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七十五年来，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在两个不同阶段，中国经济都取得了极大进步，在总量上都有极大增长，这些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但长期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关于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争论。那么，计划和市场在本质上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两者有没有共同点呢？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此，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共同点。
经济发展的领导核心相同。不管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统领全局，不论发展何种经济，不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和探索，都会走向失败。1992年，我们的总设计师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时，他的系列讲话体现的中心思想十分明确。一方面，他鼓励对市场经济进行大胆探索，不怕改革和探索中出现偏差和错误，一旦发现错了就纠正；另一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消灭剥削，防止出现两极分化。这也是邓公怕的方面，怕改革走了邪路，怕变了颜色。可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和探索的前置条件。笔者认为，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党的坚强领导是二者最为重要的共同点。
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手段。就像总设计师说的那样，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有市场。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采用计划手段，对生产资料、劳动者、劳动产品进行统筹安排。在企业的产、供、销及对劳动者的分配、福利、保障等全过程中，全都纳入计划之内。用计划手段兼顾了人民群众方方面面的利益，它也兼顾了个人与集体利益、眼前与长远利益、消费与积累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这个计划手段是自上而下的，它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带有全局性、整体性。计划体系还带有明显的指令性特征，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在推行了市场经济改革后，市场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手段，也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通过潜在的“利润”来影响着资源配置、要素流动、利益分配等环节，预期“利润”引导着投资方向，影响着产、供、销及对劳动者的分配、福利、保障等全过程。在市场经济时代，同样也有计划，那就是国家的五年规划。这个规划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有指导性特征，但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尤其是非公经济的约束力已经大大降低。这个时候，市场手段—其实就是在预期“利润”驱动下的自由竞争，已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力量。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相同。在我们讨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目的这个议题时，议题本身就隐含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前提。换句话说，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按照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难看出，依据这个定义，我们不论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目的就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经济发展目的与经济发展动力相对应，分别代表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也就是分别代表了人民的需求与满足需求的能力。按照邓小平理论，计划与市场是在经济活动中采用的手段，两个不同手段的最终目的，必须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需求、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而且，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总设计师也明确指出，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就说明我们的改革是失败的，将会走上邪路。换句话说，出现两极分化的时候，也就证明没有实现这种经济手段原本预期的发展目的，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创造价值的主体是相同的。不管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中的所有制主体有所不同，但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的话，由于资本本身不能创造价值，所以创造价值的主体都是劳动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资本的需求从属于人民群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尽管资本方也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主体，但它的主体地位附属于劳动者这个主体。另外，政府也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主体，主要发挥宏观调控等作用，但它是政策主体。政策主体本身同样不能创造价值，但是对价值交换、价值的分配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说，无论什么经济形态，创造价值的始终是劳动者，要是没有他们的劳动创造，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罢，都不可能仅凭资本、政策生产出使用价值（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商品）就无法满足需求，没有使用价值（商品）就不会发生交换；没有交换价值就不能获得价值。说到底，没有劳动者这个主体，那就谈不上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全都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其次，我们讨论一下计划与市场的不同点。
手段背后的动机是不同的。当我们追溯到原始社会，是先有计划，还是先有市场呢？那个时候生产力十分低下，而为了保证族群的存续，男人狩猎，女人采集。这就是计划手段，通过分工协作，依靠集体的力量获得更多劳动产品，维持族群的繁衍。再比如大禹治水（治水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治水计划的先公后私、由宏观到微观的特点。可见，计划背后的动机是为公，这与当时的禅让制也是高度一致的。到原始后期，在产品有了剩余之后，就出现了交换。而交换的本质就是满足自己的其它需求，以剩余换取不足。马克思在对货币的起源中早已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提示了市场手段背后的动机，那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需求。最初，这个需求表现为使用价值，当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出现之后，交换的需求就逐渐变成了货币。因此，可以说，自从市场诞生之日起，这个无形的“手段”进行交易的动机就是“为己”的，它与计划的“为公”动机截然不同。可见，计划经济的产生早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诞生于剩余产品的物质基础上。现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都是作为经济运行体制而存在的，但二者背后的动机并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计划的初心（动机）是统筹各方面关系，兼顾各方面利益，由上而下地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体系，集中体现了计划的“为公”动机。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后，尽管国家发展经济的初心（动机）仍然是“为公”，但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国家的初心（动机）往往被市场背后的“手”所代替，对预期“利润”的牟利动机就变成了市场手段的真正动力，资本的需求甚至会战胜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比如在鸦片战争中，在市场动机驱使下，英国殖民者甚至制造社会需求，使得大烟馆遍布清王朝的天南地北，自然经济并没挡住烟枪的攻势。现实中，譬如虚构商品质量指标、夸大消费者某种需求等促销手段，也是市场手段背后的牟利动机造成的。
两种手段下的政治生态是不同的。计划和市场都不是单纯的技术性手段，它们都和政治融合在一起。而前者“为公”与后者“为己”的动机本身，就分别带有不同的心理倾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自上而下、从里到外的“为公”计划，也就决定了劳动为谁的价值取向，全社会才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政治生态，劳动者在工作中就会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王进喜、孟泰、时传祥、张秉贵等为代表的劳动者，成为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存在的群体。无私奉献、节俭勤劳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而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等丑恶行为，难以有容身之地。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己”的牟利动机，会使资本自下而上、由外及里地侵蚀政治生态，为实现资本扩张而寻找政治上的代理人，由此导致了官商勾结腐败现象，进而形成官僚资本，甚至出现了美西方买办。这也佐证了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多年来，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并没有真正实现公平；而“效率优先”的愿望也未必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建立在高杠杆基础上的高增长，它不仅在实践上算不得真正高增长，而且在理论上也无法自圆其说。为什么呢？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劳动者才不会存在劳动异化问题，劳动者主观能动性才会有效调动起来。在劳动者技能、劳动对象、生产资料都相同的条件下，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必然造成劳动者积极性不同。而分配方式的不同，又决定了两种经济手段带来的公平性不同，资本不能创造价值，但资本参与分配，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致勤劳未必能致富。“萝卜快跑”的出现，就是典型例子。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躺平”，恰恰是经济深度市场化带来的后果。
两种手段下的主体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手段下，实施计划的主体政府、企业与劳动者，它们也是三位一体的，最终归结到劳动者主体上。政府是计划的制定者，而企业与劳动者是计划的执行者。计划从制定到执行，在时态上都体现为“将来时”，它体现着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是对未来的规划。通俗地说，计划作为“将来时”，它就不是“吃了这顿不管下顿”,而是充分考虑了劳动者这个主体的前途命运。可以说，计划就是权衡，它充满了兼顾利弊、观照未来的科学精神。而在市场经济手段下，驱动交易、实施交易的主体是资本。尽管人民群众（消费者）也是主体之一，但“为己”动机这个需求，先于社会需求（消费者），为实现资本的牟利，资本必须找到社会需求（消费者）才能实施交易。同时，政府作为指导性计划（五年规划）的政策主体，但政府规划对资本的约束力小，这三个主体就不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体占居主导地位。市场手段在发挥作用的时态上，它体现为“现在时”。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不会充分考虑人民群众（消费者）的前途命运，它更多地是急于变现，将使用价值通过市场交易转换为现实利润。因此，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相比，就缺少了统筹兼顾，缺少了观照未来的科学精神。
两种手段下的劳动性质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劳动存在四个层次的异化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劳动所控制，失去了对劳动的控制权和自主权。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劳动者存不存在异化劳动的问题呢？在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多年的实践中，现实已经给出了肯定性答案。尤其近几年来，随着市场化的加深、资本的扩张、高新技术发展、人工智能的应用，劳动者在生产中非但没有解放劳动，反而越加劳动紧张。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尖锐。劳动者内心不和谐，人际关系冷漠。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各种内卷四处漫延……说到底，这些现象都是劳动异化的不同表现，更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突显出来的问题所致；说到底，劳动者才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是最活跃的要素；说到底，再发达的科技成果，也是人创造的，是脑力劳动者创造的。科技成果是否先进，首先要看科技成果掌握在谁手里，它为谁服务。再发达的科技成果，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就算不上先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笔者认为，“全面”之中就包含了对市场经济中的弊端进行改革，尤其是对劳资分配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改革，对过去改革中不科学的方方面面重新改革，重新调整。换句话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同步发展新质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真正适应生产力要求。
再次，我们谈一谈计划与市场的本质关系。
计划的本质应该是供需平衡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因为生产力不能充分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当年的计划经济更多的是对生产、对供给做出计划，目的就在于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当我们有了超算技术，有了人工智能科技成果，当生产力水平已经足够发达之时，如果实行计划经济，这个计划就能更好地同时对人民群众的需求做出动态统计。譬如说，全国共有多少人，多少家庭？需要多少住房，需要多少家用汽车？多少家庭有住房，有家用汽车？有多少是无房户，有多少是无车户等等。在此基础上，就能对供给与需求进行合理统筹，从而更好地使供给满足人民需求，达到供给与需求间平衡，实现计划经济的初心。可见，计划的本质应该是供需平衡手段，是基于“为公”的社会需求这个基础动力，旨在统筹供给能力和社会需求，达成保障供给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平衡手段。要是脱离了“为公”这个大方向、大前提，脱离了党的初心，脱离了共同富裕目标，空谈计划或市场，它都会导致偏离方向、背离目标，甚至变成--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市场的本质应该是供需交换手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那市场是什么样的经济手段呢？我们的总设计师没有说。笔者认为，市场的本质应该是促成供需双方交换的手段，是基于资本“为己”需求这个原始动力，旨在促成通过交换将使用价值变为价值的逐利手段。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表明，在非公经济组织中，供给方往往代表了资本方，资本有逐利的需求，但这个需求附属于社会需求也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需求只有通过交换手段才能够实现各取所需。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只要这个方向没变，资本的需求就必须服从于人民大众的根本需求。否则，就本末倒置了。总设计师还说：（市场）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可见，总设计师对探索市场经济的态度是开放的。同时，他也坚持有错就改，决不是让后人一条道走到黑，我们必须完整地学习邓小平理论。
计划是约束市场的为公手段，市场是服从计划的增效功能。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但两者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在坚持人民立场的前提下，计划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是天下为公的手段，是统筹兼顾人民大众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利益的，它应当对市场发挥约束性作用。主要约束谁呢？当然是供给方、资本方。为公主要为谁呢？当然是占大多数的普通群众、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我们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和探索，选择市场手段的本意是提高效率，这本身就是国家的重大计划！增效背后的根本目的是为大多数人根本利益服务，而不是相反。所以说，市场必须服从“为公”这个根本目的，它必须服从于统筹兼顾的计划。如前所述，总设计师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初心是解放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最终”是多久呢？总设计师没有说，但他说了探索试验的时间：搞一两年，对了，就放开；错了，纠正。多年的市场经济探索表明，特别是加入了世贸组织后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市场增效功能很多时候并未服从共同富裕这一初心。相反的是，我们距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两极分化变得愈加严重！这算不算判断市场经济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呢？如果算，就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按照总设计师的设计：错了，纠正！否则，就会走上邪路。
最后，是笔者的结论。
结论。通过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实行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都各有利弊。总体上来说，计划经济要优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可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中对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要求；一般而言，市场经济难以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中关于共同富裕的要求，但很容易造成两极分化。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问题突出，它引发的两极分化不仅背离了共同富裕目标，背离了邓小平同志对改革探索的设计，更有走上邪路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