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是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历史，凡能把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时空等贯通起来并体现出历史总体发展的客观真实的基本过程和线索的历史表述都属于正史的范畴。社会具有二重性，历史发展是社会类形态和社会质形态二重性发展过程的统一，社会近现代化也具有二重性。中华民国历史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或没落时期，是中国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时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一般取得明显进展又没有完成过半时期。本文就是中华民国历史发展的纵横结合、内外在正当联系和总体性的新概括。
关键词：北洋军阀 国民党国民政府 共产党 抗日战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是古代东方亚洲历史悠久的传统大国，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转入近代。在近代，中国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20世纪初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在工业化等近代产业、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队伍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1][2]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资产阶级代表人士掀起了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它失败了，它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中华民国出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华民国发展，经历了民国初期（1912—1927年）：即国家建构趋稳定型、旧民主主义革命再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时期；民国中期（1927—1937年）：即经济社会近现代化继续发展、北中国沦陷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创时期；民国后期（1937—1949年）：即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华民国政府落伍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时期。38年民国历史活动核心或重要线索是国民党及国共关系与中俄中苏关系，中日关系。几乎年年有战争，是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是由地方军绅势力为支撑经过同盟会及共进会带动和演变而成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进入民国初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职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唯一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形式，并颁布宪法性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经过南北议和，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中旬革命果实被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1912年底开始第一届国会议员全国选举。1913年3月出现宋教仁案件和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和多党制实践的失败。1914年上半年议会遭解散和《中华民国约法》颁布。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与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兴起。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与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3月帝制取消，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随后进入北洋政府军阀割据、府院之争与议会动荡、轮流执政与战乱时期（如1920、1922、1924、1926年北洋军阀之间的几次大战，包含1924年10月国民军发动的北京政变）。其间，1917年6月发生张勋复辟（12天）。1917年8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并成立南方（广州）军政府，至1918年5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17年8月北洋政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方面而参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它包含着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它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过渡点。1921年至1922年孙中山开展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10月《中华民国宪法》颁布。1924年1月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召开“一大”，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工农运动广泛兴起。1925年1月中共“四大”由实践的发展而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等问题。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3][4]1925年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爆发。从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发生的国民革命或大革命，包括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和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中，北伐军不断取胜，使国民党军占居了大半个中国，大革命基本动摇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它们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8月初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并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即“宁汉合流”（包括1927年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及其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特殊及其所体现的一般），它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正式开始。[5]大革命失败后建立的国民党国民政府（一党专制政府）已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利益的政党政府，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1927年9月和12月中共又发动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民国初期的社会现代化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或转折，如政党政治和宪政（或议会）国家、宪法民主出现，工业化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出现 “短暂春天”，进入思想自由开放、中西文化论战和科学玄学论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但因国内战乱，及其与国际形势、苏俄关系和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势力有很大的关联，其现代化进程和民族解放（或外交）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扶持民国时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袁世凯篡夺民国国权。一战期间，英美实施 “绥靖”政策，放任日本在华扩张。日本乘欧美列强忙于一战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一战后的“华盛顿会议”确立了列强对中国的共同统治，并出现了为掠夺中国的日本与美英之间的重要矛盾。[6]其半殖民地外交表现在：袁世凯北洋政府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赔款，而且还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如1913年4月北洋政府以其全部盐税与关余做担保与国外五国银行团达成“善后大借款”，以便镇压南方革命力量，1915年初关心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于5月改签为《中日民四条约》，丧失多项中国国家主权）而形成所谓“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英国和法国也通过胁迫民国政府，制造西藏危机，在中印边界、中缅边界、中越陆地与领海边界方面不断侵害中国主权。北洋政府虽然通过联络美英，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体系，但其对中国没有带来多少益处，如北洋政府的所谓“修约”外交包括收回关税主权等努力的成效非常有限。相反，南方国民政府等推行革命性外交则取得了一定成效，如1926年开征二五附加税，1927年1月收回汉口、九江租界。[7]当然，随着南方国民政府1927年的变质，其外交性质也改变了，如对“宁案”的屈辱处理就是其外交性质转变的典型案例。[8]而苏俄对中国，则宣布废除其过去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共的帮助很大，如帮助中共建党和开展党的活动，帮助中共明确其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方向大纲领，实现国共合作；对二十年代中期的国民党帮助也很大，如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支援其财政经济、建立军校、建立武装力量和北伐战争等，带来了中国新的民主革命高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等。但其也存在严重不足，如苏联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了，以此作为苏联的东亚安全缓冲带等。
1927—1937年是中华民国发展的中期阶段。在这十年里，世界形势发生较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新的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并出现了局部战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也强大了。在此间隙期，中华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有所发展。所谓现代化，一般地是指社会化大生产（大工业）和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文明及其国际化或全球化的一种社会类形态发展过程，并且是在具体的社会质形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它直观地表现为古代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大工业上升到国民经济的主导主体地位）和国家政权民主化（民权政权的分权制约及其稳定成熟）是社会现代化的两根支柱及其基本实现的标志，科技文明和人的解放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衡定标尺。民国中期在这些方面都有所进展。同时，民国中期也展现了新的分裂，奠定了其未来走向。
1927年秋“宁汉合流”的国民党国民政府，扩展了国家机关建设，在国民政府及军委会里都实行委员制，并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方面的政策，如政治上的“清党”和北伐统一战争。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通过这次会议，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得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继续北伐，是年6月占领北京、是月新疆易帜，通电归顺南京政府。是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通过了胡汉民等委员《以党训政大纲》的来电提案，由此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稍后由胡汉民主持国民政府组织结构的筹划工作。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及《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这些既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又与之有别，并议决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等人分任立法院
等五院院长，建立了五院制政府。12月东北易帜，通电归顺南京政府。到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地方机构采用省（市）县（市）两级制，县以下划分若干区，区下设乡、镇；地方政权实行党政双轨制，基层管理依赖地主豪绅。1929年春—1930年底因国军编遣问题等发生多次国民党新军阀大战，其中大都是获得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支持的蒋介石中央军取胜。随即，对红军及其根据地进行多次大围剿。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包含张扬党权，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等) 胡汉民被软禁于南京郊外汤山，并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随即根据约法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确立了以国府主席为中心的集权体制。由此，导致了在中华民族危机关口（中日“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国民党的一次最大分裂，如宁粤冲突等。[9]于是，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31年年底三地同时召开，本质上还是思想落后的大军阀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二次下野。但其稍后又重新获得军权和党政实际主导权（蒋、汪再次合作）。日本乘此国内分裂时候发起“九一八事件”，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可是，国民政府却对日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中国东北三省在四个月余全部沦陷。在北中国危机继续加重，1932年3月伪满州国出现之前后，国民党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侵略又形成“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是，一方面是日本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并以隐蔽的形式相继军事占领华北五省多地，制造华北事变，国民政府对此并没有实施多少真正的抵抗，却与日本签订一系列协定，其实质是华北的沦陷；另一方面却继续和加大对共产党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军事围剿，打击国民党内和社会中间的进步性力量，大力发展特务势力（如军统）和农村保甲制度及其对社会的残酷统治，如对革命根据地实施第四第五次大围剿，1931年底枪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933年剿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中主张废约抗日的十九路军。这样，作为民族国家和社会主要承载体的国民党国民政府迷失了自我及其前进方向，大做民族间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做“下策”），实际上开始了其历史地位的丧失。面对日本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而脱离中国的更大民族危机，在工农红军被国民党军大量消失并被围困在祖国西部落后的局部地区，国民党内、广大民众和部分抗日武装等抗日运动的普遍兴起等新形势下，国民党于1935年11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汪精卫遇刺），开始了其国家（经济和国防等）政策调整，包括对日政策的调整。但其抗日政策仍然是动摇不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没有改变，如对中共及其武装，一方面继续派重兵围剿红军及其根据地，另一方面对分散于各地的工农游击队实行清剿。镇压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制造1936年11月震动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等。1936年政府公布《五五宪草》，构建类似于西方的表面兼具议会制（责任内阁制）而实为总统制的政体（因为国民大会等代议机构的民权或代议权是基本空置的），并准备由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1936年7月设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为议长。政府的对日政策，只是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时才被迫出现转折，经过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八一三事件”之后国民政府才真正抗日。[10]但也只是消极抗日抗战。
民国中期十年的政治历程表明，其政治现代化步履艰难。中华民国宪政民主发展主要是依托西方的三权分立理论和孙中山的权能分开及五权分立思想的综合而进行的，并受到不稳定和大变化的政治实践的极大影响，其政治包括法治的现代化成果非常有限。虽然它建立了现代形式的政府和司法机关，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但从民国开始的《临时约法》采取类似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实践，到《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及其五院制政府建立，再到把孙中山宪政构建以西方三权分立式改造而得的《五五宪草》的宪政发展历程中可得，民国的政治体制建构始终处在类似于西方的议会制（或责任内阁制，其核心是政府由议会组成并只对议会负责）与总统制（其核心是总统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之间的兼采与偏转之中，或者是还处在政府的委员制与一长制之间的兼采与偏转之中，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比较发展的政治体制，并且其多党制度或党政关系、议会制度和民权发展方面是相当短板的。[11] [12]一句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争权和轮流干政，是不可能形成民主法治社会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党专制政府（或以党代政的国家）是不可能形成民主法治社会的。事实上，那古代封建主义的专制和权势残酷式统治等形式还普遍盛行着。
南京国民政府在以孙中山新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与减租减息等政策法律，但它没有动摇封建土地制度和广阔农村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出台财税金融改革和政策，大力促使官僚买办资本发展。当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进一步发展。据统计,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新设工、矿、交运企业(包括官办和官商合办)共98家，创办资本额达到约1. 26亿元,是同期中国全部企业创办资本的33. 2%。特别是1935—1937年,官营企业的创办资本额达到8297万元，是这三年中国全部企业总资本14694. 1万元的56. 5%。可见，从1935年起，从新设工、矿、交运企业的投资环节看,国家资本主义已占主导地位。加上铁路、公路、水利、通讯、金融、地方建设投资等，从低估计，1928—1937 年国民政府的经济投资总额达到9. 16亿元；同时，经济结构也有向重化工业发展的初步势头。[1]总的说来，到193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有了进一步发展，但近代中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停留在以少数单一的消费品工业（棉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占主导的低级阶段（除日本投资的东北外）；二元制的经济结构导致近代工业的区域结构极不平衡，口岸城市和内陆乡村的分离日趋严重；整个民国时期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13][14]产业革命是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变革过程，它首先表现为较大规模地建立机器工业，其次是对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和深刻变革。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正在走向瓦解但又没有动摇其根本，而且在对外贸易和投资这两方面,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占居了主导地位,即使中国民族资本有所发展,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那时中国作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从属模式。
在文化发展和文化现代化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国家文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建立了一系列现代文化教育政策和体制，沿续着民国初期出现的文化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教育部就要求全国各地均设立民众学校和民众识字处，推行识字教育，并推动各级和多类型的教育发展，国民素质总的看在提高，如从 1928年至1936年，全国大专以上学校从74所增加到108所，在校人数从25198人增加到41922人。[15]它发动了多项文化运动，如“新生活运动”，建立多种科研组织和科学社团，传播科学观念，科学教育有了初步发展。[16]但其文化教育的阶级性明显，开展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出现多种类型的文化审查和镇压，如对进步的和苏区的文化围剿，甚至掀起一股尊孔复古潮流，就连具有现代性的新生活运动也遵循旧有的“礼义廉耻 ”原则，蒋介石甚至把三民主义“儒家化”。[17]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文化思潮也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泛滥起来。总的说来，南京政府时期还没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大量人口（如工农或平民）受教育水平和科技文明水平，实现大量人口更新和创新其观念，重要科技成果寥寥无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虽有所收获，如各种内忧外患的思潮与学术广泛兴起，但如新儒家等还与时代发展的重心或主题相处甚远（除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外），文化现代化、科学文明程度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文化的发展始终在现代与反现代的潮流中艰难前进。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现代化的不发展，是由其始终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由其落后的动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决定的。
民国中期的外交是与其内政紧密相连的，它接续着北京北洋政府的外交，又有自己的特点。这十年的外交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为界，可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宁汉合流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是以亲帝反苏而开端的，它表现在对“济案”及之前发生的“宁案”的妥协屈辱处理和对苏联的断交之中。它也努力形成“联合欧美制约日本”的外交格局。[18]
民国中期历史发展的一个内核，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是其两个转折点。中共“四大”、“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等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随即，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和新军阀之间大战时中共发动了十多处较大的武装起义，到1930年夏，已经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革命武装力量达十万人。各根据地实施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930年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道路的探索。到1931年把井冈山根据地和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成为一个拥有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苏区，是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0年10月至1934年，在国民党军发动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大“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中，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获得了大的发展，到1933年3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发展到30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及长征初期出现严重损失，于此，经过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特别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转折，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开始取得中共中央主导地位（如新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确立）。早在1932年，中共在东北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后来的抗日联军。经过1935年五六月会理会议和两河口会议确定红军北上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1936年9月中共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抗日战争的红线已经明确。[22] [23]1936年春中央红军渡河东征抗日。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跨越中国十多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伟大的革命战争和战略转移运动，其重要意义在于：传播了革命召示；保存和成熟了中共和红军；实现了向抗日战争的转换与对接等。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中共帮助其和平解决，实现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转折，由此民国社会矛盾焦点开始由阶级矛盾转向中日民族矛盾。1937年1月中共中央移驻延安。总之，民国中期，中共的农村革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明确，抗日战争政策出台，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革命的阶级战争”理论和“革命的民族战争”理论）著作[24]等亮点出现，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光明大道的预兆。当然，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发生了重大错误和曲折，三次左倾错误出现，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带来了重大损失（其中，国民党军的“围剿”是其过半原因）。中共的过错有内外两个源头，中共自己对其过错至少负有半数责任（其过错基本是由中国人主持或中国人主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并不完全是教条式的，它促进了中国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25][26]其功过都明显但功大于过（功绩占六七成），应当评定在中国国内的革命实践及其错误纠正之中。
民国后期的十二年是国内的战争继续不断和升级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战后“一球两制”或“两极”的世界新格局形成时期。首先是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由此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也出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大展开和全民族抗战。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标志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此前后，中共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共计5.63万人，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27]而日军自卢沟桥事件起，分别从从东北向华北和从长江口向南京及整个华东地区进攻，然后再合并向南，从国民党政府手中相续夺去了铁路沿线的大部分重要城市，虽然国民党军组织了一系大规模反日战役，阻碍着日军进功，但最后都是大溃退，到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大片中国土地，占领了最重要的近半个中国地区，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等。国民党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退守到祖国的西南和西北。与此同时，中共于是年8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积极全面的抗日战争路线，开赴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随后根据抗日形势变化，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了敌后战场和多个重要的抗日根据地。随着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等，鉴于其战线较长补给困难以及中国军民抵抗等，日本调整其侵华战略，在注重军事手段的同时又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式的侵略，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稍后蒋介石为亚太战场中国战区统帅。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随着抗日战争大爆发，国民党国民政府把大量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等迁往大后方。1938年3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修改党章，设立国民党总裁职务。1838年7月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派领导人及其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议事机关。1939年1月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集中党政军权力。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建立国家战时体制。群众抗日民主运动得到广泛发展。同时，见于共产党力量发展壮大，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久掀起了反共高潮。由此，在国民参政会内部引起了公开斗争和分裂。放开两次民主宪政运动。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准备实行宪政等决议，但其核心任务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通过《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与此相反，中共则尽可能地打击敌伪，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反击日本实行的“治安强化”，“扫荡”，“清乡”，“三光”政策运动，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整风运动等，克服重重困难。1944年9月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到1945年4至6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纲领等决策，从而实现了中共的空前团结和成熟。而在国共两党之间，有着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两党谈判渠道和国民参政会等进行联系。在此期间，国共两党两方之间的中间势力也得到了发展，他们通过国民参政会等促动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等。1941年3月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4年9月于重庆举行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是年10月,它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加强抗战反攻，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主张。
当然，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又进行了上十次大的反日会战，包括其远征军入缅作战，给日寇造成了重大杀伤。但1944年4至12月的豫湘桂会战及其大溃退，证明作为国内抗日主战场之一的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战力不济，中国战场战略相持阶段并未过去。这也与国民党政府消极片面的抗日战争路线有很大的关联。如国民党“应战不求战”，不敢发动和武装群众抗日，作为民族国家和社会主要力量载体的政府国民军没有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和牺牲，甚至是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与等待时机的作战方针。另外，国民党还抽出手来积极反共，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多次军事反共，制造多次反共高潮，如制造1941年1月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继续做着民族间亲痛仇快之事。与此相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坚持在敌后战场与日军作顽强斗争，还发起了如1940年百团大战的重大战役，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未算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随着日军主要兵力向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转移，中共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1941和42年遇到极大的困难，受到重大损失。但经过努力，到1943年终于克服了严重困难，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并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在1944年春至1945年夏的攻势作战中，仅八路军就歼灭日伪军30万人，收复县城70余座，扩大解放区29万平方公里。其军事战略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正规战转变。随着1943年亚太抗日战场大局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变，中国抗日战场也在1945年春夏开始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折和过渡。在美军逼近日本本土，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和中国抗日等条件下，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国共两党武装收回国土，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达132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28]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举足轻重地步。总之，作为亚太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抗日战争既开始进入又没有完全进入战略反攻阶段；[29]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外反法西斯同盟共同作用的结果；[30]国共两党对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行了协同领导，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共产党的贡献大于国民党的贡献，[31][32]在此，中华民国政府对内而言正丧失着作为中华民族前进的主要代表资格。
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国统区，随着东部地区工业与文化资源的西迁，明显的促进了重庆等西南地区发展。国民政府实行统制政策，重视以国家官僚资本为主体的重工业建设，建立交通运输网，让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在局部地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战乱时期全国性的工业化和经济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33]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主要的是增强经济自立自足能力，没有多少现代化建设。[34]在国共两党统治区，科技观念得到了一定的普及，特别是在国统区因科技和人才的内迁与聚集，促进了西南大后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应用科技的迅速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还相差甚远。[35]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各学科学术都有了扩展，在国民党方面，如1943年发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篡改历史，复旧反共，提出“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旧三民主义）、“一个领袖”的召示；在共产党方面，形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系统理论。[36]
外交方面，国民政府在某些问题上曾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其外交的一个转折点。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先是苏联（和德国）的援助，后是美国（英国）的援助，获得了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1942年1月1日, 中、苏、美、英等26个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集会, 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并一起成立联合国，参加开罗会议，参加国际抗日同盟，在中国本土开辟国际反日基地，组织远征军出国抗日。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基本废除了原中外关系的不平等条约, 取消领事裁判权，如1943年1月11日签署了平等的《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废除旧约。随后与其他多国先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37]但中华民国并没有因此完全脱离半殖民地国家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重要国际会议并没有把中华民国当做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大国。民国政府还再度同外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如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不是完全平等的条约。自1946至1949年，国民政府又先后同美国签订中美商约、航空、海军、铁路、农业协定等多项不平等条约，又使国家的主权蒙受重大损害。[38]特别是美国帮助国民党军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援助国民党军，成为国民党发动新内战的实际帮凶。虽然其后来为国共关系作过了某些调停，提出了某些规劝。苏联（苏共）与中共和民国政府同时交往，其重点对象是民国政府（苏德战争爆发后停止了对中国援助），但对中共也有帮助（如帮助中共力量在东北迅速扩展），只是到共产党将迎得中国时，才发生其外交重点转移。最后，苏美都没能左右中国政局战后的自主发展。在此期间，中共还通过合法途径走上国际舞台，展现了其国际形象和魅力，如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民国外交关系中特重要的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是中华民族沦陷区的产生和存在（也包括伪满州国和台湾）。在沦陷区，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先后在华北、华中和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伪政权，1940年3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敌而建立了日伪统一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在该区，日本推行殖民统治，掠夺中国资源，企图以战养战，还制造细菌战，实行奴化教育，并阻碍沦陷区工业和科技文化正常发展。其殖民统治也激起了区内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其中还有共产党的斗争活动。[39][40]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沦陷区回归祖国。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946年是其分水岭，到1948年新走向的决定性态势已经明朗。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着重展开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沦陷区的接收，甚至变成了国民党的劫收，如1945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硬性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的1:200，远远高出实际购买力比值的1:35，这就意味着沦陷民众资产一夜之间大大缩水。对侵华日军实施“以德报怨”政策，优待日本战俘，运用大量舰船遣返其战俘和侨民。开展全国经济调整、统制和发展工作。其中，官僚资本（包括其国家形式）因接收和统制等获得扩张和较大的发展。与共产党争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甚至发生局部战争，如上党战役、关外的战争等。此时，国共双方也都调整与重组了各自的军事、军队及占领区。另一方面是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与共产党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0月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后来双方谈判还在继续，并成立了有美国方面代表参与的国共双方的矛盾调解组织，也签订了有关协议。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月31日，各方就政府改组、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达成五项政协协议，它依稀显示了通过和平方式，走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新迹象，这表现在以中共提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等方案中，也表现在民主党派于其中提出的“中间道路”主张中。[41][42]这就显示了民国历史发展上升时机的出现。但是，1946年3月初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否定了政协协议。[43]3月21日召开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蒋介石在会上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训政时期约法是根本有效的，这再次推翻政协协议，甚至有的鼓动会议通过对共产党的讨伐案。5月国民政府返都南京。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动二三十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其后，国民党军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与此同时，1945年底至46年又新建了几个民主党派。但国民党制造“较场口血案”（打伤维护政协协议的民主人士），“下关惨案”，“李闻血案”，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扼杀民主和中间势力、中间道路发展。总之，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走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绝好历史机遇和内外条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继续走着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旧路，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落伍的头号表现，这是由国民党政府始终代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阶级利益的本质所决定的。官僚资本（包括其国家形式），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获得较大的发展，但其封建性、买办性与掠夺性等畸形儿，压迫着民族资本发展，[44]成为社会前进的阻碍势力。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6月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在内战进行的同时，国共两党分别调整和实施了各自所占区的发展部署。国民党一方面重视军事战事，另一方面注重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建设。政治上，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于1946年11月至12月召开由自己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和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民盟等多数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没有参加制宪国大。1946年制定的民国宪法是在变通政协相关协议的基础上起草而来的，这部宪法在形式上建立了一个具有某种完整性的带总统制特点的议会（内阁）制的民主政体，从形式上看是民国时期的较好宪法。[12]当然，后来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一些特权又破坏了这个民主政体。因其时多党政治和党政关系发展的明显落后和局限，1947年3月国民政府的改组，1948年3月的行宪国大召开和总统选举等新政府的组成，它们在表面上建立了三党联合政府，但都没有改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地位和一党专制政府的本质，并且在行宪国大代表和政府组成人员选举与确定等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内外存在的矛盾和斗争，甚至带来了国民党的政治和信任危机。[45] 还都南京前后，国民党还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但没有取得多大成效。[46]经济上，到194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法币的发行仍然过多，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高涨。1946年11月，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但因内战重起之后，大量资财被耗于战争，政府难为其愿。为解救经济危难局势，1947年2月政府制定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政策，它是拯救经济的一次重大行动，但企图运用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效果及其有限。1947年８月政府发布了《四联总处核办放款原则》，将允许申请贷款的行业，缩减为４类，其余行业一律停止贷款，所有到期款项一律收回，不得续展。在当时供求失衡、货币发行失控的条件下，这项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归结地说，内战爆发以来，军费开支巨大，狂印钞票，财政金融极度混乱，通货膨胀急剧发展；战后美国对中国市场获独占地位，美国资本和商品大量侵入；官僚资本垄断经济，民族工商业发展持续恶化、农村土地大量荒芜，封建剥削加重；物价飞涨，抢购风潮时常发生，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面对这国民经济危难危机局面，1848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其配套政策，发行金圆券，开始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等，为挽救经济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它特别表现在上海蒋公子的落实行动中，但这次重大经济改革或重建也失败了。[47][48]外交上，从1946年起，民国政府又与美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协定，重新出卖国家主权，并拥有美国军援。民国政治独裁、经济和外交的这种局面等，激起了国统区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从1947年5月起，国统区就掀起了一个以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逐步形成了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包括多阶级的反对美蒋统治的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49]如1947年五二0学生大游行运动,20多个大中城市的300余万工人罢工运动，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甚至为了生存自救纷纷拿起武器掀起规模巨大的民变运动。
随着内战的进行，随着解放区范围的扩大，解放区的建设全面展开了。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土地政策进一步完善，土改运动广泛兴起。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第五条等规定，建立起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或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制度及其新政权。农民获得了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农民蛹跃参军。在农村党组织中开展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以纯洁干部队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在军队中进行以“诉苦三查”为基本内容的新式民主整军运动（包括运用改造过的大量解放战士）。1947年9月中共提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0月解放军总部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是年底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纲领，包括没收官僚资本。会后，党中央提出了解决其他重要问题的政策策略，包括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政策。[50][51]与此同时，随着国共两党所作所为的发展，国民党的反动行为引起民主党派分化，多数民主党派没有配合国民党，1947年5月国民党公然污蔑民盟、民进等为“中共附庸”、“暴乱工具”，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上海总部被迫解散。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开始放弃其中间道路主张，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其他重要民主党派也走着类似民盟之路。1948年4月中共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
国共之间的较量，直接和集中地表现为军事较量。1946年6月国民党军开始全面进攻解放区， 1947年3月又开始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1947年6月共产党军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秋又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而在解放战争初期，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占有明显优势，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且装备较好，而人民军队约127万人，仅有少量火炮；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的面积和人口都超全国七成。[52]在解放战争第一年，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其坚持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通过运动，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等原则，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经过一年作战，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为373万人，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为195万人，其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于是，党中央决定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向大别山区，开端了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其他野战军相继转入外线作战，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并且建立了较强的炮兵和工兵部队；而国民党军下降为365万人，可用于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并且被解放军分割在几个相互孤立的战场上。[53]由此，党中央决定实施具有战略决战的大战役。1948年9至11月的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的淮海战役，解放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的平津战役，基本解放华北全境。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国民党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54] 到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具有关键意义的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平津战役进程过半，所以1948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1949年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灭亡的一年。由于前线大败，蒋介石争取美国增加援助和外国“调解”未果，桂系首领逼将“下野”，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表示愿与中共“和谈”。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变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和谈。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确定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将实现由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点转移，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包括将来的“另起炉灶”与联合苏联的外交等。这次会上毛泽东的报告较好地界定了现在和过渡时期的问题与政策，指明了中国继续前进的具体路向。[55] [56]4月1日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会谈， 4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拒绝在最后协定上签字，谈判破裂。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国民政府统治在大陆灭亡，而逃跑到台湾岛。随后，相继发起其他解放战争，到10月1日仅华南和西南局部地区还未解放，到是年底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与此同时，1949年1月，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实现合作。6月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选举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随即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综上所述，中华民国历史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或没落时期，是中国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时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一般取得明显进展又没有完成过半时期。这就是中华民国近现代化二重性的本质。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革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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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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