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偶象是宋、元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帮闲文人为了挽救日益崩溃的封建制度，妄图缓和一触即发的农民起义，而炮制出来的一种思想麻醉剂。特别是明、清以后，“清官”论的提倡、推广更为盛行。
反动统治阶级之所以要以超阶级的“清”和“贪”来划分官吏，就是妄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劳动人民的不幸不是由于剥削制度所决定的，而只是由于碰上了“贪官”，这个“贪官”恰恰又是封建制度所“反对”的（本质上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狗咬狗的斗争，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么只要有了“清官”如“包拯、海瑞”之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必然是一片“王道乐土”，社会从此就可以“歌舞升平”了。
即便发生了什么六月飞雪的黑天冤枉，也一定能得以伸雪（所谓“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甚至还可以恩赐个大团圆的结局。这岂非滑稽而有趣之至！
其实，捧出“清官”的偶象，编造其为民“伸张正义”的鬼话，无非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欺骗劳动人民，要劳动人民放弃使用革命暴力来解放自己罢了。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深懂“清官”这类形象的欺骗性，所以他们豢养的文化爪牙们也在文艺（包括大量的影视剧音乐小说等）这个上层建筑中，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地塑造了大批的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清官”偶象。
他们妄图以此抽去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内容，以偷梁换柱的手法，代之以所谓“普遍的人性”。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毛主席指出:“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