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战役的撤退阶段，我军真的没有防御工事准备、不想设立抵抗防线吗？
答案是，我军有防御工事准备，在撤退的第一时间就决定了组建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线、做了大量的部署。问题不是我军没有决定构建所谓强大的防线。
据杨得志将军回忆录记载：
敌人利用我转移的机会，实施它的“磁性战术”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五月二十二日，志司在答复我兵团关于最后抵抗线的请示电中就明确指出:“根据敌人以前的习惯利用高度机械化进行所谓磁性战，企图消耗疲劳我军，我军主力北移休整时，敌尾我北犯是肯定的。”因此，志司在我军转移、阻击以及抗击线等方面都作了周密部暑:根据“志司"的部署，我六十三、六十四军和人民军一军团分左中右三路向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转移;六十五军执行阻击任务，志司”特别强调要他们在议政府、清平川地区阻击敌人十五至二十天，确保涟川、铁原一线的安全和兄弟部队的行动。
注意——正如杨得志将军所说，我军已经决定做了比较周密的阻击部署。为的是掩护我军向北撤退，转移到有利于我军作战的地区。防线，也就是一系列防御力量组成的一条线。可见我们当时已经决定设立节节抵抗敌人的运动防线了。
据《彭德怀年谱》记载，彭德怀元帅在1951年5月21日急电九兵团、三兵团、十九兵团、金雄并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以及朝鲜的金营长：
二、目前由于我运输困难，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进攻增加困难。为此第五次战役即告结束。三、为争取主力集结休整，总结经验，决将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元通里之线以北。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地采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敌人。四、各部可于23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转移。五、担任防御阻敌进犯的部队，必须掌握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应积极组织反击，迟滞敌人的进攻，以利我主力部队休整。六、各部进至集结位置后，应抓紧时间调整组织，从下而上总结经验，检讨指挥上的缺点。
可见，彭总在5月21日已经决定组织运动防线。他特别强调：“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地采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敌人。”而且明确提出“必须掌握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应积极组织反击，迟滞敌人的进攻，以利我主力部队休整。”可见我们当时的防线部署是比较严谨的——前轻后重，因前线地形不利于我军、越靠北地形地势越有利于我军，我军由于深知敌我装备差距悬殊，也不会死守那些根本不可能守得住的前线附近的后方阵地。疏忽不在于我们不想设置防线，而在于这些防线还并不够靠北，还距离危险的前线太近，还容易被敌人迅速追上，根本来不及建立。
军事科学出版社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记载的更为具体：
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之后，中朝两军“为争取主力集结休整……于5月21日下达指示，决定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杨口、元通里之线及其以北地区进行休整。部署:第19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休整;留一个军(或四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之线布防，利用东豆川里、抱川、机山里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转移至开城地区休整，留一部于汶山、坡州里以南阻敌。第3兵团主力移至铁原、金化地区休整，留一个军从加平、春川(不含)线开始布防,利用华川以西山区节节阻击敌人。该兵团与第19兵团以机山里、文岩里、汉滩川(铁原不含)之线为分界线，以西属第19兵团(线上含)，以东属第3兵团。第9兵团主力转移至华川、山阳里、金化(不含)以东地区休整;留一个师利用昭阳江及华川湖节节阻击敌人。该兵团与第3兵团以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大成山、金化线为分界线，以西属第3兵团(线上含)，以东属第9兵团。人民军前指各军团主力转移至麟蹄、杨口、襄阳之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以一至两个师在于论里、县里、西林里线及以南采取机动防御，阻击敌人。人民军前指所属部队与第9兵团以大同里、四明山及北汉江为分界线，以西属第9兵团(线上含)，以东属人民军。部署规定各部统于23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移动，并要求在转移时各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必须确实掌握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特别加强工事，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尤须严密组织与发挥炮火的威力，予进犯之敌以大量杀伤;对突出之敌，在有利我出击的情况下应即行组织反击，每次以消灭美军一个连至一个营，南军一个营至一个团为目标，以滞止敌人的进攻，争取更多的时间，利我主力部队休整。5月22日，志司在复第19兵团关于我军最后抵抗线的请示电中又指出:根据敌人以前习惯，在我进攻停止后，往往利用其高度机械化条件，对我进行所谓“磁性战”，企图消耗疲劳我军。我军主力北移休整时，敌尾我北犯是肯定的，但前进速度，要看敌人的兵力大小和我军实施机动防御打得好坏而定。
可见，志愿军司令部早就做好了美军对我们进行“磁性战术”的准备，早就知道敌人很定会尾追我北犯，当时彭总并没有忽视建立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线。也如杨得志将军所说，我们在撤退之后的防御方面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说我们撤退的时候没注意建立防线，没决定建防御工事，那是不客观的。
据军事科学出版社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记载：
27日，进攻之敌进占汶山、永平、华川、富坪里、麟蹄线，仍企图向铁原、金化、杨口进攻(南第1、第3军团仍在沿东海岸继续北犯)。中朝两军为稳定局势,决定部分军停止休整计划，立即转入防御，迅速将第 63、第 64、第 15、第 26、第 20 军及人民军第 5、第 2、第3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
可见，当我军撤退的不够迅速、敌军追上来的时候，早在27日，志愿军司令部就在南线加紧了对防御抵抗的组织部署，投入了更多的部分军力。
斯大林在5月29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
“如果你们在前线后方有构筑很好的防御工事，能迅速将敌主力吸引到这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倒不妨再冒险试一试采用这一计划。然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在朝鲜尚无这样的工事。”
斯大林的认识这显然是不符合当时朝鲜战场实际情况的：
早在5月21日，我军已经开始决定组织周密的、节节阻击敌人的机动防线。撤退的时候应该设运动防线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用不到他斯大林提醒；早在5月27日，由于敌军追了上来，我军的运动防御力度也进一步加强，并不存在“没考虑建防御工事”和“没有防御工事”这一说。他斯大林5月29日还以为我们没有防御线，可见他对战场实情的无知（这可能也和苏联顾问对21日机密性军事行动的部署决策和27日紧急部署决策了解不够、消息不够灵通以及我军无暇在紧急战争状态下和苏方深入交流有关，而且之后6月他的电报也展现了他对前线敌我装备差距悬殊的极其无知）。
美军为什么能够对我军部分兵力进行穿插，我们的失误在哪里？
上述内容可知，我们早就知道应该设立运动防线节节抵制敌人。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应该设立防线，问题就在于速度——在于我们忽视了敌人的极端迅速、运动防线设的太靠南、没有迅速的向北转移之后再准备节节抵抗敌人的运动防线（在敌人反扑击其迅速的情况下，靠前线的运动防御阵地根本也建立不起来），没有迅速的放弃南方不可能守得住的土地。还有一个典型教训，就是部队建制不够精简，难以充分协调配合。
据军事科学出版社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记载：
23日晨,敌人在我主力尚未转移时,即利用我军补给困难的弱点，开始有计划地猛力反扑。
可见，问题在于没有迅速的向北转移。如果主力朝北转移的比较迅速，是可以减少损失的。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记载：
由于对敌有计划地实施这种规模、这种形式的反扑估计不足，以致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有的需要两天的行程，作横向运动方能进入防御地区;有的部队虽进入防御地区，但未很好控制要点与公路，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
前文已知彭总的防线部署实际上比较周密了。内容可见，不周密指的不是工事分布不周密，而是防线部署以外的工作不周密——对敌人极速反扑考虑的不够周到，导致运动防御线准备的太靠南，撤退不及时，行程规划不足以超过敌人的反扑速度；对于部队编制考虑也不周到，编制不够精简，不利协调。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敌人的进攻来的太快，我们忽视了敌人的极端迅速，无法比敌人更快到达这些重要地点，所以难以周到、紧密的布置好这些阶级抵抗敌人的运动防线。
周到，就要做好最充分的考虑，就要考虑到敌人极端迅速进攻我们的话怎么办。运动防线设的太接近前线，就难以在敌人到来前迅速的做好准备，难以在到防御阵地之后比较快的进入状态（例如有些我军到达指定地点之后难以进入状态的防御地区）。运动防线设的太靠前线，即使在其中一些方向布置兵力拦截敌人有必要，但是敌人确实可以提前到达，我军也赶不来（例如有些方向我军不得不到，但是执行速度而言，敌军一定先行到达，我军需要两天行程的防御地区）。
问题在于防线设置地点距离前线太近、容易被敌人迅速追到，在于我军根本无法迅速到达这些太靠南、容易敌人先到达的防御指定地区，所以难以迅速的控制防御地区的要点和公路。显然，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要有防御工事，我们早就知道设防御阵线，问题在于没有估计到敌人反扑的极端迅速，没有迅速的树立起抓紧向北移动的意识，以至于运动防线准备的太靠南了，容易被敌人追上，还没充分设起来，人家就来了。我们在靠近前线的南边根本来不及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越往北越安全，越有更多的抵抗时间。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总结：
因为，我军的补给能力还很低，战役向敌纵深发展，运输线延长，我军供应和伤员转运将更加困难，影响部队的机动同时，胜利之后敌进行反扑时，使我不能迅速地脱离战场。战役第一阶段我停止进攻后，曾原地停留两天等待补给，转运伤员，这也是造成转移初期被动的因素之一。
可见，不够迅速的脱离战场，不够迅速的脱离南部，不够迅速的向北转移，不够迅速的放弃南部那些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敌人的地区，把节节抵制的运动防线设的太接近前线，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总结：
经验证明:同具有高度机械化的敌人作战，在组织我军转移时，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对付敌人的反扑，特别是敌人快速部队的反扑，以便稳妥可靠地控制战局，保持我军的主动。这次战役，我军向后转移时之所以一度陷于被动，主要是战役指导上的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向我转入反攻和追击，特别是没有估计到敌人以其快速部队为先导进行反攻和追击……这一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具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组织大兵团的转移，实质是组织和实施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防御，即以运动防御掩护主力和后方部队撤离战场。
可见，问题在于反应的不够迅速，不够注意敌人可以迅速的追过来，所以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御阵地的设置如果靠南、如果靠近前线、如果不够靠北，就会带来被动局面，就可以被敌人迅速追上，就来不及构筑防线。所以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要充分注意敌人的速度，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线不要设立的太靠前线，应该迅速撤离南部危险地区之后靠北设立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线，这样更有时间、更安全，才能真正设置好防线（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御兵力迅速向北撤，其余兵力更迅速向北撤，足够迅速的脱离危险地区，才能保证全军的真正安全）。
值得批判的是，斯大林的头脑远远落后于彭总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部署，而且完全不理解我军的部署，表现了他军事上的极端迟钝。斯大林在6月5日给毛主席的电报竟然说：
“我在自己的电报中主要谈的是，如果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没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匆忙地进行机动是危险的，要能够迅速地把主力调到那里去。彭德怀同志写道，他在后方建立3条防线。如果这样做，防线就将是真正巩固的，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好，军队就不会陷入包围。”
如果真按着他斯大林讲的，在接近前沿的后方设立防御工事，无疑是送死。接近前沿的地方，最容易被行动极其迅速的敌军追上、包围。面对这样迅速的敌人，在距离敌人比较近的前沿地区设立工事，纯属是空想，是不可能完成的。
越靠南，越接近前线，越会导致防线还没来得及设置，越会被行军极其迅速的敌人包围——这恰恰是第五次战役最大的教训。在接近前线的地方设防御线，速度上根本行不通。真把主力调到距离前线很近的地方，那就正中美军下怀。还没建立起防线，主力就会被美军迅速包围之后打的全军覆没了。我这里不说一句斯大林的观点极端荒唐，我就真的感觉对不起牺牲的志愿军烈士。
彭总指挥我军建立的最前方的防线实际上最好也应该设在更远离前沿的地方——这样的话准备时间才更充足、防线准备才更充分。是敌人迅速追到了我们，我们才不得不在准备不充分、实际上并不巩固的情况下靠前抵抗（敌人不可能给我们完善防线的时间）。为主力撤退到北边争取了时间之后，负责防御工作的部队也撤退到距离前线比较远的安全地方了
在基本达到了迟滞敌人、掩护全军主力顺利抵达北线的目标之后，我军就主动撤离了不可能长期坚守的南部防线。
正如杨得志将军回忆录所说：
战争锻炼了部队。部队在战争中得到了迅速提高。铁、涟地区的阻击整整进行了十三个日日夜，为兄弟部队按彭总的部署进行战略调整赢得了宝贵的间。六月十日，我担任阻击的部队奉命撤出铁原等地，将敌阻止“三八线”附近的汶山、三串里、铁原、金化、明波里一线。至此，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
也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记载：
至6月10日，我军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敌阻止在“三八线”附近之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更加荒唐的是，斯大林在6月5日反对我们撤退，简直是希望我们被美帝全部歼灭在接近前沿的地区。他荒唐的说：
“彭德怀同志谈到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采取先是稍稍向前推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的机动，给你们的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
以当时悬殊的敌我差距，我们不后撤，我们就会被美军大规模歼灭，就会灭亡！这种印象不是主观造成的，英美军强大、我们的军队弱小是现实！我这里不说一句斯大林观点极其荒唐，我真的就感觉对不起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恰恰是撤退阶段初期，傅崇碧将军及时率领63军迅速撤退，才得以减少了63军损失。
双石著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开国第一战》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
打，肯定是不能打的，一旦敌人迂回到后面，自己部队就陷于敌人的南北夹击之中，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且就是这样也仍然保护不了第三兵团的侧翼。
撤吧?兵团又没有明确指示。傅崇碧几经权衡，最后还是觉得应该当机立断:
“撤，命令各师留下一个团掩护，主力北撤。将来志司要追究责任，我来负责!”
“军党委共同负责，立即向志司发报，报告敌情和我们的决定!”
政治委员龙道权心说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把我给忘啦?不够意思。傅崇碧这个非常果断的决定使第六十三军免遭灭顶之灾。他是对“联合国军”攻防转换速度体会最早也是最深的指挥员。
综上所述，最好的状态，是全军迅速撤到距离敌人比较远的地方。在迅速撤退的同时，负责阻击的兵力以充足的时间逐渐在离前线比较远的地方组建起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线，使其他兵力在距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建立可以巩固的防线，这就掌握了主动权。而不是像当时那样向北撤的不够迅速、敌人追上来的情况下准备不充分的建立抵抗线，更不能故意去离敌人近的前线用主力建防线送死。
防御阵地还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建制不够精简，难以充分协调、充分贯彻好周密防线部署。在双石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开国第一战》提到：
这是个很原则的部署，指挥环节中间又多了个兵团，相互协调动作无形中受到了很大的牵扯:联司的指挥调度责任分解下放给各兵团，而各兵团在第二阶段进攻作战时就打乱建制互相调用，现在又要归建组织防御，在敌人优势地空火力下进行艰难的交叉横向机动，动作各不协调又参差不齐，对防线的完整连续性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后撤开始时全线多处出现空隙，许多部队又忽视对要点与公路的控制，致使“联合国军”有隙可乘。
这一教训，也是毛主席在5月27日提到的。
总之，由于我军在初期对敌人反扑时间估计不够快，对敌人的装备迅速程度估计不够快，把防御线设置点的太靠南、太靠近前线、太前沿，根本来不及迅速建立起防御线，反而被敌人迅速赶上、反扑了过来。但是在我军坚决的抵抗和迅速的调整之下，我军粉碎了美军的企图，实现了主力军向北转移，基本实现了第五次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是胜仗，而不是败仗。正如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所说：
第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投入了十五个军的兵力，连续奋战五十天，歼灭敌人八万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我军在第四次战役时所处的被动局面，并使我新参战兵团受到锻炼，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同时，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也迫使敌人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关于构筑防线等等问题，毛主席究竟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真的没考虑构筑防线吗？真的是听了斯大林5月29日的意见之后才注意构筑防线吗？第五次战役的最重要教训真的是听了前线的汇报之后毛主席才总结出来的吗？都不是的。
早在1951年3月1日，第四次战役期间，毛主席就提到过真的不打大歼灭战、敌强我弱、需要阻滞消耗敌人的时候要有防御阵战线的问题。毛主席在《关于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讲：
“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于四月上旬达到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六个军朝鲜人民军四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
虽然这时候主席还没有放弃打大战役，但是已经规定了敌人还占优势、不打大战役的话对付敌人的办法——进行防御，迟滞敌人——强调了有必要构筑防御线。
所以后来主席同样提到敌人还占优势所以打战术性小歼灭战而不进行战役性出击的时候，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要有防御线了。这是毛主席在第五次战役之前就坚持的军事常识。
早在4月17日，毛主席和彭总也提到过在后方建立必要防御工事、预防敌人趁虚反扑的相关问题。
据《毛泽东年谱》和《彭德怀年谱》均记载：
22日，毛泽东复电:21日23时电（彭德怀关于建立防线和撤退的电报——引者注。）悉。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可见，毛主席也没有非要放弃组织防御阵线，而且批准同意了组建运动防御阵线的部署。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1年5月27日，毛主席约见解方、陈赓的时候当时强调：
“(一)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消灭美英军九个师(几个杂牌旅、营全计在内)，则可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同意彭总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战役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如能提前于夏秋两季达到削弱敌人目的，即可于冬季打大仗，求得一次大量歼灭敌人……(三)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加强志愿军司令部和军，变为精干指挥所也可以。”
可见，毛主席提到，注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显然是早早的就吸取了防线建立时建制不够精简的教训。
组建抵抗敌人的防御线的问题，毛主席不可能不知道，这是基本常识，而且有事实依据——早在3月1日、4月17日、5月21日就知道。而且关于精简机构以便于防线各部队协调统一，毛主席27日就知道！这并不需要他斯大林在5月29日“建议”。
我们和斯大林的区别在于——斯大林鼓吹在靠近敌人的地方建所谓的防线，我们希望在离敌人比较远的地方建防线。靠近敌人的地方，敌人不给你迅速建好防线的机会，你还没建立好防线，人家就会追过来了。所以我们应该坚持尽可能的往北撤，为建立防线争取足够的时间。我们在离敌人比较远的地方建防线，就有充足的时间建立好，那时候敌人追过来了，我们也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在离敌人近的地方建防线的话，我们还没建好，敌人就追过来了，根本来不及。这就是实际情况！
那么，毛主席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指出第五次战役最重要教训的呢？
据《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均记载，1951年5月26日，毛主席致电志愿军司令部，强调了关于以后打小歼灭战的地点：
“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要知道，5月23日开始，在靠南地区、在接近前沿的地区，以美军的极速，我军根本来不及修筑防线。而且，南部的地形相对于北部，也难以发挥我军的人数优势、有利于美军发挥他们的装备优势。所以，毛主席根据敌我装备差距和南北地形条件，总结防线接近前沿的教训，在5月27日解方参谋长向他汇报战局之前最先提出——越往北越有利于我军，越往北越不利于敌军，越往北越适合我军作战、越安全！
毛主席把5月26日正确的论断在6月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解释的更清楚：
“在削弱敌人的阶段中，打的地点和打的方法，必须适合情况。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山地甚多，利于防御，距后方近，补给较易。而在汉城附近及汉城以南这两个条件就差远了。”
所以越靠北越好，远离前线的地形对我们防守有利，而接近前线的地方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长期固守，我们也根本不想防守这些守不住的地方。
在这封电报，毛主席还强调：
“在美国不向朝鲜增加大量兵力（例如增加三至四个师）及不从我后方海岸线大举登陆的条件下，就敌人现有兵力来说，它是不可能越过平壤、元山线的。几个月来，敌人因为兵力不足，对于越过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也不敢冒险。而对于我们，则希望它越过临津江，便于打击它。因为临津江以北是朝鲜境内横宽距离最长的地方，敌人一越过该江，它的右翼就完全暴露出来，利于我军打击。”
可见，我军主力越向北转移，越把主要精力放在北部，越有利于我军消灭敌人。
以敌人当时的兵力，要在南部保留大量兵力保守南部他们占领的地区和对付我军，也不可能拉长战线、孤军深入、侧翼暴露的敢到平、元线，他们来了也只能让有限的兵力来，恰恰有利于我军歼灭他们。所以——我军必须极力向北！越往北越好，越往北越安全，越有利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读这些内容，我如果不喊一句毛主席万岁，我感觉就太不公道了！
结论是——第一，毛主席早在还没发动第五次战役的时候就知道不打大战役的情况下要构筑防线；第二，我军早在5月21日就决定了要布置第五次战役的撤退防线，而且毛主席在5月23日就重视构筑防线的问题，批准同意彭总关于构筑防线的计划，不是听了斯大林在5月29日的建议之后才注意构筑防线（而斯大林5月29日和之后6月的建议都是荒唐错误的，他不了解战场敌我装备差距悬殊和敌军速度极快的实际，非要鼓动我们打不可能打赢的“消灭美军三四个师的重大战役”、让我们中美帝磁性战术下怀、让我们送死），中间出现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不是防线部署的不周密，而是对敌人反扑速度的估计不够迅速、决定设防线的地点太靠前，以及军队编制不方便周密部署变为现实，但是第五次战役最终还是以我军胜利告终；第三，毛主席早在和陈赓大将、解方参谋长谈话之前就最早的一针见血总结出了第五次战役最主要教训。
总之，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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