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读过一些讲述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的回忆录。那些文章，几乎全是“诉苦叫屈”的，甚至有的把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称为“过牛棚生活”，好像是“坐牢那样受了千辛万苦的罪”。而我这个既被下放农村当过“农民”（国家照常发给我工资），又到“五七干校”住过“牛棚”（其实住的房子比一般农民的住房好多了）的人，或许是“人生得贱”吧，无论是被下放农村当过“农民”，还是到“五七干校”住过“牛棚”，却对下放劳动同某些“高贵人士”有着不同的感受。下面，我说说下放劳动期间的一段美好回忆。
1968年1月，我这个地区财贸干校的教学科长，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资兴县城厢公社（现在的资兴市兴宁镇）一个叫朱家坪的村子里当“农民”。与社员群众一样，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出工，扎扎实实搞“苦力的干活”（我夫妻俩的出工率比社员还高，因为社员免不了家务活动要请假，而我俩每天上下午都出工），同农民搞“三同”半年多（那半年多的感想，我己写过一篇题为《下放农村劳动的回忆》，讲述了我受到的教育和启发，这里就不再“炒现饭”了）。后来，我和妻子便被抽调到县直单位“协助工作”了（因我们是地区下放干部，仍由地区发工资，到县里工作不算正式调动）。我先是被安排在县革委“斗批攺”办公室，后到宣传组（即县委宣传部）。县委恢复后，我就被安排到了县委办公室工作。直到1971年9月被调回地区“五七干校”为止，我下放在资兴县农村劳动和到县直机关协助工作近3年时间。
我们虽是下放干部，却得到了县里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一从农村来到县城，组织上便在县革委机关院内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宿舍。房中，床架和桌板椅凳样样齐全，不用我们自己费心购置。当时那里还没有建什么“领导宿舍”，县里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和我们这些一般干部居住在一起，住的都是简陋的平房。我的住处不远就是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的宿舍。这些领导同志的衣着穿戴、言行举止，完全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模一样，二模不差”，他们个个平易近人。因为领导和被领导居住在一块，他们从住房里进进出出，都与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见了我们夫妇都会含笑打招呼，有时还会嘘寒问暖说说话，甚至还会开个玩笑什么的，俨然知心朋友一样。这，给我们这原先多少有些自卑的下放干部一种亲切感、自信心，觉得应该尽自己最大努力搞好工作才对得起他们。
在“斗批改”办公室、宣传组和县委办工作那段时间里，让我结识了一大批好同志、好朋友，诸如甘子良、李雄姬、宋信平、李映山、罗宏松、刘加文等等同志。“斗批攺”办公室主任甘子良，是我建国初期在县人民银行工作时的老同事。现在老熟人又在一起工作，自然没有陌生感，很亲切；李映山同志是个爽快人，我与他徒步奔赴波水公社途中，敞开心扉，无话不谈；宋信平同志蛮好客，我妻子出差期间，我这个不会搞饭菜的人常到他家里去吃饭，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在宣传组工作，我受到组长李雄姬的欢迎、鼓励和关心；我同幽默风趣的罗秀才这“八个眼睛”（罗宏松和我都是高度近视眼，鼻梁上离不开厚厚的眼镜，同事们就叫宏松为“四个眼睛罗”，叫我为“四个眼睛欧”），常常相互调侃、开玩笑取乐：我在县委办工作时看到罗宏松、刘加文这“两支笔杆子”競競业业，勤勤恳退，加班加点写材料……。所有这些，都深深刻进到了我的脑海，已是50年过去的事了，至今想起来还清晰在目。
有句广告词说得好：“简单快乐，幸福生活。”那时，物质生活平淡，文化娱乐也贫乏，机关干部甚至还要每天自己打扫办公室内外的卫生（称为“大扫除”），还要定期参加诸如挖土种菜、插红薯等项劳动，工作、生活比较劳累、清苦。但是，人际关系不太复杂，同事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我们只要一门心思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别的事情有组织上考虑，不用自己费心思。所以，大家想的多是如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相互攀比、算计的事情少见。人与人之间显现出的相濡以沫之真情，令人心里阳光灿烂、愉悦爽快。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外来下放干部，也能够与大家毫无隔阂他打成一片，互信互赖、互帮互助。可以这么说，在资兴县革委和县委机关工作那段不短不长的时间里，我接触过的同事、朋友，少说也有上百位吧，但把我这个下放干部当“外人”看的，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我也没和任何人红过脸吵过架。我们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亲戚朋友。
有一件值得特别一提的事：我在宣传组工作时，有一次早读（那时特重视政治学习，制度规定，干部每天早上要学习政治一个小时，称为“早读”）时，不知怎么的，我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起初还痛得轻点，我以为忍忍也就会过去，没当回事。谁知疼痛感越来越剧烈，不久就痛得我坐立不安了。李雄姬同志（宣传组组长）见我这个样子，知道我是患病了，非常着急，立即打电话给县人民医院，请了医生来到办公室专门为我看病，还当即给我打了一针止痛的针。但这止痛针丝毫没有起到减轻疼痛的作用，我的肚子仍是刀绞般疼痛。为了减轻疼痛，我用过多种方法：先是用手使劲摁住疼痛的部位，但没有作用。我扑在条椅上让木条顶住肚子，也没作用。我仰卧在条椅上释放肚肠，还是没作用。不久，就痛得我浑身冒汗、呕吐了……。雄姬同志见我这样痛苦不堪，心急如焚。我看到她的神情，就像是她的亲人患了重病似的，让她难受死了。当时我妻子在县公路指挥部协助工作，正出差在外。急坏了的雄姬同志急忙电话与我妻子取得联系，通知她赶快回家，又把在县革委组织组工作的欧阳森（我四弟）叫了来。在她的安排下，同事们急忙把我护送到了县人民医院住了院。当我这个被痛得昏了过去不省人事的人苏醒过来时，只见雄姬、阳森等好几位同事守在我病床边，焦急地等着我苏醒。雄姬同志见我醒过来了，高兴地说：“植竹同志，你终于醒过来了，太好了！刚才呀，你真得吓死我们了，你的脸色都卡白卡白了，喊你也总喊不应了，我们真的好害怕呀，生怕你有个三长两短呐！好，现在终于醒了，你就安心在医院住着，把病彻底治好，不要担心组里的工作啊。”她对我，真的就像姐姐对待弟弟一样，令我特别感动！
其实，那次我患的也不是什么大病，而是尿道结石，尿排不出来，胀得肚子越来越痛。经过医生诊断后，打针、吃药（主要是中草药，每天一大罐熬水喝），一个星期便康复出院了。而在我住院的六七天时间里，雄姬同志几乎每天或亲自或派人到医院来看我，她这种不是亲人胜过亲人对待我这个下放干部的革命同志情谊，令我终生难忘，让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俗话说：“只要人缘好，就是喝开水也甜。”我在资兴县机关工作遇到了这么好的领导、同事，心里能不格外高兴、爽快么？人家没有把我这个下放干部当“外人”，我也就没有“做客思想”，而是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干苦干把工作做好。举个例子说吧：
有次地区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资兴县管农业的革委副主任要出席并被指定要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滁口公社的先进结验（该公社在省直单位下放干部帮助下，组织基层干部和社员学哲学出了名）。这就需要派人到滁口公社去再整理一份大会发言材料。这差事摊到我和另外两位同志的身上。从县城到滁口有七八十里山路，当时还没有通车，得靠两腿一步一个脚印像量布虫爬行，而时间又非常紧迫，必须在四天内完成任务（其实就是两天加三个晚上的工作时间，因为往返的路上就需走两天）。在这艰巨任务面前，当时我的身体虽稍有不适，也没有以此为借口向领导“讲价钱”推脱，而是二活不说，急忙收拾毛巾、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就同那两位同志一道动身摇脚，爬山涉水，奔赴到了滁口公社。走了一整天山路，我们已是腿脚麻木、精疲力竭了。但为了赶任务，我们只能匆匆在公社食堂吃了晚饭便立即投入工作。经过不分白天黑夜地苦干，终于如期完成了那次相当艰巨的任务。
我下放到资兴，无论是在农村劳动，还是在机关工作，都是积极肯干、非常卖力的。我的努力，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和称赞，被评上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五好干部”。在发给我的那张奖状上，盖上了郴州地革委会和资兴县革委会两颗鲜红大印，给予了我莫大的荣誉。这，对我这个下放干部来说，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惊喜啊！
你们说说，我下放农村劳动那一段时间，是不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