签切的13条协议，发给工人年终夹饷，从而保卫了大罢工的胜利成果。
在巩固和发展工人罢工胜利成果过程中，安源党组织迅速发展，1922年12月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成立，次年春，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党、团地方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标志着安源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