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有个说法，讲的是文革初期戚本禹曾经召集过一个座谈会，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会上布置了一个保护文物的任务，具体措施就是发一个保护文物的倡议书，这个“倡议书”的起草人叫谢辰生，是一位资深文物研究与保护学者。谢辰生先生于2013年12月在92岁的时候，接受过人民网文化频道采访，谢老还比较清晰记得那件事情，并且作了详尽介绍。
【原编者按】92岁的谢辰生先生被誉为“一部活的文物保护史”。他曾经担任郑振铎先生的业务秘书，1949年后在上海参与了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他主持起草了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他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书籍，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当提到当前文物破坏的根源时，他有些愤慨，表示根本性问题是金钱挂帅，钱不仅毁了文物，还毁了一切。
谢老在采访时，讲了这么一段：
【文物破坏时间短，规模小
1967年的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召集北京市所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布置保护文物的任务。那次会议在礼堂召开，希望发一个保护文物的倡议书，说明文物不是“四旧”，后来倡议书是我写的。大约过了二三十天，来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到了文物局说，发了群众倡议书还不行，还得有正式文件，所以你们应该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那文件也是我起草的，起草完送上去没多久就发了。因此，从文件上说，速度很快；从行动上说，总理随时都在制止；而且一个多月后，不搞扫“四旧”了，开始搞政治斗争。因此，“文革”期间，老百姓没有破坏文物，只是红卫兵的行动造成文物破坏，但实际时间很短，规模不大，而且很少。当时觉得是很多，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不多了。】
戚本禹召集开会的人很有意思，不是一个派，而是三个派——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
戚本禹召集的这个会，起到了保护物实质性作用。当时留下两份材料。
一个是《戚本禹同志与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纪要（1967年1月27日下午4时45分至6时30分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室）》，这是由北京造纸总厂、中国书店、新华书店、人民文化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图博文物局、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共同整理的，整理时间是1967年1月30日。
另一份是这次座谈会的直接成果，即参加座谈的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于1967年2月15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谢辰生执笔）。
01
谢辰生：“文革”期间破坏文物是认识问题
谢辰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上街扫“四旧”，这时出现了毁坏文物事件，它所毁坏的文物对象，就是抄家。抄家一看，说文物是“四旧”，就给砸了，或者被抢走送到街道办事处；有的被送到造纸厂、炼铜厂，说是扫“四旧”要毁灭掉。这时，周总理派了一个团的解放军进驻故宫，红卫兵进不去，于是就保护了故宫。因此，“文革”期间的对象主要就是一般的抄家。还有些地方，比如庙里的佛，说这是“四旧”给砸了，但没有连锅端，没有把整个建筑都拆了，他们也没那本事，而且那段时间很短，也就一两个月。在此期间，还有四个单位联合出了一个保护国家财产的通告，哪四个单位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联合提出要保护文物遗产，专就针对红卫兵扫“四旧”：属于国家的财产，都不能破坏。通告第四条就是保护文物图书，很及时。通告一出来，他们就不敢砸了。随后，1967年5月，中共中央又颁发了一个专门保护文物的文件，叫《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文物图书的通知》。那时红卫兵认当时的中共中央，因此保护文物作得数。而且，红卫兵之间也是有对峙的，有的红卫兵要砸，有的不要砸。比如西湖灵隐寺，一部分红卫兵要砸，一部分说是文物，不能砸，结果就守在里面对峙。后来打电报给中央，总理说，不能砸。
当时好多例子都如此，比如西湖、曲阜、四川宝光寺等，总理说是文物不能砸，大家就不砸了。中央的精神很清楚，消息很灵通，很快就全国都知道了。因此，所谓破坏文物，就集中在这一阶段，实际时间很短。仅限于抄家或者打一点零星的东西，并没有把整个建筑烧了或者推倒，他们也没有那个力量。而且中共中央是很明确的，尽管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有了四个名义的通告和一个中共中央的文件后，中央重新召集了文物商店和博物馆的人。大家在都跑到北京造纸厂，日以继夜地抢救，抢救回来交给街道，再后来交给临时弄的文物清理小组。】
02
戚本禹召集那个座谈会之后党中央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规定：一、必须提高警惕性，教育、团结群众同一切破坏国家资财的行为作斗争；二、不准私分生产队财产，不准破坏农具和机器；三、杜绝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四、对文物、图书加强保护；五、对盗窃和破坏国家资财者，给予教育和处分。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谢辰生是主要起草人），重申了各项文物法规规定的原则。
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据说在给戚本禹量刑时，考虑过他在文革期间对保护文物起到了好作用。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他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
2008年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
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逝世前，戚本禹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03
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中国要走向未来，在道层面的思想意识，只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对历史问题，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理所当然就要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能是相反。
历史上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
如果为了达到某种主观上的目的，故意杜撰历史事实，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而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典型的唯心史观——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无论是从坚持唯物史观角度讲，还是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讲，保护文物，都是毋庸置疑的必须坚持的想法说法做法。
何谓文物？
文物，是器，由器而道，可以读出许多历史的道道来。
由保护文物，可以引出一个问题：那些物品可能会成为文物？
如何保留这样的物品？
这从价值观上说，有些可以说得通，有些未必能够说得通。
有一种情况是，因为持有不同世界观的人，对同一个物品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例如，革命文物，无产阶级认为价值连城，而资产阶级则觉得一文不值。
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官员要搞政绩工程，就与开放商合作，不惜将带有文物性质的物品，或者具有保留价值（可能会成为文物）的建筑物拆除。这也是世界观问题，用价值观还不能做到解释全面。
这里再提一下《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9日的一则报道。
【全国政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邀请五位政协委员围绕“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题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提问时，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表示，针对城市历史遗产的所谓“维修性拆除”，是为破坏找借口。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推倒具有文物价值的城市建筑，并美其名曰“维修性拆除”......
这位致力于抢救民间文化的艺术家忧心忡忡。他说，尽管我们对拆除城市的历史建筑有了教训，知识界等各界一致在呼吁，特别是媒体在这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建设性的破坏一直存在。最近出现的“维修性拆除”，说明既有了破坏的现象，又有了破坏的借口。
此前，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他的忧虑。“有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还有开发商和银行的利益，对文化是漠视、不屑的态度。”
他举例说，某地发现了一个几百年前遗留的粮仓，文物局呼吁不能再挖了，可是第二天就被铲平了。原因就是领导的一个电话，说“拆”。
他为此痛心不已。“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可有些人不当回事，这就是我们的悲哀。”
在记者会上，冯骥才说，中国有660个城市，在这30年急速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我们把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变成了“千城一面”。“我们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后代，后代只能说我们这一代无知、没文化。”
......
作为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冯骥才亲眼见证了文化遗产在十几年间整理到了四级名录七千项。但是由于不良政绩观的驱动，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之后就没人管了。他还注意到，很多地方的皮影已经不是手工制作，而是用机器压了。
“在利益驱动下的不良政绩观，正在让文化变味儿。”冯骥才说。
两会期间，冯骥才遇到了文化部的领导，他建议：把“申遗”改为“审遗”，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对遗产要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儿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后代。
他还准备了一份提案，建议对干部选用建立文化考核机制。“那些主管文化的官员要懂文化的规律，有文化的理解力，他应该是热爱文化的，不热爱文化的人怎么能把文化工作做好呢？”
他甚至明确表示，民族的价值观一定不能有“钱”这个字。“一个只为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必须有精神。”
“现在文化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创意，有很多是虚的，就是为了圈钱。产业没有创造性的内容、方法和新的技术就发展不下去，所以文化产业的问题也是创意的问题。”冯骥才说。】
这一则报道里提到的有关文物保护问题，就不仅仅是认识水平不足、不够所引起，而且还有一个“利益驱动问题”，这个“利益驱动问题”与谢辰生的观点是一致的。
利益驱动，这个“利益”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私利”有关。
如此的“利益驱动”，事实上损害的是全社会全局、长远的利益——其中对文物的损害，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用损害文物的方式来搞经济，搞GDP政绩工程，说到底是重物质轻精神——本末倒置的行为，是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想法说法做法。
物质上再富有，如果精神上贫穷，那还是要亡党亡国的。
苏联的教训就在眼前。
04
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之后，毛主席最先看到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命运。苏联亡党亡国的事实验证了毛主席的判断
【1】。俄罗斯有识之士特别羡慕我们有毛主席【2】。苏联为什么会亡党亡国？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是否可以这样说——自从赫鲁晓夫掌握了苏联党的最高权力以后，由于否定了斯大林，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得苏联原来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时候，苏联党、军队和人民精神上的富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富足，开始变得贫乏，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3】这样的人上台以后，像利加乔夫这样的正直正派的领导人，因为不符合“新思维”【4】而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排挤，而捍卫列宁斯大林，维护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女教师竟然被当做“反革命”对待，这是不是苏联曾经有的道层面的属于无产阶级的精神、思想，在苏联领导阶层逐渐走向枯竭呢？这是不是苏联领导层全局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思想由“富”转“穷”呢？
苏联领导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一旦变得不足了，那么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性的意志就会变得衰弱，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就会乘虚而入，苏联红旗落地就成了必然。
这一切就是从赫鲁晓夫【6】上台开始的。毛主席当年领导了“九评”，既是给苏联人看的，也是对中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一次系统的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苏联，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喜欢赫鲁晓夫的人【7】？
几十年过去以后，俄罗斯有识之士也好，我们国内的各方人士也好，终于领悟到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
毛主席当年抓了赫鲁晓夫这个反面教员，意义深远【8】。
苏联在斯大林领导的时候，就已经在器层面，物质相当富有了。
那些财富是怎么来的？
是列宁斯大林带领苏联各族人民干出来的【9】。
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也是先在精神上富有，然后在物质上富足的【10】。这恐怕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
卫星上天并不一定红旗落地，那这个“定”，还是“不一定”，显然不取决于器层面的物质因素，而取决于道层面的精神因素、思想因素。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否迫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上衰弱，思想上贫乏，就必然会怎么样呢？
道变了，器本身也许不会变，卫星还是卫星，可卫星属于谁，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道变。苏联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就出现了道变的趋势，勃列日涅夫后来采取了一些措施作了调整，但那至多也只是变道而已，并没有解决“道变”的 问题【11】。
社会主义国家道层面的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精神不足，思想贫乏的趋势最多只是延缓，并没有彻底消除，隐患始终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量变就会导致质变。
悟道，方能道器变通。
那道器变通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是道器变通之根，不能不深悟。
那道器变通之器，形而下者谓之器，是道器变通之基，不能不珍惜。
那道器变通之变，化而裁之谓之变，是道器变通之源，不能不延续。
那道器变通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是道器变通之魂，不能不随身。
参考：
【4】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领导人时专门给自己放假来写作《改革与新思维》【图】
【10】毛主席领导新中国在哪个领域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的？
05
保护文物的典范：
北平（北京）解放时，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
关于保护文物，在我党历史上有过一个经典案例。
这是1948年12月17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及重要文化古迹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的电报手稿。
1948年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前卫团进入万寿山和圆明园遗址之间，突遭国民党军队的炮击。为了避免学校和文化古迹遭受炮火毁坏，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古迹和清华燕京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
12月13日当天下午，解放军占领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都严密保护防止了破坏。
这样的做法与毛主席的一贯主张有直接关系。
在那个时候，毛主席还以军委名义急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
“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17日，毛主席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必须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设施及重要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指出：“沙河、清河、海甸(淀)、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解放北平，有两种方案，一个是和平解放，一个是非和平解放。
在准备非和平解放的方案时，我地下党的同志找到梁思成先生，请他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这样我军在攻城时就会保护这样的文物。
在谈这样的历史细节时，请注意起主导作用的是我党我军的想法说法做法。
实际上，在我党的光荣传统里，是有保护文物的内容的。
那些不注意保护，甚至毁坏文物的行为，恰恰是忘记了我党优良传统的结果，是不是？
在讲述历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重点讲正确的带有真理性的想法说法做法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重点要放在坚持真理上呢？
坚持真理，那就得把真理性的三法——想法说法做法，更多展示给社会。
唯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对照这些真理性的“三法”，去修正错误——改正那些不合理的想法说法做法——从而使其想不通说不通行不通。这都得在道层面（主要是在世界观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光提价值观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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