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工人阶级在教员时代有极其高昂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工厂的热爱、对生产的热情甚至到了我们无法理解的地步。比如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他会觉得这是领导看不起他，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为了抢任务，会连续工作24小时，领导拉都拉不走。在西方主流的观点看来，这种热情是一种畸形的、违反人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那么事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此高昂的生产热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位教员时代的老工人，通过访谈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高昂的生产热情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这种主人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或法律文件，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们之间的访谈记录。
问：我接触过一些老工人，那些工人在提到教员时代的时候都很感慨。常常说当时的工人是爱厂如家，所以生产热情非常高，而现在的工人对工厂没得任何感情得。我想问，当时的工人为什么会对工厂产生这种感情呢？
罗师傅：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世界上没得无缘无故的爱，也没得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个厂关心工人。当时的厂对工人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我是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作没得好久，有一次家里面来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现在家里面很困难。我当时也没有给厂里面说，但是在私下给朋友说话的时候说漏嘴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面来信说收到了50块钱，我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问领导，才晓得是工会寄的。
罗师傅正准备往下说，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黎师傅是退休干部，以前在团委和工会都干过。黎师傅说：当时工会领导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当时每个班组都有一个工会小组长，他负责了解班组工人的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了解：家里面困不困难？爱人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否该上学了？最近有什么状况等等。班组把情况汇总到车间一级的工会，车间再把情况汇总到厂工会。所以说工会对整个厂里面所有工人的情况、困难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甚至都不用你来说，自己主动就给你解决了。举个例来说，凡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的，工会领导就必须要去关心。无微不至啊，就到了这种程度。
林师傅：过去工会管生活，搞职工生活。还有搞生产劳动竞赛，就是促进各个部门把生产搞上去。平时有啥困难，找工会。家里两口子吵架了，也是工会的事。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市场经济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切身的体会。我55年的时候在一线当工人，得了胃病，经常去医院，很严重。当时袁景良是我们工会的劳保委员，他晓得了这个事情，就提名让我去疗养。单位就送我去疗养所疗养了50天，疗养所的伙食非常好，标准是21块/月，我自己只出9块钱。疗养了之后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犯过。
你问我为什么工厂会这么关心工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现在，很多管理人员最初也是很优秀的，但他们后来就慢慢忘记初心，开始变成堕落和腐化。那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如何防止优秀的人能够不忘记初心呢？
一位砖厂的老工人：有句话说得好，“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也就是说写一封揭穿信，查来查去就是几分钱的帐对不上，不过可以让那些管理人员恶心上半年，所以群众运动对反腐败很有作用。
周师傅自己有当领导被群众检举的经历。周师傅说：当时的贪污腐败很少，各方面的原因都有。比如当时对现金的管理很严格，30块钱以上不能使用现金，只能使用支票，这就让你贪起来很困难。再比如当时人们思想觉悟很高，觉得贪污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愿意去贪。 市场经济时代完全搞反了，你不贪容易得罪人。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的监督很厉害。当时所有账目都要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电力系统的管理岗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管经济。当时我经手一笔款子，8万多，有3角7分钱对不上帐。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我被人检举，上面派了7个人来查我的经济，前前后后查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贪污，而是账记错了，所以给我定了一个“贪污行为不按贪污论处”。当时的群众监督就能严到这种程度，你说还有哪个敢贪。
梁师傅：导师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当时管理人员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管理员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有就是当时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
比如说我们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市场经济时代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和他们的认识有一些出入。我认为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对领导的监督还解决得不够好；第二、由于工人敢写匿名信来监督领导，所以这个监督问题比市场经济时代解决得好得多。我说不够好是因为当时有些领导滥用权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厂的领导，他喜欢在背后用给人穿小鞋，这就明显是乱用权力。社会主义的时候群众用群众方式揭露他的问题，后来他就被群众监督了，监督了之后整个作风大大改变。呵呵，不过市场经济之后老毛病又犯了。
范师傅70多岁，是先进劳模。范师傅说：我还想给你说一点，要理解什么是老板，就要理解什么是打工人。老板的对立面就是打工人，打工人的老板是不信任打工人的，怕他们偷懒，所以随时都拿着皮鞭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工作，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只把他们当会说话的工具。
说得难听点，市场经济时代的工人就是这样。领导和工人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状况，工人在一线干活累得半死，领导在办公室吹空调。工人稍微不随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骂，动不动就克扣工资。在工厂里面工人没得半点说话的权利，你能做的就只有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你说，这不是奴隶是什么？
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提倡鞍钢宪法，充分的相信群众的自主性，让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干活，而不是厂长拿着棍棒驱使工人去干活。当时是管理人员带头参加劳动，以此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厂，副处级以下管理人员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管理人员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当时管理人员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
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张师傅：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 ，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见上面不听怎么办？那工人就可以继续提意见、监督、你当管理人员的把他没得办法，因为你没得开除工人的权力。当时有句俗话：你当10年管理人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没得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为了保证钢的质量，按照操作规程 ，要切掉1.5%的量。后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这样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我当时在团总支任生产委员，就和另外一个工人 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车间和厂里面都不支持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我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结果厂里面拿我们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们没出任何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让我们把实验数据交了上去，最后冶金部批下来同意了这种操作方法。
周师傅：工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粮为例，当时根据工种定粮。社会主义困难时期我在市委工作，当时市委管理人员是21斤粮，工人普遍比管理人员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
梁师傅：有一次我们单位发奖金，干部奖金是4块钱 ，炼钢工人的奖金是6块钱。由此可见，当时的管理人员才真正是人民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那个时候当干部只有多做事的，干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当然，你问我们工资有没有差异，也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很小。
张师傅：你说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工资有没有差距呢？这也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资比管理人员还高。我们厂里面有一个8级钳工叫李孟虎，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全家人生活，而且还生活得很好。他有8个小孩，后来这些小孩有上中专的，也有上大学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现在，你一个工人的工资能够养活8个小孩？还要读书哟！根本不可能。
余师傅：社会主义时代的贪污事件很少，因为没有贪污的氛围。上级领导对群众的检举信非常重视，都会仔细核查，发现贪污行为处理也很严厉，比如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就很有效。另外，国营企业都有一套严格的财务制度，这可以防止贪污。企业买东西30元以上必须开支票，30元以下才用现金；入库的东西都要进行登记，会计、经办人都要签字，不能随便搞；采购物
品的价格也是确定的，比如我们厂生产的鞋，在河北卖一块钱，在北京是一块一，这是明确规定的；根据百货公司的销售情况确定生产指标，由此确定需要多少布料。市场经济时代腐化现象是逐渐演变的，一开始还比较收敛，90年代后就忘乎所以了。大氛围如此，即便有少数廉洁的厂长，也于事无补。
某制药厂的吴师傅：那时候管理严。超过30块钱就必须用支票，买东西必须入库、登记，不是一个人管，逃不了。出去办事都是办的托收，结算都是支票直接在银行结算的。
问：教员时代每个人能够得到的物资那么匮乏，为什么小偷小摸的利己现象反而很少呢？为什么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了，物质财富丰富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工人为什么会偷懒呢？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观点叫做“公有地的悲剧”，或者“搭便车”，来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会情况。在教员时代，工人们中间有“搭便车”的情况吗？如果有，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的呢？
一位老退休工人：当时我们生产很积极，下班后工作服已经脱了，准备回家。这时领导说还需要加班，我们就会再穿上工作服继续干，而且从来不问给不给加班费。我们干活是为自己干的，干活儿多社会主义富了我们自己生活就会更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想的就是社会主义作贡献，我们每天有1小时理论学习，觉悟很高。“磨洋工”是市场经济之后开始的。
老工人李师傅：拿我们钢厂为例。承包以后，那个厂长想给大家发奖金想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领导了，这些人一起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人干脆不干了。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这是你厂长的厂子，你厂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愿意干了、消极怠工。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上班摸鱼、偷懒”。
摸鱼是厂长承包制以后，你厂长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发财了，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工资几千块钱，工人生气咧，所以磨洋工。这与社会主义时期没一点关系。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头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教员时代工人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无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说，厂子是工人自己的，不会去偷的。当时也有“搭便车”的，不过是极个别人，通常大家都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时对小偷小摸的现象定性是很严重的，谁要是偷拿工厂东西，大家都会很看不起他，舆论压力很大，并且厂里也要严肃处理。
市场经济时代后，所有制的变化把人的自私都给挖出来了。都是在告诉人们如何赚钱发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金钱至上。从上层领导就开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现象多了。
教员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工人们都是主动参与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让他参加他才不乐意呢。那时候要的是荣誉。现在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干。
常师傅是针织厂的老党委书记。常师傅说：社会主义的最高宗旨是消灭私有制。过去，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市场经济时代的工人变成为雇佣工人。纺织局局长，原来是纱厂厂长，纱厂产品为生产原料，不可能卖不出去，他把纱厂搞破产后，转为私人，2600名工人成为雇佣工，供其榨取劳动剩余价值。80年代有一些烟厂的工人，会把烟塞到饭盒里带回家，市场经济时代的打工人地位决定了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会有增无减。
烟厂的李师傅：小偷小摸都是上行下效，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脱离工人的独立王国，他们把工厂的东西往家拿，工人中偷盗现象就会出现。原来我们厂自己的工人是很少抽自己厂的烟的，要抽也要买，而且是有计划的，到了84年以后就搞成人人都有一份。84年，班组长一个月可以多拿2.5元，名义是“岗位补贴”，主任能拿5块，厂长不到10块。没几个月以后，奖金就多了，以“多劳多得”为原则，开始有人虚报产量。后来从上到下都是他们的人，我是这样发现的：85-86年的时候，市场“供销一体化”，工人和销售科的人一块去河北等各个地方调查销售的情况，发现我们厂的烟有“串味”现象——“串味”是我们的术语，就是不同等级烟丝（分甲乙丙）的烟被标混了，我们发现是有些工人为了提早下班、又多拿奖金，故意把下一工序的事做坏。我当时是工艺员，我和科长一起去质问那个工序的工段长（他也是新班子提上来的年轻干部），但是厂里一直没有做任何处理，连检查都不叫写，我去找厂长——他竟然说“你们两个都是为了工作，不要闹矛盾了！”这样混淆是非！他们结成了一个派系，常常出去吃喝，保卫科长、车间主任、工段长都是一块的，而厂长和他们关系很近。管理人员开始随便到车间去拿烟，借“品吸的名义拉，从几条到整箱整箱的拿。什么坏事都出来了。连老工人也开始占便宜了。有的老工人可正直，要检举他们，他们就使坏往他的饭盒里装烟，他下了班去刷饭盒发现了，就去交公说“谁往我饭盒里装的烟”，他们就冷嘲热讽说“你自己偷烟的吧”，好让他不能再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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