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建立的中共安源支部，是中共基层组织发展史上一个应当予以格外关注的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是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建设的先行者与模范者，开创了“产业支部”的先河，助推了早期工人群众组织的发育进程以及工人中的核心组织建设。通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该支部探索了一条马列毛主义者领导工人运动的成功路径，树立了一面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辉旗帜，创造了一批中国工人运动的先进经验，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了较为突出的历史贡献。本文以1922—1925年为重点，展示工人核心组织创建的过程和历史意义。
一、中共安源支部的建立过程
1922年2月由中共湖南支部筹划组建、诞生在萍乡煤矿安源火车房的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在中共二大前全国各地建立的基层组织中，安源路矿支部都是排在最前面的。中共成立后最先组织和发动的革命运动是工人运动，工厂是中共组织渗透于基层群众的最早场域，而安源路矿支部又是中共在工人运动中创建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
为解决汉阳铁厂冶炼的煤焦供应不足和质量不稳的问题，1898年3月22日，汉冶萍公司在安源创办“萍乡等处煤矿总局”。次年1月，动工修建萍潭铁路（后改萍株铁路、株萍铁路），用以外运安源煤焦。萍乡煤矿与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安源路矿两局发展迅速，人数最多时聚集产业工人17000余人，在中国近代工业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被誉为“江南煤都”“小南京”，获有中国煤矿“北有开平，南有萍乡”之美誉。萍乡煤矿以其丰富的资源、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质优价廉的煤焦、蓬勃发展的形势而蜚声中外，被誉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之实业”“东亚有数之大煤矿”。
1921年10月下旬，中共一大代表、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怀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肩负中共一大“成立产业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以走亲访友的名义第一次到安源调查研究，开始引导安源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亲自点燃安源的革命火种，“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同年12月中旬，共产党员毛泽东、李立三携湖南劳工会干事张理全、青年团团员宋友生乘火车到安源考察，住在老后街刘和盛饭店。这家饭店设施简陋，价钱便宜，是安源工人的聚集处。在安源期间，他们白天到八方井、锅炉房等处走访考察，晚上邀请部分工人在饭店座谈，毛泽东提议创办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组建工人自己的革命团体，并亲自命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制定适合安源革命的方针策略，“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
不久，中共湖南支部和毛泽东派李立三来安源主持工作，这时安源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湖南支部。李立三到安源后，首先“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入手，获得萍乡县知事公署核准立案并予以保护的合法身份。在办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的过程中，他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广泛接触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现和训练工人“当中的优秀分子”，很快发展一批先进青年工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1年12月成立由8名团员组成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这是江西省第一个团组织，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17个团组织之一。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专门设有“工人学校”一节，其中规定“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根据这一决议和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在安源工人和青年团员的帮助下，于1922年1月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又称工人夜校），“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白天上工人子弟课，晚上上工人夜校课，宣传马列主义，讲述工人团结道理，灌输革命真理，启发工人觉悟。夜校的创办，为安源革命斗争的兴盛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夜校开办后不久，李立三便着手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发现8名团员中有4人思想积极进步、政治觉悟较高，于是找他们逐一谈话，向他们讲述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宗旨、性质和任务等知识，并进行党的纪律教育，重点培养和发展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和实践考察，李立三认为安源建党条件已成熟。1922年2月，李立三与共产党员蔡增准带领这四人到安源小山坡下的株萍铁路安源火车房一房间里，秘密举行入党仪式，大家排成队，李立三作为入党介绍人，把红纸做成的党旗挂在墙上，严肃地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旗。红色象征革命，上面有斧头、镰刀，斧头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它标志着工人和农民团结一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现在，我们向党宣誓。”大家举起右手，向党宣誓：“努力革命、遵守党纪、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并不是从建党之日就有，当时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并有一人介绍，经审查即可入党。安源的入党誓词十分规范、简明扼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史料记载、较早的入党誓词，比1931年1月25日共产党员贺页朵保存的“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24字入党誓词早9年，它见证了安源革命志士从建党之日起就十分注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对党忠贞不渝、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入党仪式后，吸收4名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由6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安源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安源支部，它不仅是江西省最早的党组织，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组织，隶属中共湖南支部，党员有李立三、蔡增准、周镜泉、朱少连、朱锦棠、李涤生6人，管辖地区为安源矿区。会上朱少连提议，由李立三任支部书记，大家一致赞成，并把安源火车房作为中共安源支部经常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中共安源支部的诞生，标志着安源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安源党组织的领导下，青年团员、党员和一批思想先进的工人纷纷加入筹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作中。通过召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三次筹备会和获得萍乡县知事公署核准备案后，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部员大会并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向社会各界正式宣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即工会）成立，宣读俱乐部总章和部员公约，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成立之初，“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涵养德性”，4个月后罢工前，才正式“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至此，在湖南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安源党团、工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安源工人逐渐团结起來，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初步形成了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团组织为党的助手，以工会为公开组织形式的产业工人革命大军，安源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而崭新的姿态走上中国革命舞台。到1922年年底，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发展到13000多人，团员发展到90人，一批工人骨干经过斗争的洗礼和锻炼，被安源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党员有20余人。
二、中共安源支部执行了正确的群众斗争路线，在经济斗争中迅速壮大起来
中共安源支部创造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先进经验。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刚刚成立核心组织，如何加入到工人运动中、如何领导工人运动？安源支部走在了前列，成为全国工运经验的主要输出地。
1、正确领导劳资斗争，力量弱小时从经济斗争开始
中共安源支部当时并没有实行脱离实际的打倒资本主义的激进政策，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在维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矿局资方进行有限度的斗争，表现出它是一个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堡垒。1922年5月1日成立安源 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9月上旬，路矿当局拒发拖欠工人的工资，并企图勾结军阀封闭工人俱乐部。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通过工人俱乐部， 领导全路矿17000多名工人，于14日举行大罢工，提出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大罢工总指挥李立三。14日晨，俱乐部监察队持白旗 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张贴“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告示，并发布罢工宣言。路矿当局竭力破坏罢工，先是设法收买工人，此计不行，又密遣暗探刺杀李立三， 悬赏大洋600元，也未能得逞。后勾结军阀，想用武力镇压，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重要地段架机关枪，军警数百，每人每日2元赏钱。工人向军警进行宣传，军警同情工人，阴谋动用武力也未能 实现。路矿当局被迫接受谈判，于9月18日签订承认工人俱乐部 的合法权利、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资的13款条约。5天的大罢工至此终止。条约签订后，俱乐部召开万余人的罢工胜利庆祝大会，通过复工宣言，随后上街游行。安源路矿罢工的胜利，是安源支部采取了正确策略的结果，在力量非常弱小的情况下，首先围绕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开展斗争。
大罢工胜利后，部分工人领袖产生了激进倾向，遇到问题动辄就要罢工。如果罢工过于频繁，不仅群众跟不上、容易分裂群众队伍，反而容易招致军阀的镇压。中共安源支部克服和纠正了当时部分工人中间不顾大局、动辄罢工等“左”倾激进倾向，确保了整个运动没有偏离正确的斗争轨道。罢工本身不是目的，根本目的是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组织。当时党支部反复劝诫和教育工人：罢工只是一种“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的手段，“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指出“遇事就罢工”是一种“幼稚病的表现”。当时还忍痛开除了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中共安源支部采取劳资两利的态度，不盲目斗争，是适应当时斗争环境需要又能切实维护工人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2、正确处理与帮会关系，善于在群众运动中团结不同类型组织
中共早期领导开展工人运动，除了要开展面对资方的斗争外，还要面对中国社会传统的行会、帮会等组织势力的干扰。这种势力是中共在各地开展和组织工人运动的一大障碍。就安源工运来看，李立三后来曾回忆说：安源当时最厉害的帮会是洪帮，大多数工人都加入了，工头也都是洪帮头子。当时若不争取洪帮，罢工就没办法；洪帮不瓦解，工人组织也不可能很快建立起来。在处理与帮会的关系方面，中共安源支部做得最为成功，彻底瓦解了安源的洪帮势力，“经过我们的争取，不仅在帮的很多工人参加了俱乐部，而且还有一二个红帮小头目入了党”。运动初期需要团结洪帮，在安源工人大罢工前夕，工人俱乐部主任、罢工总指挥李立三，为了争取安源洪帮对大罢工的支持，连夜去张家湾亲自登门拜访洪帮头子刘洪大，并拜了把子，暂时结成同盟；运动之后实际目的是瓦解洪帮，但这个目的不能说出来，要通过工会组织发展壮大来实现。这一时期全国上下只有安源工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了改造、替代，其他地方的工会都没能实际取代帮会组织。中共安源支部探索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当时其他各地“先加入后改造”的新经验：“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帮会中的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这一经验后来也得到了推广。李立三后来在上海也是“用安源的办法来对付上海青帮的”。
3、建立消费合作社，进一步团结和组织群众
中共安源支部领导工会创办了第一个也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共领导经济工作的最早探索。虽然属于第一次，但这家“红色店铺”的经营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李维汉当时即评价到：“虽则没有经验，经过许多困难，但终究没有失败，且得着相当的胜利”，并认为“这是安源工人建设能力的表现”。这也开启了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重视和运用合作社经济的历史传统。
中共安源支部为中国工人运动创造和提供了几乎是全方位的丰富经验，在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中独一无二。即便是中共最早开展工人运动的上海，在五卅运动前，其党组织也没有作出过这样大的贡献，期间甚至还曾一度向中央“求援”。1924年5月上海党组织就曾“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或者特别训练一般同志出来做这上海工人运动，同时我们上海也须有一部分同志来学着同做。”李立三就是因此被中央派往上海的。而安源经验对于上海工运的贡献，他本人后来回忆说：“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
三、中共安源支部执行了正确的组织路线，不搞关门主义
安源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共首个产业工人支部为什么会诞生在安源？毛泽东、李立三等最初在安源工人中间正确的策略和路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中共湖南支部之所以快速建立起安源支部，是在坚持毛泽东确立的“注重找真同志”的目标和原则下，没有缩手缩脚的搞关门主义，而是敢于大胆吸收工人中的中坚和优秀分子加入核心组织。
1、安源支部发展迅猛，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基层组织。
安源支部从1922年2月成立时的6人，到1923年11月即增加到60人；再到1924年12月时发展为200人，竟占到了当时全国党员人数994人的20%。这样的增速和人数为同时期全国之最，即使是当时中央所在地的上海也无法比拟。上海的党员发展在五卅前一直较为缓慢，到1924年5月时也仅有47人。李立三后来回忆：当时安源的党组织“恐怕是全国最大的组织”，党员“至少有一、二百人，人数发展得很快，比上海大”。不仅数量发展快，而且安源的党员、团员还多为产业工人出身。恽代英1924年8月巡视安源后向中央报告就说“安地为独一无二之无产阶级组织。”在规模扩张方面，中共安源支部更是呈现一种“裂变式”的扩张态势。它自己所建立的党支部、党小组也在不断涌现：横向的地域分布扩及到了株萍铁路沿线、湖南水口山、衡山等，甚至延伸到了湖南株洲和湘潭的农村；纵向发展则深入到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的各个部门。当时俱乐部内党员“三个人一个党小组，七、八人为一个支部”。至1925年8月，中共安源支部“党员人数达230人，共有支部10余个”，分别是“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支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机关支部、消费合作社支部、萍乡煤矿隆内支部、隆外支部、湘东永和煤矿支部、东桥支部、株萍转运局支部、株洲八迭乡支部、醴陵支部、湖南水口山铅锌矿支部、韶山支部、衡山岳北支部等”。这种速度和规模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2、党团关系良好，是中共早期正确处理党团关系的地方标杆。
大家可能会认为，中国的党团组织应该天然是紧密一体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早期工人运动中青年团独立性较强，有的地方团组织不听党组织的，变成领导工人的“第二党”。但这种情形在安源没有发生。李立三按照青年团是党的预备学校的思想，先在工人中间建立团组织，再从中选拔人员建立党组织。安源的团组织成立较早，是当时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团组织之一。发展也较快，1922年“冬天团员总数已达到100多人，年底即建立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安源成为青年团正式成立后最早建立地方团委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安源的团组织不仅成立早、发展快，与党组织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完全不同于其它许多地方党团关系那样紧张，更没有出现一些地方的团组织甚至演变为“第二党”的情形。当时在安源工人运动中，许多事务由团组织决定，但重要事务由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决定，且团组织的每次开会，党组织也均派代表参加。此外，两者不仅合办了党校、团校，还“合组了妇女部、教育计划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等机构。最能体现安源党团关系良好的，是安源较早完成了党团分化、实现了安源青年团的青年化。为了限制青年团“第二党”化的倾向，解决党团不分问题，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作出了开展党团分化的部署。安源的此项工作从1924年8月始至1925年初仅用半年多时间即已完成，走在了全国多数地区的前面。安源党团分化后，“本地特别团员，大多数均已加入C.P.”，“安源党地委对整个工人运动实行领导，团地委则专心致志于青年运动”。一大批超龄团员转为党员，同时也增加了中共安源支部的党员人数，这应是1924年安源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也属于安源“自产”。
3、定期开会，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中共早期基层组织的建设并不理想。如上海最初的基层组织甚至陷入“内部涣散，等于没有组织”的境况：五个党小组大多不能正常开会，党费也不能按时收清。当时山东、汉口等地的基层党组织也存在类似现象。但中共安源支部在这方面表现很好：在党员发展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在党员教育、管理方面也同样出色，较早开展了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安源支部开展了专门针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群众工作方法教育和作风纪律教育。1923年6月前后，中共安源支部就在工人学校内开设了一个“特别班”，专为“工人居领袖地位者”实行“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并于1923年底创建了中共最早的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作风建设方面，中共安源支部经常针对干部中间暴露的各种问题开展整顿活动，定期召开各种“批评会”。刘少奇撰写的《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就披露了在一次俱乐部主任团干部会议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形。在党组织的要求下，安源团组织也曾提出“对于团体和个人批评后，作一结论，留存有关机关，以便随时考察团体与同志有进步否”。纪律建设方面，当时其他一些地方党团员经常不开会、不缴费，安源党团组织没有出现这种现。党组织方面，安源“组织方面比较有进步，小组会议除俱乐部一组因工作太忙，难以按期开会外，其他各组，均能按时开会。月费去年(即1923年)八月以后亦能按时交纳”。团务方面“安源地方最足使大会赞美，同志能按时交费、到会，服从团体命令，努力工作，皆较他处为有进步”。
中共安源支部的出色表现和取得的突出业绩引起党中央的重点关注。这期间中共中央、团中央多次派领导来安源考察巡视，安源也是当时中共中央派驻中央委员的全国两个工运重点地区之一，团中央还曾计划在安源召开全国青年团三大会议。当时该支部还一直有代表出席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和六大，有的还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就对以安源支部为核心工作支柱之一的湖南党务工作提出了表扬：“从地区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四、先通过扎实群众工作建立党团组织强化集体领导，再搞群众运动
安源支部探索了一条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成功路径。中共成立初期，虽然提出党要去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如何领导工人运动尤其是如何处理党与工会的关系尚缺乏经验。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就是只派党员个人到工会去领导工人运动，而“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导致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中共一大决议就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对于200人以上的产业工会“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二人到该工会去工作”。从中共四大系统总结前期工人运动经验来看，当时许多地方党组织对工会的领导还属于一种“技术性”的领导。该议决案认为过去中共在工会中“往往偏于技术方面，纯粹的工会书记的工作”，没能在思想上、路线上、组织上进行领导。邓中夏亦指出之前由中共“派去的同志充当工会主任，那时还是极少”。这种模式下中共最初领导工人运动的具体路径，便是先建立工会，后成立党组织。如当时上海就是“先发展工运，后发展党”。
上述中共对工运的领导模式，使许多地方的工人运动在起步阶段就极为艰辛和曲折，中共的势力不敌当地的帮会组织和招牌工会。上海那种先建立工会后成立党组织的路径，当时还导致“上海的党是孤立的”,它对工人群众的领导只是一种“抽象的”政治鼓动，“而不是组织上真能领导”;上海工人群众的组织化程度也较低：“大多数群众只受C.P.思想上的影响，而未做到组织上的影响”。这种工运领导模式遭受的最大打击是“二七惨案”。邓中夏在总结“二七惨案”教训时便说：“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是当时“极大的错误”,“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
中共在安源领导工运则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一条截然相反的路径：先建立党团组织，再以党团组织为核心组建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早在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毛泽东便“没有一个字不赞同”地肯定了蔡和森提出的在中国须先组织共产党、“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的主张，因为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还亲自指示李立三到安源后“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稳脚跟，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尽快地把他们组织和训练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的核心。”这一路径不仅保障了中共对安源工人运动的“组织化”领导，避免了邓中夏所说的那个“极大的错误”。罗亦农后来就说党领导工人“现在全党要算湖南组织得最好”。由于始终坚持了党对工会的这种组织化领导，安源工会在继取得了1922年9月当时工人运动中“绝无仅有”的大罢工胜利后，还能有效摆脱当时行帮会党的纠结、招牌工会的破坏以及资本家的瓦解和国民党右派政客的拉拢，而不断发展壮大崛起，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阶级性的现代工会，尤其是经受住了“二七事件”的严峻考验而“巍然独存”。
中共安源支部探索开拓的路径，代表了中共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后来不久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种在工会中建立党的基本组织“工会小组”或“工厂小组”的举措，既是对“二七惨案”教训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对安源成功路径的推广。1924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就认为“我们的党应当特别注意下级的小组，这些小组的性质，足以决定全工会的战斗力”。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那个《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更进一步提出：“应当赶紧着手实行工厂小组的工作，庶几能真正深入群众”“确立职工运动的基础”，而“不至于象以前一样，遇着反动潮流便完全瓦解。”中共四大通过的另一个《对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也明确规定：“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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