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无论是作为狭义的学院化知识传统，还是广义的社会思潮，加速主义不仅突破了既有的理论模式，而且挑战了流行的政治战略，以致于无法凝聚为有效的、普遍的共识而陷入相互竞争的局面。在理论上，加速主义表征了资本主义启蒙的元叙事困境；在立场上，加速主义堕入左与右的对立之中；在实践上，加速主义无法辨识资本主义本身的位置。加速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挑战，它一方面试图保留马克思，另一方面却又取消马克思主义。因此，认真厘清加速主义思潮的悖论和困境，真正识别和把握其本质，重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意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尤为重要的任务。
在近十多年来，以激进思潮的面貌出现的加速主义盛行于西方理论界，对社会理论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种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诞生和传播的社会思潮，加速主义以其无比震撼的表达和异常激进的姿态产生了颇为独特的理论效应。然而，正如划破沉寂已久的黑夜一样，加速主义照亮的一瞬间之后带给人们的却是无尽的黑暗。究其缘由在于，加速主义思潮的悖论性质不仅导致了内部难以沟通的对立，而且在实质上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和边界。最终，作为激进理论的加速主义蜕变为话语的异常增殖，无疑在后果上表明了其理论悖反性质的征兆。面对西方激进思潮的侵蚀，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不断提高自身应对其他思潮挑战的能力，更应该在这种应对中深化对自身的理解能力。因此，审思加速主义理论的悖论，努力澄清其困境，真正识别其本质，重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意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的任务。
一、加速主义思潮的三重悖论：从理论、立场到实践
加速主义思潮以右翼加速主义和左翼加速主义为代表。右翼加速主义以N.兰德(Nick Land)为代表，这是一种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加速主义。其保守性体现在，虽然他们拥护现代技术，试图以加速技术的发展来实现社会的进步，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技术掌握在少数人和机构的手里。换言之，右翼加速主义对技术的推崇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是以追求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为目的的，最终启发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左翼加速主义以A.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N.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为代表。左翼加速主义力图扭转加速主义的右翼倾向，使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和导向。左翼加速主义试图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现有技术的束缚，从而改造现有经济基础，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走向服务于大众而非少数人利益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左翼加速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现状，作出了较为积极的探索。就理论特征来说，加速主义并非是一种具有严格体系的思想流派，反而是有着极不稳定的边界的开放结构。因此，这给我们把握和理解其实质提出了困难和挑战。然而，如果能够准确地厘清其理论的悖论性质，理解其矛盾之处，将有助于识别其理论的内涵和实质。从理论、立场和实践三个方面入手，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加速主义内部存在的悖论。
1.加速主义理论上的启蒙悖反：资本主义启蒙元叙事困境
尽管加速主义在表面上总是以其政治战略而广为人知，但这种战略无疑只是作为最终的结果得以呈现。透过这种政治维度，可以捕捉到加速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悖论，那就是加速主义在起点上就隐含了深刻的悖结。这种悖结就是，加速主义的左翼和右翼之分深刻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正反两面，也表征了资本主义的元叙事要求。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宣称的那样，启蒙的根本意图在于“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然而，在他们看来，启蒙最终不仅没有实现它的纲领，反而沦为资本主义新的神话。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统治性机制，那么加速主义则表征了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正如兰德所说：“加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而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才刚刚开始。”
首先，在内涵上，加速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产物。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是启蒙运动这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这两面都书写了资本主义的元叙事。左翼加速主义表达了启蒙运动光明的一面，它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企图避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的20世纪启蒙运动的噩梦即极权主义；右翼加速主义反映了启蒙运动黑暗的一面，主张发挥资本主义的最大潜力，折射了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期望，此所谓兰德所主张的“黑暗启蒙”。
其次，在策略上，加速主义陷入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二律背反之中。左翼加速主义企图超越并摆脱资本主义，借助启蒙运动的理性机制，倡导普罗米修斯主义,以走向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而右翼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本身作为最终的目的，认为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资本主义摆脱自身的困境从而走向新的阶段。
最后，在后果上，加速主义堕入了资本主义拜物教和启蒙神话的困境之中。无论左翼加速主义还是右翼加速主义在选择加速资本主义或启蒙运动上存在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二者都陷入了资本主义的陷阱之中。因为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加速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而是彻底推翻它们。正如卢卡奇指认阶级意识“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就经济地位的无意识”,那么同样加速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无意识。在这一意义上，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都始终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元叙事的范围。
2.加速主义立场上的左右之争：内部无法沟通的政治差异
尽管后来的加速主义者在建构加速主义理论的历史合法性的时候，总是反复引用尼采“加速这个进程”的表达，然而尼采的使用与后来加速主义的含义却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当代加速主义者对加速主义理论的阐释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这尤其要归功于左翼加速主义者。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潮，加速主义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导致的相互竞争撕裂了原本就不稳定的理论基础，并打开了其边界。结果是，加速主义难以凝聚成有效性的共识，进而极大地弱化了其理论改变现实的能力。
首先，加速主义左右之间无法沟通并严重对立的政治差异，使得双方都无法对客观的历史变迁作出有力的分析，结果只能将重心让位于政治立场的竞争。右翼加速主义与新反动(neoreaction)汇合，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保守主义，最终走向了拥抱资本主义的立场。左翼加速主义试图扭转右翼加速主义的立场，从而使加速主义理论左翼化。因此，政治立场上对立的局面极度损害了加速主义理论原本的效力。由于为政治立场之争所累，加速主义一开始就未能实现理论本身对现实测度的能力，结果是在无法完善自身理论合法性和形成诊断现实的能力之前提下，跌入围绕政治立场对立的无尽的话语竞争之中。
其次，加速主义就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之间存在严格对立达成共识，但在支持何者上无法形成一致意见。1980年哈贝马斯在领取阿多诺奖时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的演讲，表明了现代性仍是一项未竟之志。为此，加速主义亦反映了这一议题的要求。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都认为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分歧，因为资本主义未能真正实现如哈贝马斯所言的现代性规划。然而，左翼和右翼加速主义在最终的抉择上呈现出对立之势。左翼加速主义试图以支持并完成现代性的任务从而反对资本主义，而右翼加速主义试图加速主义主义本身的发展从而在后果上超越现代性的规划，进而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然而，无论如何，即使是现代性之未竟之事业仍然囿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在其中进行二择一的角逐游戏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最后，加速主义左与右之间存在截然相反的差异的现实根源在于，二者都只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变迁在理论上的反映和表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政治上撒切尔的自由主义在英国强势崛起，不久后伴随着的是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同时在科技上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开始广泛兴起和应用。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福山宣告“历史终结论”的口号助长了以兰德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将是未来目的的观点。然而，相反的是，左翼加速主义则看到了以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的控制论技术，尤其是在阿连德时期智利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的现实应用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亦效仿哈耶克的朝圣山学社的做法，最终试图以集体掌握的形式控制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以此为左翼谋求新的可能性出路。
3.加速主义实践上的不切实际：无法辨识资本主义的位置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想要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就必须切实地付诸实践，进而真正起到干预和改变现实的作用。然而，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理论亦存在着异常明显的悖论和困境。加速主义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合理位置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情况，以致于不仅极大弱化了实践的效力，而且会导致无法彻底将其理论转变为有效的实践。
首先，加速主义在理论上无法真正识别和判断资本主义的合理位置。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在具体的策略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加速的内在意图却是不一样的。右翼加速主义认为，能够寻求改变并带来解放力量的只是资本主义本身，因此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成为右翼加速主义的目的。相反，在左翼加速主义看来，当前的资本主义压抑或束缚了本应该成为解放力量的对象如技术，因此需要进一步加速其快速发展，进而彻底释放这种潜在的解放力量，最终通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后资本主义。左翼和右翼加速主义只是将资本主义当作相互竞争和博弈的对象，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历史的合法性和现实状况作出科学有效的评估。正如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既合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其灭亡的命运。如果缺乏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客观阐释，那么就会像左翼和右翼加速主义那样要么把资本主义本身当成最终的目的，要么天真地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达到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目的。
其次，加速主义的实践效力高度受限，原因在于加速主义的真正对象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尽管加速主义试图以资本主义为对象加速其发展，然而一边是左翼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作为手段，另一边则是右翼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作为目的。以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为首的左翼加速主义者无论是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还是在后来的《发明未来》中都提出了诸多具体的行动策略和具体措施。无论如何，他们的加速策略只能是加速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速度，而非推动历史本身发展的速度。换言之，若非加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和变革，那么左翼加速主义者所谓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至多也只是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新的形态，因为这并非是实现对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真正的、彻底的变革。
最后，加速主义理论上的主张无法产生行之有效的实践，即理论最终将与实践产生分裂。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它们的实践基础来源于超信(hyperstition)理论。超信概念的实质就是人类的知识建构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不涉及是否真实地再现了世界的客观状况。正如B.诺伊斯(Benjamin Noys)指出的那样，“我们应注意兰德的预言是一种超信——一种述行(performative)虚构，它创造了它所预言的未来——以及他的理论化(根据兰德)瓦解了线性顺序时间”。R.麦凯(Robin Mackay)也指出：“他们成功地抹黑了真实和他们所说的‘超信’之间的界限：通过集体实践使自己变为真实的虚构。”问题的实质在于加速主义首先不是对社会历史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主体的自我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加速主义的实践能否成功一开始就已经没有了客观物质条件的保障。
二、加速主义思潮的内在实质：“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
尽管今天的加速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发挥着较大的影响，然而穿透其非同一般而又惊世骇俗的口号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理论思潮存在着诸多的悖论和困境。它不仅在理论上表征了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叙事的二律背反，而且在政治立场上堕入左右对立和竞争之中，更是在实践上难以兑现理论所主张的承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发现更深层次的悖论在于：加速主义既试图保留马克思，又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由此，加速主义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制造了严格对立。对于加速主义来说，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先驱，他的观点就是加速主义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已经加速主义化了。从历史的合法性层面来看，加速主义把马克思打扮成自己的同路人；而在基本方法和立场层面，又假设时代超越了马克思而使其变得过时。因此，加速主义思潮的内在实质就在于，它走向了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非马克思主义。
1.历史叙事的转向：以话语叙事替代历史唯物主义叙事
加速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首先体现在作为基础元理论的历史认识论层面，即加速主义以“超信”为核心的话语叙事替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加速主义之左与右的区分，不仅是关乎政治立场的争论，而且涉及更深层次的历史认识论的基础。然而，因为政治立场的抵牾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又压抑了这一更为重要而又基础性的问题，所以使得对加速主义的探讨始终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我们认为，加速主义以“超信”为支点建构了其独特的元叙事，为这一思潮奠定了基本的历史认识论主张，然而这种历史认识论却又远远溢出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从而付出了沉重的理论代价。
以兰德为首的控制论文化小组(CCRU)首先提出了“超信”这一概念并界定了其含义，即“实体‘使自己成为现实’的超信过程正是一个通道，一个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潜能——已经活跃的虚拟——实现了自己”。CCRU认为，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真实和虚幻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实质性的，然而对于“超信”的实践者来说，把握现实的程度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超信”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虚构，将现实视为一种可以操作的虚构场所，从而表达了虚构的或者人为的想法可以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实际的影响和效果的观点。这意味着，加速主义以一种已经潜在地实现了的未来来审视当下的现实，即以未来反观当下。当下的观念只不过是抵达未来的手段，因而加速的真意就在于向着未来的某个目标前进。正如S.奥沙利文(Simon O'Sullivan)认为的那样，“超信是一种虚构的东西，它通过时间旅行的反馈循环使自己成为现实：它作为一种被抛回到过去的未来愿景来设计自己的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的“超信”概念无疑表明了其理论的叙事变化，即以主体的话语叙事主导并左右了历史的发展。加速主义之“加速”无疑表征了主体的意志倾向，而历史的发展方向会无条件地为个人所改变。在这一意义上，加速主义之左与右之争体现了为寻求霸权斗争的话语竞争，即旨在为了争夺对未来的定义权和领导权的话语竞争和意识形态之争。
虽然可以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很多在表面上看似支持加速的语句，然而它并非如加速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原因在于二者完全基于不同的历史叙事。正如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泛化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那样，这对马克思来说，“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那么这一表达同样适用于加速主义理论。第一，马克思与加速主义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的焦点在于客观性，即从社会历史的客观状况出发，相反，加速主义者忽视了这一点，却从主体维度出发去影响未来社会的发展；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主体向度，然而这种主体向度起作用必须首先基于客观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非超越客观的社会历史状况，相反，加速主义者则时时试图超越社会历史状况；第三，个人的实践和行动当然会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然而重要的在于，个人发挥作用需要社会历史的条件来予以保障，相反，加速主义者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因为即使强调加速，也不能忽视社会历史状况而随意地加速。因此，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的核心就在于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以及个人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条件性。
2.资本主义批判对象：以技术决定论替代生产关系批判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在左翼加速主义还是在右翼加速主义那里，技术都成为至关重要的焦点问题。抛开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导向因素，面对加速主义思潮，首先触及的会是加速什么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左翼和右翼都赞成将技术作为加速的对象。无论是兰德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对以技术为核心的控制论的强调，突出了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还是以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试图以集体掌握的形式扭转控制论的导向，进而摆脱资本的掌控，他们都将技术作为自己的焦点。然而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不可避免地有走向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以致于A.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回应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时批评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过于决定论了”。
翻开加速主义的前史就可以看到，尼采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未来哲学深刻地影响了无数后来者，无论是意大利以F.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为代表的未来主义对速度和技术的赞美，还是德国E.荣格尔(Ernst Jünger)以技术征服世界的野心或O.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称科学技术是神话的表达，都凸显了加速主义久远前史中对技术的推崇。对于以兰德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来说，拥护现代技术是其重要主张，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奇点，然而他们却主张现代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少数人和专制的集权机构手中。与右翼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牢牢捆绑在一起的策略相反，左翼加速主义试图使之导向左翼的目标，即认为资本主义恰恰限制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使得技术一直处于被资本主义压制的状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加速技术的发展，充分释放其潜力，最终依托发达的技术转变社会形态，使资本主义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摧毁技术发展的基础设施。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都将问题的焦点锁定在技术维度之上，都将未来社会的希望赌在技术的命运之上。加速主义极为重要地注意到技术在今天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似乎技术领域的每一项重大变革都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的这种作用尤其在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地位异常重要，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越来越直接引领着社会的前进。加速主义将技术作为中心议题，无疑凸显了其理论导向，这是有较大积极意义的。加速主义者看到在资本增殖要求的裹挟和推动下，资本、技术、社会等都以加速的姿态发展，加速主义者的策略正好在理论上也反映出这一社会现实。然而，加速主义对技术的过度关注以及看待技术的方式带来了问题，即具有高度的技术决定论嫌疑。将技术从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压抑了更为重要的社会关系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
无论是在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那里，他们都不是单纯地肯定或否定技术，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提出了看待技术问题的视角，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考察技术的生成和运用的历史变迁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恩格斯也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提醒我们要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更要把握人类干预过程所造成的后果。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无论是马克思提出了正确看待技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位置，还是恩格斯特别强调了人类要能预见自己干预自然和社会的行为之后果，他们都指出了技术一方面代表生产力之客观性的要求和法则，另一方面又始终从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层面理解并将其作用的后果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及其生产关系作为批判的重心，既反对单纯地反对技术，诸如卢德主义者，也抵制纯粹地肯定技术，诸如技术决定论者。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地揭示了看待技术问题的视角，并非将技术而是把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作为批判的焦点，这与加速主义的关注旨趣和路径是截然不同的。
3.革命立场的退却：以后政治实践替代革命的阶级斗争
加速主义尤其是左翼加速主义正是在其作为一项政治战略这一点上才引起了广泛关注。原因就在于，加速主义提出了异常激进的政治战略。以资本主义为对象，无论是左翼加速主义还是右翼加速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相同的策略，尽管一致的策略背后的目的和意图千差万别。这种战略就是加速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走向一个未来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战略带有诸多风险，使得它实现这种未来规划和构想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斗争的目标上，“后资本主义”目标具有模糊性和歧义性。加速主义提出以“后资本主义”作为政治战略和斗争的目标。巧合的是，2015年斯尔尼塞克、威廉姆斯在《发明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无工作的世界》和P.梅森(Paul Mason)的《后资本主义：我们的未来指南》中都以这一术语来界定他们试图想要达到的社会形态。“后资本主义”之“后”这一名称一方面表明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分期，即目标是资本主义之后；然而另一方面暗含的问题是划定这种分期的尺度和标准的缺失。易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维度科学地确立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方法，因此他们将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形态准确地界定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然而加速主义以“后资本主义”来界划其未来社会的名称，其模糊性和歧义性使得这一命名十分粗糙。因为“后资本主义”只是借助了资本主义的名称，仅在时间上进行了限定，而没在实质上概括出未来社会形态的内在含义。
在斗争的策略上，加速的策略带有极大的乌托邦幻想。第一，加速策略在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加速主义认为只要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能在未来某一天达到后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它既试图反对当前的资本主义以提供一个未来社会的出口，表明了对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承诺；另一方面，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承诺却又是一个毫无保障的不断延宕的过程。第二，加速策略在实践上的不切实际性。在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看来，“在这个计划中，不需要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只需要重新将其导向公共目的。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他们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是缺失了实现这一计划的前提和条件，即资本主义不会和平地将其成果拱手相让。正如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时说道：“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因此，将加速手段作为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一项策略，加速主义者显然低估了其难度。
在斗争的主体上，加速主义的后政治实践拒绝了阶级斗争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因而无法形成真正承担历史使命的主体。在这一问题上，加速主义回避了阶级斗争，而主张通过规划新的未来、建立新的组织、掌握科学技术等普罗米修斯的方式进行实践。加速主义将马克思意义上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实践转换为通过设计或规划的技术意义上的后政治实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如果按照加速主义的设想，那么这种后政治实践将无法形成与社会历史发展相一致的阶级主体，而最终只能是由少数人进行自上而下的组织。因为一方面，加速主义没有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状况揭示真正的主体力量及其来源，另一方面，如果缺乏长期阶级斗争的洗礼，这种主体力量将无法得到真正的成长和锻炼，将无法担任其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使命。正如M.R.劳伦斯(Michael R.Laurence)批判加速主义时指出的那样，“加速主义必须关注这种自我克服的过程，将其作为反对资本的一项政治和集体任务，而不是将自我克服仅仅设想为设计或技术能力方面的一种后政治活动。”因此，如果没有真正的革命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么单纯资本主义的加速只会不断增长资本主义本身的力量，而无法取得真正的历史意义上的加速带来的进步。
三、加速主义思潮的教训与启示：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理解
作为当代激进前沿理论的代表，加速主义思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20年新自由主义仍处于支配地位的状况之下产生的。总体来看，认真审视加速主义思潮对我们今天理解资本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加速主义的产生让我们需要合理看待并深刻反思今天西方左翼的现实状况。加速主义让我们看到，自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左翼式微。在无法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颠覆的情况之下，采取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在资本主义既有的政治体制之下试图扩大民主、寻求公平正义。因此，加速主义认真反思左翼的基本状况让我们对左翼的局面有着清醒的认识。第二，加速主义对技术的关注，一方面看到了今天技术越来越快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看到了资本主义对技术本身的限制，在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限制了技术的发展。这对我们审视技术的发展以及它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三，加速主义让我们在今天深刻反思如何超越资本主义。虽然加速主义提供的超越路径是有很多弊端和缺陷的，但是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资本主义既有体制之下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绝不会成功的。
就从加速的角度来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而言，除了加速主义之外，还有法国哲学家P.维希留(Paul Virilio)的“速度政治学”和德国社会学家H.罗萨(Hartmut Rosa)的“社会加速批判”两种方案。在维希留看来，“从来就没有‘工业革命’,有的只是‘竞速政治的革命’,从来就没有‘民主政体’,有的只是‘竞速政体’,从来就没有‘战略’,有的只是‘竞速学’”。维希留认为，现代性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加速的过程。他通过对运输交通、通信、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考察了人类的变化状况，揭示了现代技术快速变迁之下人类自身的存在境况，由此从技术角度阐释加速状况之下人的境况的“速度政治学”。然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维希留，面对运输、通信、军事等技术的加速带来的恐惧、意外围绕着人们的现实生存这一事实，由此对现代性抱有极大的悲观情绪，从而走向了虚无，对未来不抱有任何乐观的想象。罗萨不仅将维希留的“速度学”奉为这个领域最为卓越的开端，而且指出对于维希留而言，“不仅现代性，而且全部的世界历史都应该被重新理解为加速的历史，速度似乎应该是历史的主体”。罗萨基于社会学的维度将他的研究推进到对现代性的界定之上，即“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罗萨指出加速是速度结构变化的中心特征，并且是现代社会结构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力量。罗萨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提供了解释三种加速形式的出发点，即“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然而，罗萨秉持了法兰克福学派从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的路线，即试图进一步推进交往理论到承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因此，罗萨提出了“加速-异化-共鸣”三位一体的核心逻辑结构，以此阐发其宏大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罗萨一方面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在既有体制之下的积极的建构性思路，即从交往、承认到共鸣；另一方面又基于异化的逻辑，以共鸣的路径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维希留的悲观气质截然相反，罗萨走向了过于乐观的境地。罗萨在资本主义既有体制之下的共鸣探索，积极意义极为有限，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乌托邦想象。
可以看到，当代加速主义与维希留的“速度政治学”和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径。不过，在气质上，右翼加速主义更接近维希留，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绝望；左翼加速主义更接近罗萨，试图以极度乐观的姿态改变现状。不过最大的区别在于，加速主义在具体路径上是以资本主义整体为目标，只不过这种目标在于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加速主义思潮的根本悖论在于，它一方面保留了马克思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譬如左翼加速主义者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将马克思奉为最为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因为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体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承认资本主义比过往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一样。譬如兰德在回应《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时引用了马克思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提出的表述，“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从而为其论证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策略的合法性作辩护。譬如在R.麦凯(Robin Mackay)和A.阿瓦尼西安(Armen Avanessian)编辑的《加速：加速主义读本》中把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以更为熟知的“机器论片段”之名放在全书的首篇位置。这无疑凸显了加速主义者都认可的马克思作为加速主义思想家最为直接的证据。因为在其中马克思相当重要地阐述了机器自动化的作用，因而这一文本被奉为马克思“最为公开的加速主义著作”。另外最为重要的是，加速主义者的理论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接受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一观点，于是认为必须让资本主义本身激进化，最终通过反对自己来冲破这种限制，这就是加速主义的核心要旨。
尽管加速主义者看到了马克思在诸多文本中呈现出来的类似加速的表达，也将马克思的一系列观点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从而推进加速主义的前进和发展，然而加速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只接受了马克思的具体观点，而抛弃了马克思的根本方法。从根本上来看，加速主义在实质上实现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非决定论的唯意志论和马克思观点的奇特融合。加速主义抽掉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代之以非理性的、非决定论的唯意志论方法论，结果是马克思成为加速主义者眼中的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最终把马克思加速主义者化，把马克思主义加速主义化。如果说20世纪早期自卢卡奇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背景下发挥了主体性方面，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唯意志论倾向，但至少没有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仍将其作为主体行动之最后的客观性保障。然而，20世纪末期以来的加速主义则直接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充分发挥了唯意志论的倾向。加速主义理论一方面倾向于试图颠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位的K.波普尔(Karl Popper),另一方面又更接近于P.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不可通约性的世界观之间强调意志自由选择的“怎么都行”的取向。费耶阿本德指出：“人类的生活被许多意识形态所指引，真理只是其中之一，自由和精神独立是另外一些。如果真理像一些思想家所设想的那样和自由是冲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选择，我们可以放弃自由，但我们也可以放弃真理。”当加速主义者不再试图去理解客观世界的运行法则，从而放下这一“包袱”,剩下的就只是“怎么都行”的实用主义式选择了，于是基于主体自由的主观意志选择就占据了主动地位。
缺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加速主义即使抓住马克思的个别观点，仍旧不能领会马克思的真正要义。如果达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境界，反而会把马克思降低到一般理论家的水平。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矛盾入手揭示历史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因为它们没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也没能揭示自身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制、规律和内在矛盾。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就是历史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试图揭示社会历史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展开过程，换言之，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这是一种“似自然规律”。加速主义理论在这一方面尤为欠缺，具体体现在：其一，在加速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因为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力的肯定而成为一个典型的加速主义者，然而没有看到的是，马克思并非单纯肯定资本主义，而是将资本主义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之中加以看待。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马克思既充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同时亦揭示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客观后果。其二，加速主义提出加速被资本主义所压制的技术的发展，而不摧毁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就可以将技术导向公共的目的。这一主张正如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过的蒲鲁东一样。在蒲鲁东那里，“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如果说蒲鲁东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降低到了极低的水平，那么同样可以说加速主义者将马克思的辩证法更为庸俗化了。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认为社会历史中的人类主体之创造性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前提和条件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显然，加速主义理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
尽管加速主义在根本上缺失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也不能完全忽视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历史唯物主义要走向当代也迫切需要与时代进行同频共振，因为它的活力就来自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时代。加速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导性的借鉴：第一，深化对西方现代性的认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照价值。加速主义在理论上反映了西方现代性所蕴含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即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需求，极大推动着资本的加速运转，随之带来的是技术、社会、文化、消费等的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这种道路凸显出不可避免的弊端，为我们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较好的参照。第二，准确把握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理论动向，推动对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使命的反思。加速主义的流行直接应对的是西方左翼无力改变西方社会既有的局面，以及无法展望未来可能的社会。这促使我们在独立探索自身道路的时候认真理解自身的历史使命，而这种使命恰恰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对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走向具有积极意义。加速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关注有助于让我们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的挑战，亦有助于我们能够及时地反思以形成有效的对策。
可以说，加速主义无疑只是重新找回了曾经的进步的、激进的政治所拥有的雄心壮志和美好愿景。加速主义迫不及待地去干预世界，《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就是其写照。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指明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加速主义来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在于解释世界”。于是，改变世界的重要性完全优先于解释世界。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并非贬低解释世界的重要性，而是需要以服务于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科学理论，以此才能真正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实践的彻底融合。加速主义者在缺失了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的指导的时候，他们是不能真正地去改变世界的，他们所提出的构想和规划是不能真正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激进思潮的时候，需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能识别它的本质，阐明它的缺陷。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内涵，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深化理论的自我理解能力，这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忽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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