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社会价值评判的形式及影响
社会价值评判是人类思维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 ，它主要反映人们对以往历史 过程 、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等给予社会发展的影响所作出的社会价值判断和评 述 。人们通过对社会价值评判的认识和接受 ，表明了自己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和 作用 ，如党派立场 、宗教观点 、社会地位等等 。一方面 ，社会成员总是在通过自 身社会价值评判的表达与传播 ， 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社会 。另一方面 ，他又通过 对社会价值评判的认知和接受 ，表明个人与所属群体其他成员的人际关系状态。 一个人生活在许多不同的群体之中
第一节 个人的社会价值评判
所谓个人社会价值评判 ，是指作为“社会人 ”的个体对某一事物或他人的社会 价值评判 ，其主要特点在于能充分体现个人的独特感受及由此而产生的真情实感。 个人在社会中具有双重主体身份 。一方面 ，个人总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主体 ，他以 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作为社会价值评判标准 ，去评判各种社会政治现象的价值 。另一 方面 ，个人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 ，是整个社会主体中的部分 、环节和细胞。 在这方面 ，他的个人利益和需要是社会某一群体利益和需要的一部分 ， 当他仅仅从 个人的这种社会主体角度进行评判时 ，就是“个人的社会价值评判 ”。这是一种局 部的个别的社会价值评判 。这个局部可能与社会整体及其社会价值评判相一致 ，也 可能不一致 。当个人超出自身的范围 ，从个人的需要和利益所具有的社会普遍性内
容出发去评判某一事物时 ，他的社会价值评判就和本群体（阶级 、民族等）其他许 多个人的社会价值评判或局部的社会价值评判有共同之处 ， 因而成为“公众社会价 值评判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 ，个人社会价值评判既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也有可能只显示出社会价值评判的个体性一面 ，而缺乏普遍的 社会意义。
曾经是毛泽东儿媳的刘松林会见来访者时 ， 以其独特的感受评述毛主席既是一 个伟大的领袖 ，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她说 ，岸英在朝鲜牺牲后 ，主席一直没告诉 我 ，我想问 ，又开不了口 。直到两三年后的一个夏日 ，在主席的办公室里 ，我问 他 ：“爸爸 ，岸英好长时间没有来信 ，是怎么回事?”主席语调沉重地说 ：“他已经 不在了 ，牺牲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有了 。我想不起来谁在我身边 说主席的手已经冰凉了 ，要我克制一点 ，我拉了拉主席的手 ，真像冰一样凉。
后来 ，毛主席一直像对待自己的大女儿一样地关心着她 。在刘松林年届而立之 年时 ，甚至委婉地劝其改嫁 ，并亲自两次作了介绍 ，但又不强加于人 。当刘松林经 他人撮合 ，与空军学院某教员相识相爱而组建新的家庭时 ，毛主席亲自写了一首诗 相赠 ，并送了三百元钱 。在这里 ，所充分展示的是一位历史巨人如同常人 ，而又超 出常人的爱子疼媳 ，宽厚仁爱的另一面 。老人家对敌人是狠的 ，但对人民 、对同志 又是很善良 、很关心的 。他才华盖世 ， 魄力惊天 ，举世公认 。但同时 ，他又是一个 心慈手软 ，感情丰富的普通人。
与此相佐证的是 ，贺子珍在回忆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经历时谈到 ，毛泽东是个 很重感情的人 ，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 ，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 。在长征路上， 是毛泽东救了因帮助伤员而身负重伤的贺子珍一命 。后来 ，夫妻生活出现裂痕 ，贺 子珍执意要去苏联取出残留在身上的弹片 ，并去学习几年 ， 同时一再拒绝了毛泽东 的挽留 。贺子珍后来感慨而言 ，我不怨毛主席 ，一切都怨自己当时太年轻 ，不懂 事 。这与后来的某些流言所给予的评说截然不同。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眼中的父亲又怎样呢？ 她写道 ：我常想 ，我从父亲那里继承 来的最大遗产是什么？从物质上讲 ，我的父亲也许会被一些人认为算不上好父亲。 他每月工资五百多元 ，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儿 ，却什么也没给我留下 。父亲每月交一 百元党费 ，但给我的零花钱实在可怜 ，初中时给一元 ，高中时给两元 。我是住校
生 ，不得不掰着指头算计着花 。我常饿得买不起饼干 ，买最便宜的糖 ，糖纸永远剥 不下来 ，必须用开水泡去纸 ，然后才能吃。
父亲常抚着我的头发 ，很动感情地说 ：“钱会把女孩子毁掉 ，造成虚荣心 … … 我不会给你存钱 ，我会交公的 。你要自食其力。”他的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一书 ，没有要分文稿酬 。他去世后 ，家人却遵其所嘱把一点五万元存款全部交给了 国家 。父亲也送过她一次礼品 ，那是十八岁过生日的那天 ，父亲很郑重地将一个红 纸包赠送给我说 ：“亮亮 ，按宪法规定 ，你今天有选举权了 ，成人了 。这是爸爸送 你的生日礼品…… ”我怀着一颗激颤的心 ，小心翼翼打开那纸包 ：一本哲学词典 、 一本新名词词典 。从陶斯亮的这段回忆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共产党人重精神轻物 质的高风亮节 ，他对后代所重视的是思想教育 ，而不是提供物质享受。
上面列举的只是个人对亲人的社会价值评判 ，再谈谈个人对社会的价值评判。 一位在台湾生活了二十六年 ，在美国工作了十年的台湾留美专家谢君澜 ，毅然于一 九八九年选择回大陆定居 。当有人问他为啥不选择被某些人视为“天堂 ”的美国定 居 ，谢先生侃侃而谈到 ，“天堂 ”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 ，也有它丑恶和黑暗 的一面 。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体验 ，一个华人要加入美国社会 ，享受与美国人一样 的待遇是很难的 。即使你加入了美国籍 ，他们也不会完全信任你。
“有人在美国看到 ，没有人从自动售报机中多取报纸 ，就认为美国人都是那么 讲道德 、讲文明的 。实际上美国的道德水平已直线下降 ，据报载 ，美国道德学家的 调查 ，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国高中生声称要达到一个目的就必须撒谎 ，百分之五十的 学生冒领各种保险费 ，百分之三十六的学生为通过考试而抄袭别人试卷 … …”
“ 还有人从报纸上看到 ，美国总统里根当政时 ，他的儿子领失业救济金的报 道 ，就认为美国的社会真是人人平等 。高层领导人物的子女也同平民百姓一样 ，没 有特殊化 。这是不了解在美国领失业救济金 ，并不是什么失面子的事 ，凡是暂时失 去工作的人 ，都可以去领失业救济金 。里根也并非不关照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不久 就当上了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节目主持人 。这个职位在美国社会上的地位是相当高 的 。里根访苏时 ，他儿子也一起去了 ，等到里根下台 ，儿子也跟着下了台。”谢先 生经过多方对比 ，感到只有回到大陆 ，才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一展所长 。从这一 较为典型的个人社会价值评判中 ，我们可以得知 ，深刻而诚挚的甚至是带有个人情
感的社会价值评判 ，能一扫众人的偏见 ，它有着其他类型的社会价值评判形式不可 替代的作用。
第二节 群体的社会价值评判
人类社会生活充满着复杂的社会关系 ， 由于各人的文化 、信仰 、经历 、所处的 社会地位及价值取向的不同 ，甚至是民族 、国籍 、年龄 、性别等方面的差异 ，人们 往往会以某种共同利益 、观点和爱好为基础 ， 以感情为纽带 ，为满足其个人利益或 心理需要而自发形成不同的非正式群体 。这些非正式群体有着较强的凝聚力与行为 判断的一致性 ，对社会某一事物 ，往往会作出相似的社会价值评判 ，这些相对于个 人的社会价值评判 ，我们称之为群体社会价值评判。
在当今社会改革的大潮中 ，随着新旧经济体制的转型乃至各个社会集团利益的 调整 ，带来了各种思想的冲撞 ，并反映在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 我们有必要把握它的主要特点：
（一）不同群体对同一命题的不同的社会价值评判。试以二〇〇四年八月前后 开始搅动中国经济界的“ 朗风暴 ”为例 ，事情源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深交所 公司治理顾问郎咸平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评论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日 ，“搜狐财 经 ”发布了郎咸平提供的“成立海尔中建 ，意在曲线 MBO海尔变形？”（MBO意为 管理层收购股权）， 这即是所谓的“炮轰海尔 ”，文章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海尔 的成长过程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 ；海尔的职工持股会借“壳 ”上市是不是违 法操作 ；海尔的内控制度是否透明 。其核心 ，谈的是产权改革 。接着 ，八月九日， 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做了题为 《格林柯尔 ：在“ 国退民进 ”的盛宴中狂欢》 的演讲， 明确指出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以“安营扎寨 、乘虚而入 、反客为主 、投桃报李、 洗个大澡 、相貌迎人 、借鸡生蛋 ”七种手法 ，先后“巧取豪夺 ”科龙 、美菱 、亚星 客车以及 ST襄轴四家公司 ，席卷国家财富 ，并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 权改革。
八月二十八日 ，郎咸平在北京举办“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 ”上集中 谈了自己的观点 。在题为《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学说》 发言
中 ，他提出目前“ 国退民进 ”的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 ：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 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 。郎咸平说他用数据说话 ， 目前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走入了两个误区 ：一是认为民营化 、 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所有的问 题 ， 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是唯一的问题 ；二是常常强调国有企业的所有人缺位。
他认为 ，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这两个误区 ， 以至于不管碰到 银行改革出现问题 ，还是产业出现问题 、国企出现问题 ，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搞股 份制 、上市 ，实行管理层持股等等 。正是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国有资产通过 MBO 方法大量流向国企老总手中 。他重申 ，现在国企并不存在所谓的所有者缺位的问 题 ，而是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用 法制来保障其信托责任 ，是政府应该努力的目标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 ， 即把国 有企业的领导比喻为保姆 。他说 ，保姆就是保姆 ，不能因为清洁卫生做得好就成为 家庭的主人 。国企老总和普通人家请的保姆没有什么差别 ，都是职业经理人 。但现 在经常发生的事情却是 ， 国有企业请职业经理人管理 ，把企业做大做强了 ，于是就 进行股权改革 ，把企业变成自己的 。会上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 、中国社科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韩德强 、中国社 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在许多观点上表达了与郎咸平一致的立场。
此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 郎咸平更明确地说 ：“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问题 ，改革 要以人为本 ，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产权问题 ，将导致最大的错误。”“应立即停止私下 交易形式的产权改革 。用行政的手段 、立法的手段恐怕太慢了！”“当前改革 ，似乎 出现一种主流性‘共识 ’，即通过改制 ，让国企退出市场 。这不对 。该退出市场的 是政府行为 ，而不是国企。”“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 ， 民营企业没有那么神奇。 对国有企业来说 ，应该做的 ，是政府退出市场 ，而不是企业退出市场 。国企留在市 场 ， 国有股留在市场 ，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 ”。
当然 ，也有相当多数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不同意郎咸平的观点 。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应当善待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 的人 。他说 ：“我非常佩服这些搞得好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人 。为什么？ 因为他有责 任心 。如果是在私营企业当经理人 ，你搞不好就完蛋了 ，但是好多国有企业你搞不 好也不完蛋 。那么你为什么要搞好国有企业？所以这些人是非常令人尊重的 。你不
能反过来说 ，如果当时国家不给你这个位子 ，你能搞好吗？那我们要问 ，给机会的 人不只是这些人吧 ，不只是张瑞敏 ，不只是倪润峰 ， 当初那么多人都给了机会了， 又有多少人把企业做好了？ 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一个导向 ，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 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为社会贡献 ，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个 损害 。这正是我们要改革的原因 。至于说该给多少股份 ，谁拿股份 ，这是第二个问 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样的体制才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人们更有心为社会 做出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敬琏说 ：“民营 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 ，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 ，而且不是 一个两个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 ，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 。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 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 ，这个我不赞成 ”。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说 ：“中国国有企业资产不是流失了 ，而 是相反 ，这么多年来 ，增长得太快 。甚至超过了 GDP 的增长速度 。国有资产流失在 个案上成立 ，在总量上不成立 。国有资产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问题 ，但国有资产改 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 。显然 ，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 ，所谓银行贷款的 公平、证券市场的公平无从谈起 ，后起的民营企业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也很难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 ，在出席同一研讨会上反对郎咸平的 观点 。他说 ，可以肯定 ，产权改革不会停止 ，“风向 ”不会变 ， 因为国企产权改革 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 ，是 “ 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 ”，而是全国上上下 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
针对这些不同的观点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则评述道 ，“郎咸平和一些经 济学家的争论 ，各方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 。郎咸平揭示了某些国企改革中出现的 问题 ，这些问题和情况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 ，但并非全部如此 ，也不见得十分普 遍 。他具体指的人和公司是否就属于这个情况 ，我们局外人不了解 ，不好下结论。 张维迎说应当善待那些做出贡献的人也是对的 ，至于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如何做 到公平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 目前进行的一些管理层收购也是比较成功的 ，但 不排除有的管理者用这种手段达到利己的目的 ，这种情况应当从制度规范上不断完 善 。另外 ，他们的争论也源于所用方法的不同 。郎咸平说他用数据说话 ，张维迎做
的是理论论证 ，其实两种方法本身都是一种研究方法 ，只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于不同 问题的研究 ”。
我们认为 ，这里所体现的正是对当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不同的群体社会价值 评判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学术流派与不同阶层的利益 。假若郎咸平炮轰的不是海 尔 、TCL、科龙等国内知名企业 ，而是像河南长葛市发电厂那样一类改制企业 ，也 许就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风波 。此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邵道生在《人民网》 专 栏上曾连续撰文 ，从河南长葛市发电厂厂长梁佰岭在企业改制中暗箱操作 ，“将价 值一点二亿的国有企业以一千五百万元买下 ”的实例出发 ，系统地批评主流经济学 家的 “代价论 ”“靓女先嫁论 ”“冰棍论 ”“烂苹果论 ”和 “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 论 ”……并提出了不能“牺牲三千万老工人的利益 ”这一严肃的命题 。恰如人们所 评价的那样 ：“三千万老工人曾经是共和国建设的主力 ，他们已经把青春送给了祖 国 。在低收入低消费的年代 ，他们以对党的热爱和对祖国的忠诚 ，和全国人民一起 艰苦奋斗 ，在党的教育下 ，不计报酬只讲奉献。”我们应当尊重历史 ，为这些在国 民经济高积累时期 ，为共和国的强大作出了最为无私贡献的人予以妥善的安置。
“ 郎咸平现象 ”所引发的震动不仅在经济界 ，而且是对整个学术界的震动 。观 点的孰是孰非 ， 当然最终将由实践来检验 。其重要的意义更在于 ：我们的学术和思 想能够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 ，这才是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性思维所最需要的。
（二）不同群体对同一命题形成的主流的社会价值评判。拥有共同的社会生活 环境 ，也会使不同群体对社会有相似的感受与社会价值评判 。据由南京市委宣传部 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组建的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于二〇〇四年四月发布的 新近对北京 、上海 、广州 、重庆 、南京 、沈阳 、西安 、武汉等八大城市居民进行的 电话问卷调查显示 ，老百姓普遍认为近年社会经济改革成效显著 ，但就业 、教育、 社会保障 、反腐败等方面的问题 ，仍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人们期盼加快发 展 ，安居乐业 、提高生活水平 。据介绍 ，这次舆情调查的主题为“ 中国城市社会发 展的现状与问题 ”，重点是想了解城市各阶层居民的生活现状 、烦恼与关注焦点， 以及对政府工作的效果评价及期望 。这之中有若干调查结论值得重视。
一是被访者对近年社会经济改革的成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大约有百分之九十 的人认为改革成效显著或比较显著 。当问及被访者所在城市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较明
显的进展时 ，有超过一半（53.56％） 的人认为交通建设进展迅速 ， 以下依次为城 市改造（48.00％）、 环境整治（32.79％）、 住房条件改善（21.59％） 与经济建设 （20.93％） 等。
二是当前困扰老百姓的十大烦心事分别为 ：收入少 ，就业难 ，子女教育 ，没有 社会保障 ，住房困难 ，生活费用高 ， 自己或家人身体不好 ，子女就业难 ，没有安全 感 ，教育乱收费 。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收入少 ，这在退休工人家庭中比较普遍 ， 占 被访者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一（26.41％） 多 ；其次是就业难 ，被访者中有超过三分 之 一 （35.3％） 的 家 庭 有 失 业 人 口 ； 第 三 位 是 子 女 教 育 ， 占 被 访 者 家 庭 的 （10.79％）， 这些家庭反映教育乱收费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七 。尤其值得关注的 是 ，在被访者中 ，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存在着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险 、工资被拖 欠 、求职被骗 、合法权益受侵害或创业失败的困难境遇 ，有近十分之一的被访者表 示家庭已无力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 。其中家庭成员中没有养老金的家庭占百分之十 八点一五 ，家中无医疗保险的“老病号 ”家庭占百分之十五点七 ，权益受到侵害的 家庭占百分之十二点三四 ，而面临这些困境的有一半以上（51.16％） 是下岗失业 人员家庭。
三是当前十大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分别为 ：首推失业问题严重 ，有三分之一多 （35.1％） 的人认为当前失业问题最严重 ，其次是贫富差距过大（30.9％）， 其他的 社会问题依次为贪污腐败严重（28.6％）、 社会治安差（18.6％）、 大学生就业难 （13.3％）、 社会保障不健全 （ 11.3％）、 房价上涨太快 （10.9％）、 教育乱收费 （8.4％）、环境污染严重（8.2％）、生活费上涨（7.2％）。
四是媒体面临公信力危机 ， 同其应当承担的日益突出的社会作用本相适应 。调 查显示 ，百姓对现今媒体宣传的信任度较低 。被访者中对媒体的宣传明确表示相信 的（9.2％） 与比较相信的（29.5％）， 两者合计仅有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而表示不 太相信的（42.9％） 不相信的（10.6％）， 两者合计超过百分之五十 ；另有百分之七 点七的被访者认为“不好说 ”，这实际上也是不太相信的意思 。因此 ，如何避免宣 传报道的假大空 ，真正做到取信于民 ，是媒体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对不同社会阶 层的调查资料分析 ，被访者对媒体宣传的信任度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其中党政机 关公务员对媒体宣传的信任度最高 ，但也只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三的公务员相信或比
较相信媒体的宣传 。而下岗失业人员对媒体宣传的信任度最低 ，仅有百分之二十一 点二的下岗失业人员对媒体的宣传表示相信或比较相信。
（三）有显著差异的群体社会价值评判将对公共决策带来的影响。试以二〇〇 四年九月二日一份公之于众的题为 《高层决策者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调查研究报告》 为例 ，其被调查对象涉及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 、卫生部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 、全国 妇联等五个部门的两百四十二位决策者 ，其中副部级以上九人 、正局级八十七人 、 副局级一百四十六人 。调查报告结论显示 ：这些高级官员赞同男女平等的原则 ，关 注妇女平等的权利 ，对推进性别平等有责任感 ，在促进“妇女参政 ”等方面持积极 态度 ，但由于对中国男女平等状况及国际上“性别主流化 ”的趋势缺乏了解 ，影响 到了他们对妇女地位和中国性别发展趋势的判断 ，这就有可能造成公共决策中的社 会性别盲点 。据调研项目负责人——全国妇联研究所研究员肖扬介绍说 ，被调查者 中 ，男女两性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 。半数以上的男性官员认为近十年我国性别平等 发展的状况在国际上的排位是“上升 ”，女性官员持此观点的不到三分之一 ；而认 为“下降 ”的 ，女性比例大大高于男性 ，达到百分之四十二点四 。与此同时 ，官员 们的社会性别意识有了很大的进步 。 比如 ，流动妇女的生殖健康问题 。原来官员们 大多认为流动妇女是个“ 问题 ”，她们偷生超生 、卖淫 、感染艾滋病等等 ，但现在 则认为这其中也有政府缺乏相应的政策和管理的因素 。特别是在国家人口和计生委 的官员中 ，只有六人将“偷生 ”和“超生 ”作为流动妇女生殖健康的主要问题 ，大 部分把“缺乏以人为本的生殖健康服务 ”作为最大的问题 。这说明了从一九九四年 到二〇〇四年计生委职能的转变——从单纯地控制人口到“ 以人为本 ” 的服务意 识 。新一届政府及时提出了“ 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 ，强调均衡发展 ，其中就理 应包括男女两性的平衡发展 。因为经济的单纯发展 ，并不能带来妇女地位的必然提 高 。如果占半数的女性不能在发展中受益 ，男性也得不到充分发展 ，这将制约整个 社会的进步。
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其中核心问题是对“基本国策 ”认识有待提高 。部 分决策者不能从“基本国策 ”的高度认识男女平等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妇 联之外的四个机构中 ， 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能够认识到两性平等的国策地 位 ，其他人选择了男女平等是“一项重要举措 ”或“一项公共政策 ”。事实上 ，一
九九五年 ，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就明确宣布“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 项基本国策 ”。这一结果说明 ，虽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已近十年 ，但仍有一 部分高层决策者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还有是对两性平等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缺失 。如一部分官 员对男性分担家务劳动的认知程度低 ，还有百分之十二领导者认为针对妻子的家庭 暴力是“家庭私事 ”，不是社会问题 ，个别人认为是因为妻子有错才被打。
此外 ， 有的领导没有意识到某些政策给两性差异带来的影响 ， 觉得 “ 很平 等 ”。问卷提到了“你是否认为一项政策可能给男女两性带来不公正的后果 ”，百分 之二十八的人认为“不会 ”。这说明部分被调查者对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性别敏 感还有待提高 。其实很多不当政策都会给两性带来不公正的后果 。像公务员退休年 龄问题 ，男六十岁 ，女五十五岁 ，这个政策是建国之初制定的 。当时民众主要从事 重体力劳动 ，而且女性一般都生育四五个孩子 ，让她们早点退休 ，本意是好的 。但 是现在城市女性一般只生一个孩子 ，公务员从事的也不是体力劳动 。而女性五十五 岁就退了 ，与男士相比 ，被提拔的机会要少得多 。这影响到妇女的参政。
存在这些问题对决策的影响还在于 ：首先导致部分决策者不能在工作中有意识 地推进男女平等 。他们觉得城乡差距大 、东西部地区间差距大 ，但男女平等已经差 不多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投入资源、政策和精力？
其次 ，在制定法规政策前没有考虑到两性差异 ，在实施中也没有评估 。 比如说 土地承包“二十年不变 ”，但农村女性嫁到婆家后 ，土地承包不能重新分配 ，往往 分不到半分田 。后来有不少妇女到妇联上访 ，引起人大和妇联的重视 ， 出台了新的 法律 ，保障妇女的权益 。这就是政策制定前存在的“性别盲点 ”，所以 ，在有的政 策出台前我们应该有性别分析。
对中国社会男女平等的现状的整体评价是： 总的趋势是好的 ，“男女平等 ”理 念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日益深入人心 。但是 ，经济发展能带来妇女生活质量的提 高 ，但不一定带来女性地位的提高 。这些年来中国性别发展形势发生了诸多变化， 如 ：近十年来 ，城乡男女的经济收入差距加大 ，城市妇女就业率持续走低 ，妇女参 政状况徘徊不前等 。具体问题主要是 ，两性在享有生存 、发展的机会和资源上的差 异 。这表现在很多方面 ， 比如说妇女的生存权 ，从出生婴儿比来看 ，女孩明显低于
男孩 ，零至十四岁的男孩比女孩多了一千八百万 。再如女婴的死亡率远远高于男 婴 ，营养 、照顾 、生女孩受歧视等因素都会提高女婴的死亡率 。还有女童的受教育 权 ，虽然不是有意识的歧视 ，但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不合理 。同样条件下 ，家里首先 要保证让男孩上学 ，一方面是传统的观念 ，再有就是将来女性就业 、参政的机会都 比较小 ，妇女在这方面占有的资源少 ，风险就大 ，这是连锁反应。
（四）相似群体的社会价值评判会给人们带来的不同影响。群体社会价值评判 不仅是部分人的评述 ，它给予人们的影响则更为值得重视 。当然 ，这种影响有消极 型与积极型之分 。同是执法人员 ，都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乃至腐败现象深恶痛绝， 尽管在绝不同流合污这一点上很一致 ，但却能引发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当年江泽民 同志参观洛阳白马寺时 ， 曾问及小和尚释印中为何出家？ 这位曾是贵阳市警校的好 学生并当过民警的小伙子直言不讳地讲是看不惯腐败现象 。他说 ：“我所在的派出 所管辖地带 ，住有很多高干和高干子弟 ，有些事简直不像话 ，整个警界的腐化和低 效率已使我感到失望。”涉及具体的事情 ，他只谈到派出所民警办农转非户口 ，一 拖一年 ， 申办人每次来还要送礼 。有的干部子女有问题 ，公安不管 ，平民百姓没后 台的 ，犯了法就拿来处理 。释印中又说 ：“我们这一代正处于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 转化的动荡阶段 ，单一的价值观已被多元价值观所取代 ，各种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 风靡一时。”并自认为 ，层出不穷的社会病已超出了其心理承受能力 ，为寻求精神 上的安慰与寄托 ，他笃信佛教 ，极为虔诚 ，甚至先经过了半月进水不进食 ，几个月 扫地 、涮碗 、挑大粪的考验 ，乞求利用宗教来净化自己的心灵 。这当然也与其本人 用有限的视野对社会观察及所接触的文化影响有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 曾显赫一时的原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特大贪污受贿 犯管志诚 ，居然栽倒在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曹福来这个“小人物 ”手 里 。曹福来职位既低 ，资历也浅 ，干检察工作不过三年 ，却不怕唬 ，不信邪 。一九 九〇年四月十八日 ，他与同事们一道奉命到首钢有关部门传唤管志诚 ， 同接待者曾 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你们来查管志诚有什么背景没有？”“没有任何背景 ，我们 是依法办事。”“假如搞错了 ，责任由谁来负？”“我来负。”“如果因此给生产造成损 失 ，你姓曹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既然我办这个案子 ，我就负责任！最终不是他 进拘留所 ，就是我进拘留所。”不怕硬 、不吃软是曹福来的又一特点 。起初 ，管志
诚气焰嚣张地说 ：“有些事我劝你们不要查 ，我稍微使个小手腕 ，连你们检察长也 得一块兜进去。” 回答是 ，“你犯法 ，我执法 ， 岂能怕！”后来管志诚变换手法提 出 ：“要钱十万 、二十万你拿走 ”“想当官 ，去哪个厂由你挑 ，还可帮你出国。”曹 福来淡淡一笑 ：“这里是检察院不是交易所！”
曹福来“位卑未敢忘惩腐 ”，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威武不能屈 ， 富贵不能淫 ” 品格的人 。他深信法律必将战胜邪恶 ，故而比前者高出一筹 。令人遗憾的是 ，人 生的悲喜剧常常被历史无情地重演 。距管志诚因贪污 、受贿被处决才一年多 ，原 首钢北京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杨立宇 、副总经理赵东祥又因受贿罪被北京市检察分 院起诉 ，真可谓“前腐后继 ”。但它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在我们的社会里 ，那些炙手 可热的岗位 ， 即俗称的“肥缺 ”处 ， 已有相当多的成为滋生犯罪分子的温床 。人们 对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社会价值评判往往不高 ，看来抵制金钱的诱惑 ，不具有相当强 的免疫力是办不到的 。当然 ，这就更加重了我们从积极方面去引导人 、塑造人的社 会责任。
第三节 党派的社会价值评判
社会是由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组成的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除了有相互 联系共同需要的一面之外 ，也还有阶级性一面 。相互对立的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代 表者 ， 囿于自己的立场观点 ，面对社会上某些事物或人当然会做出不同的社会价值 评判 。在社会价值评判中 ，这种基于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带有正式群体性质的党派 的社会价值评判 ，常常是相互对立的 。从本质上看 ，它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群体 的社会价值评判 。譬如说抗战时 ， 日本侵略者企图吞并中国 ，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 矛盾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 ，他们就会达成共识 ，从而 同仇敌忾与侵略者作斗争 ，尽管态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 。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的合理性问题 ，两者看法就大相径庭 。国民党方面至今仍坚持认为 ， 以三民主义为 指导的台湾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合理的 ，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要以“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而共产党方面则主张用“一国两制 ”的方式统一中国 ，大陆决不放弃 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能丢掉“ 四个坚持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复辟 ， 只会把
大多数中国人重新投入困苦的境地 ，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 。在这里 ，很显然也是 一种代表不同社会集团利益者的党派的社会价值评判。
我们可以就前苏联与东欧等国的和平演变方式作一归纳 ，并谈谈其主要教训。 回顾起来 ，前苏联与东欧各国发生演变的具体原因 、具体情况和具体的过程并不完 全相同 。有人曾加以分析总结 ，将其大致归纳为七种演变模式：
第一种是苏联演变模式。它的主要点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一系列大是大非 问题面前 ，政治立场暧昧 ，有意无意地放纵乃至扶植了强有力的反对派 ， 以国家在 突发因素的催化下迅速四分五裂为基本特征 ，而导致全面演变 。原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与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之间相互利用 ，前者需要倚重后者 作为其向所谓党内“保守派 ”进行斗争的筹码 ，后者则需要利用前者的宽容 ，来壮 大自己的势力 ，扩展其影响 。一九九一年“八·一九 ”事件后 ，早已退出共产党的 叶利钦反宾为主 ，事实上掌握了最高权力 。共产党由原先的执政党一变而成为被查 禁对象 。叶在前苏联俄罗斯联邦的国土上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一是解散苏共中 央 ，停止苏共活动 。二是全面实施“非党化 ”。三是查封苏共办公场所 、报纸和财 产 。四是拆毁苏共历史纪念物 。紧接着 ，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除俄罗斯联邦外 纷纷宣布独立 。十二月二十一日 ，俄罗斯 、乌克兰 、 白俄罗斯 、哈萨克 、乌兹别 克 、塔吉克 、吉尔吉斯 、土库曼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十一个独立共和 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宣告成立 “ 独立国家联合体 ”，正式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
第二种是波兰演变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执政的共产党在同工人阶级队伍内 部一个群众工会组织的斗争中失败 ， 自下而上发生演变的 。从一九八〇年开始 ，波 兰统一工人党同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进行了长期斗争 。一九八八年春天 ， 因物 价猛涨而爆发罢工 ，造成新的社会动荡 。接着 ，波兰共产党在政治多元化指导下改 变了对团结工会的政策 。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九日举行新的一轮大选中 ，瓦文萨登 上总统宝座 ，波兰政权完全落入反对派手里。
第三种是匈牙利演变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由于执政党内特别是最高领导层 出现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 ， 自上而下发生演变的 。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 ，匈牙利社 会主义工人党内在要不要实行多党制 ，要不要给一九五六年事件翻案和关于党的性 质 、 目标与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尖锐对立 。至一九八九年十月 ，该党通过
了把党改名为社会党的决议和新的党纲党章 ，规定政治上实行以自治体制为基础的 多党议会民主 。这样不到半年 ，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八日举行的两轮 竞选中 ，“民主论坛 ”以较大优势取胜 ，获得组阁权 。阿尔巴尼亚的演变过程 ，也 大致反映了这种模式的特点。
第四种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演变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反对派利用群众示 威游行 ，把共产党搞下台 。东德从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因大批东德人逃往西德开始 发生社会动乱 。许多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不同的游行示威 ，至十一月四日柏林发生 了有五十多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 ，迫使民德党多次更换最高领导人 ，甚至宣布政治 局和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 ，不久即被并入“西德 ”，政权旁落 。在民主德国政局突 变的影响下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数万大学生发起 了集会游行 ，首先提出一系列反对共产党的口号 ，接着各地连续不断的示威游行迫 使捷共改组了党中央组织机构 ，并根据捷各派政治力量通过圆桌会议取得的一致意 见 ，选举哈韦尔为总统 。从此 ，捷共丢掉了它所领导的国家政权 。 自一九九三年元 月一日起 ，捷克与斯洛伐克又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
第五种是保加利亚演变模式。它实质上是通过一次宫廷政变之后 ，再逐步让 出政权的 。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上 ，突然解除了执政三十 五年的总书记日夫科夫的党内一切职务 。不久 ，正式提出建立“ 民主社会主义 ”并 改名社会党 ，仅维持了领导权一年 ，至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七日 ，大国民议会即选举 了无党派中立人士波波夫任政府总理 ，宣告了社会党组阁的政府下台。
第六种是罗马尼亚演变模式。它的主要点是群众示威和武装政变相结合把共 产党领导的政权搞垮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以罗西部小城蒂米什瓦拉一名神 父被杀事件为导火索 ，群众反对当局的示威游行逐渐波及首都 ，二十二日十一时， 齐奥塞斯库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罗军总参谋长等部队领导拒绝执行命令 。当 晚 ，原罗共中央书记伊利埃斯库宣布成立救国阵线委员会并接管国家权力 。二十五 日 ，秘密处决了齐氏夫妇 ，原罗共政治局全体委员被捕。
第七种是南斯拉夫演变模式。它的主要点是因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领导而导致 政权失控 ，衍化出不同共和国中的多种政权 ， 以国家与民族的分裂为其基本特征。 铁托去世之后 ，联邦领导机构已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状态 。一九九
〇年元月 ，南共联盟陷于分裂 ，不得不宣布解散南共中央领导机构 。 由于民族矛盾 的日益尖锐与外国势力的干涉 ，导致了连年不断的内战乃至国家分裂。
很显然 ，上述评述是按照共产党人的观点对苏联东欧局势变化做出的不同的社会 价值评判。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人士观点来看 ：这些表面看来似乎不同的演变 模式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它所肯定的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只是资本主义自由世界与 “民主”势力的不战而胜 ，同时也表明了不可实现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失败。
当戈尔巴乔夫亲手葬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后 ，许多共产党人对其嗤 之以鼻 ，但在西方却冒出了一股“戈尔巴乔夫热 ”。德国鉴于戈氏对德国统一所作 出的贡献 ，建设部建议在一些大城市的街道以“戈尔巴乔夫路 ”命名作为纪念 。美 国前总统里根则赞赏戈氏在裁减核武器等方面的政绩 ，特意邀请戈氏到加利福尼亚 州访问 ， 以便消解苦闷 。“卡特中心 ”也宣布 ，美国前总统卡特已邀请戈尔巴乔夫 担任艾默里大学客座教授 。同时 ，至少有九所美国大学聘请他去当教授 ，希望他现 身说法 ，讲讲对政治的见解。
更为荒唐的是美国赌城拉斯韦加斯一家豪华大赌场——洛圣迪拉福林的老板， 为利用戈氏的名气招揽赌客 ， 以年薪百万美元的报酬 ，邀请他去当赌场的公关经理 或主持人 。而印度一个宗教团体则邀请戈尔巴乔夫去参加一个为期半年的坐禅修 行 。其负责人称 ，戈氏只要去那里坐禅修行半年 ，便保证会看破红尘 ，对政治失去 兴趣 。这当然也表现出对同一类事物或人 ，所做出的截然对立的社会价值评判。
一般说来 ，党派的社会价值评判的观点 ，往往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或者党派特 点 ，这也是它同一般的群体社会价值评判的显著不同之处 。但它又是一种客观的社 会存在 ，是我们做出准确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的重要参照系 。缺少它 ，某些重要结 论 ，尤其是在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 ，甚至还难以承受住历史的检验。
第四节 整体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
整体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是指科学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对某一事物或人 物做出全面分析 ，给予历史的肯定与否定 ，肯定其正确的方面 ，否定其不足乃至错 误之处 。它立足于对事物整体乃至其全部总和出发看问题 。从事物整体各因素的相
互作用 、部分与整体的联系 、 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考察历史 ，从发展中 考察一切历史现象 。因而这种社会价值评判是诸多形式中最为科学的 ，它可以容纳 并促使不同观点趋向同化 ，并为不同立场的人所普遍接受 ，避免了片面性 。如周恩 来总理对清王朝的社会价值评判就极为中肯 。他曾就满族问题发表谈话说 ：“满族 统治阶级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 ，奴役各族人民 ，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 ，但最终 还是衰败了 。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 ，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 ，他们也 同样受到灾难。”他说 ：“清朝所做的坏事 ，历史已经做了结论 ，用不着多提 。做的 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一是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 ，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 来了 ，达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 。二是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 ，减低了田赋 ，使农民 能够休养生息 ，增加了人口 ，发展到四万万人 。三是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 ，使 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 ，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毛主席对康熙皇帝也有过类似的社会价值评判 。老人家说 ，康熙皇帝的头一个 伟大贡献就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 。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 战线政策 。他先团结了蒙古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 ，利 用汉族统治汉族 ，尊孔崇儒 ，全面学习和继承了汉文化 。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 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 。即便皇子犯了错误 ，也一样严处 。同时 ，还高度赞扬了康 熙皇帝的勤奋好学与多才多艺等 。从毛主席对康熙皇帝个人和周总理对清王朝的整 体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中 ，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 ，运用辩证分析的整体发展观来看待历史 ， 即使是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 绝路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也能客观地指出其对中国文明发展史所做出的历史性 贡献。
第二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将应当承担历史责任的统治阶级的清朝皇帝、 少数贵族与同样遭受灾难的被统治阶级绝大多数满族人民区分开来 ，显然这是公 正的 ，很难想象要让毫无决策权的平民百姓来对走向衰落的“ 中华帝国 ” 的历史 负责。
第三 ，一般说来 ，真正的整体客观的历史的社会价值评判几乎是所有人的共 识 ，甚至包括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乃至不同的社会集团与派别在内 。再试举一例 ，一 九九三年《中流》 杂志曾刊载过《“美国公民 ”方励之的“精彩表演 ”》 一文 ，其
中谈到台湾的一些报纸斥责方励之为汉奸 。文中叙述道 ，一九九二年第二十五届奥 运会后美国奥运选手在纽约华道夫大饭店举行庆功宴 ，方励之溜了进去 ，对着扩音 器大声喊道 ：“伟大的美国选手万岁！ 伟大的美国万岁！ 我们伟大的美国在这次巴 塞罗那奥运会所得的金牌比中国多二十一面 ，银牌多二十面 。我们伟大的祖国彻底 打败了万恶的中国 。为此 ，我要向各位发表一篇人权学术演讲…… ”这时 ，一位定 向飞靶射手忍不住了 ，大步走上台 ，一把拿开扩音器 ， 问道：
“你是谁?”
“我是方励之。”
“你是日本人 ，还是韩国人?”
“我是美国人 ，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忠实公民。”
飞靶选手回头问大家 ：“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方励之的美国人吗?”
一位棒球选手站起来大声说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被我们驻北京大使李洁明 藏在裤裆里从北京带出来的家伙。”
飞靶选手重新打量了方励之 。方脸红了一下 ，说 ：“我是堂堂正正坐飞机离开 那万恶的中国的。”
“住在我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
“你在大使馆工作?”
“不是工作 ，我是逃到大使馆避难 ，免得万恶的中国政府抓我。”
“ 中国政府为什么抓你?”
“ 因为我热爱美国 ，要用美国的人权标准改造中国。”
这位飞靶选手掏出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塞进方的口袋说 ：“原来你是个政治乞 丐 ， 以唱人权小曲到美国来讨饭吃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马屁人渣 ，你滚吧！”
在这里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无论中国 、美国 ，不管大陆 、台湾 ，且不谈这 些人之间的政治信仰有多大的差异 ，然而他们对一个丧失国格人格的癞皮狗的社会 价值评判倒很一致 ，鄙视的态度也是共同的。
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史怎么看？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又怎么看？有 人曾责难为“黄色文明 ”的衰落史 ，或者说是“一片黑暗 ”。这里 ，我们不妨引用 大陆与台湾两位学者所谈及的基本社会价值评判来以正视听。
曾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 ，并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我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万元户”，刚去联合国工作时 ，年薪四万多美元 ，临走时 已达八点七万美元。任职七年间除了雇一个华侨司机和所必需要用的钱外，余下的二 十六万多美元全交给国家。为什么？ 因为共产党天下为公 ，要有献身精神。而如今老 百姓之所以不满 ，主要就是因为党和政府内滋生出腐败现象 ，艰苦奋斗的精神丢了。 清除腐败 ，首先要从“公子王孙”开始 ，决不能手软。高消费是生产过剩的国家提倡 的 ，我们是生产不足 ，跟人家比阔 ，把民族自尊心全比没了。大街上到处是日本车， 商店里摆满可口可乐 ， 电影《末代皇帝》得了奥斯卡奖 ，主要靠的就是违反规定在故 宫内拍景壮了声势。人家赚了几亿美元只给了我们几十万 ， 国内有人为此还美滋滋， 不打自倒。一个没有自尊心的民族是没有权利生存的民族。尽管建国以来我们党犯过 这样或那样错误 ，但它无疑是改变中国历史最大 ，是中国人扬眉吐气 ，也是近代中国 最稳定的年代 。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坚定民族自信心和发扬实干精神 。中国虽然 穷 ，但分量很重 ，要认真纠正种种失误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 自己看得起 自己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番话说的是何等中肯感人！
再以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针对苏晓康对其进行攻击的言论而写下的《盘古龙的 再临》 为例 。文中说 ，看历史 ，只能宏观 ，只能抓住“始 ”与“终 ”这两头 。一位 自诩右派 ，并已入美籍的某华裔科学家的话尚算公允 。他说 ：“当然罗 ， 中共统治 大陆至少做到了两点 ，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 ，把中国真正统一起来了。”而仅此两 点就足以表明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梦想的初步实现 。数不清的革命志士抛头颅 、洒热 血 ，为的不就是这一个目标吗？历史姻缘使“ 民主 ”与“殖民 ”在中国变成了一条 铁道的双轨 。在“ 民主 ”霸权的环伺下 ，打开民主之闸门 ，流入的必定是西方民 主 ；而西方民主之流入 ，不可避免地必然带来西方的殖民 ，西方的帝国主义势力 ——正如同鸦片战争为基督教打开中国之门 。所以 ，我们必须先甩脱殖民 ， 自立自 强 ，而后方能有真正民主——不听命于“ 民主 ”霸权的民主 。可至今仍有人高唱 “通过殖民化实现现代化 ”的论调 ，其“高论 ”连美国教授也难以置信 。这对于追 求所谓“美式民主 ”的人 ，无疑是当头一棒喝。
两位亲历西方民主的先生同生长在大陆的崇洋媚外之辈的评说 ，相距甚远 ，真 不可同日而语 。前者的铁骨铮铮 ，后者的奴颜婢膝 ，一目了然。
那么 ，对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出现的某些新的社会政治现象 ，又当如何评 说呢？ 推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 ，就其普遍性而言 ，反 而不如推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究其原因当 然是多方面的 。我们知道 ，一定的社会是以一定的制度的特征为主体的 ，但也不是 纯而又纯的 。同一类社会制度 ，在其前期与后期自然会形成一定的差别 。前期包含 着旧制度的因素与残余 ，后期则也会有新制度的因素或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改良措 施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才不至于为表面现象所困惑。
从一定意义上讲 ，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 ，需要有高度的思想觉悟作为 基础 ，也就是说需要有先进的意识形态与相当普遍存在的大公无私的思想意识的人 相配合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再三强调地人民群众必须不断加强思想教育的根 本原因之所在 。当然 ，先进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 。如 果没有思想素质较高的人仅徒具公有制的形式 ，那就很可能走向反面 。明白了这一 道理 ，对当今盗“公 ”现象的大量出现就不会感到奇怪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 的思想 ，社会财产的不断私有化 ，思想教育的缺位 ，尤其是某些当权者的“示范 ” 作用 ，养成了一些人“公家东西不拿白不拿 ”的恶习 ，甚至理直气壮地合伙盗窃国 家财产 。一些厂长 、经理们对公有资产贪污 、挥霍更使这种现象火上浇油 。这些人 出入高级旅馆 、舞厅 ，早晨 “ 早茶 ”、夜晚 “ 夜宵 ”，更有甚者 “ 吃喝嫖赌全报 销 ”，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公愤。
与此同出一辙的 ，则是大量“财政流失 ”现象的滋生与五花八门的“ 国有资 产流失 ”方式的存在 。前者主要是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财政收支在运行过程中偏 离财政管理的轨道 ， 而产生的财政收入流失或财政支出浪费这样一种经济现象。 它以截留或变相截留政府财政收入 ，人为扩大不合理的财政支出为主要特征 。后 者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资产在有意无意的错误决策下遭到损失或浪费 。仅以后者 为例 ，在二〇〇一年举行的“ 中国石油和化工管理论坛 ”上 ， 国务院派驻国有大 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李士忠深有感触地说 ，“从任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到派驻国有大 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 使我最为震惊也是感受最深的 ， 就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 失。”从一九九八年四月至二〇〇一 ，李士忠先后稽查和检查了七个企业 。他根 据自己亲自稽查和检查过的七个企业的情况 ， 总结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原
因及表现大致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政府干预 ，强行向企业摊派和担保 。某企业为扩大生产规模 ，拟接受外 商八千九百万美元设备捐赠 ， 以换取企业产品独家出口经营权 。而当地政府却决定 让企业进行反担保 ，造成该企业设备费用比自己购买还多花了一千一百多万美元， 而让外商在此项交易中净赚近亿美元 。更莫名其妙的是 ，这个外商向中国银行借贷 的流动资金三千万美元 ，只还了一千五百多万 ，就赖账不还了 。而政府主要领导竟 然批准决定让这家企业替外商还中国银行一千四百九十多万美元的欠款 ，使企业白 白遭受一点二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二是缺乏科学论证 ，造成决策失误 。这类事件比比皆是 ，某企业总资产不到 三十七亿元 ，竟然在房地产开发热时拿出十二亿多元在珠海 、深圳 、惠州等地买了 大片土地 ，建了大量房屋 。如今 ，在惠州建成的五栋二十九层大楼 ，一平方米都没 卖出去 ，每年至少造成机会损失上亿元。
三是以大办“ 三产 ”作掩护 ，进行关联交易 ，转移利润 ，使国有资产流向集 体或个人 。某企业 ，将本来应该由主业经营得很赚钱的业务 ，转给有离退休人员经 营的 、职工集资入股的三产公司去经营 。每个职工仅入股两千元 ，一年后却拿到七 万元回报 ， 回报率高达三十五倍。
四是利用改制 、重组 ，转移资产和利润 。有一家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 ，把 部分优良资产转移到股份合作制企业 ， 如本来这个企业只有一点四亿元的净利 润 ，竟然将一点六亿元的净利润转移到新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 ，把国有资产转到 集体 ，再逐步转到个人手中 ， 国有企业变成空壳 ，甚至资不抵债 ，而合作前企业 确有高额利润。
五是利用职权徇私舞弊 ，为配偶 、子女谋私 。有一家企业主管进出口的副总 经理 ，利用妻子是财务部门领导 ，滥用职权 ，互相勾结 ，让两个儿子分别在当地 和深圳注册两家私人公司 ，采取高进低出等手段徇私舞弊 、中饱私囊 ， 给国家造 成重大损失。
六是被外商特别是假冒外商套取资金 。某企业在搞资金运作时 ，通过一个偶 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个从国内移居香港的商人 ，这位商人又冒充一家荷兰公司的代 表 ，到中国来投资做生意 。这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没有调查这个“外商 ”的资质
和背景 ，也没有召开董事会讨论研究的情况下 ，就一个人说了算 ，将几千万美元让 财务部划出 ，结果这个假外商携款一跑了之。
七是炒作 、私分股票和期货 、债券 。 四川东方锅炉厂原任董事长 、总经理和 时任董事长 、总经理私分 、送人两千多万股票 ，每人将三百万到四百万元获利装进 自己的腰包 ，结果两人被判死缓 ，两人被判无期 。这个案件 ，从上到下涉及一百多 人 ，轰动四川大地乃至全国。
八是私设小金库、账外账 ，吃喝玩乐 ，挥霍浪费 。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有一企业的厂长 ，长期在北京的五星级酒店和高档娱乐场所嫖娼 ，出手特别大方 ，每 次出手都是几千元到上万元 ，而且还分别在长沙、北京、广州、香港等地包养情妇。
九是贪小利 ， 吃大亏 ，有些企业违规拆借 。有一家企业在现金本不富裕情况 下 ，为了获取高于银行的利息 ，将一亿元现金全部借给信誉不好的一家企业 ，结果 不但利息分文未收 ，本金也最少损失了五千多万元。
十是管理混乱 ，缺乏责任心 。某企业在建设一个只有六千五百平方米的综合 楼工程中 ，从工程预算 、建设 、验收 、决算 、审计 ，好像手续一切完备 。但查账时 发现 ，在工程结算中 ，却将水磨石窗台按六千八百平方米与施工单位结算 ，多付了 几十万元 。还有一个企业 ，建一个一千一百多万的小工程 ，经查账就多付给施工单 位一百八十九万元。
与此同时 ，李士忠还分析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国有 资产出资人不到位 ，缺乏国有资产管理实体 ；二是监督不力 ，经营者 ，特别是“一 把手 ”权力过大 ，没有约束 ；三是法人层次多 ，严重失控 ，不少单位都有四 、五级 公司 ，经营者都不知道有多少子公司 ，如何控制 ； 四是理想信念淡薄 ，对国有企业 缺乏信心 ， 出现“五十九岁现象 ”，为自己留后路 ；五是不同行业 、不同地区分配 差距大 ，经营者心态不平衡 ；六是管理混乱 ， 内控制度不健全 ；七是企业责 、权、 利不明确 ，不能精打细算 ，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感兴趣等等 。在种种原因中 ，李 士忠认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和对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 值得高兴的是 ，我国有关部门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正在采取完善制度建设等措 施 ，逐步遏制国有资产的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