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是一个倡导彻底改造乡村的实践者，这主要是因为那个阶段中国的乡村人口数量非常庞大，乡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大，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对不发达。现在我则积极主张推动建设乡村的现代化，主要的原因是，今天的乡村越来越呈现出稀缺性，城乡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讲的建设乡村，并不意味着不改造乡村，过去讲的改造乡村主要是把乡村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病灶，那个阶段的改造实际上是否定乡村价值的。今天讲的建设乡村的现代化，则是基于对传统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建立在城乡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语境下，通过建设乡村，让乡村价值回归，重新再造一个新的乡村。这就是我所秉持的新乡村主义的立场。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乡村振兴不能单独从乡村寻找答案》，主要的观点是乡村振兴需要现代化来推动。
我出生在位于陕西北部的定边县，小的时候和姥姥一起生活，九岁才去和父母团聚，算是一个留守儿童。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乡村是丰衣足食的。那个时期城里人的生活靠国家供应，吃的东西并不丰富。陕北的乡村虽然靠天吃饭，但是地很多，每家的自留地也很多，一旦雨水好，他们的谷子、荞麦、马铃薯一年收获可以吃两年。暑期的时候，姥姥会把我送到乡村的亲戚家里。夏季的黄土高原景色非常美，我印象里的那一群一群羊、马、驴和骡子，让我每到假期都想去。这一经历或许真的影响了我今天的乡村工作。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当时只有15岁，不到上山下乡的年龄所以就到我毕业的中学宁夏吴忠中学（原东方红中学）的校办工厂做临时工。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艺术家，所以我房间的墙上贴满了自已画的画。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当时我年龄很小，对于大学没有任何认识。大院里早几年高中毕业到农村插队的很多年轻人都从乡下回来参加高考复习，我自己依然练习我的画画。我当时一心想考到西安美术学院，我最崇拜的画家是西安美术学院的刘文西教授，崇拜他画的那些陕北农民人物画，因为他画的人物和我在乡村里见到的那些人一模一样。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儿时爱好会在今天乡村建设的舞台上派上用场。有一天，父亲走进我房间，看着我满墙的素描速写，说美术学院在一个省就招那么几个人，那么多人都在画画，言下之意他觉得我考不上。我高中的几位同学也想办法说服我和他们一起参加高考，他们说，画画不能救国，科学可以救国。我觉得他们这句话说服了我。我们这代人，从小学开始接受爱国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我们最熟悉的是毛主席的“老三篇”，在思想深处都接受了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就这样，我放弃了报考美术学院的想法，抱着科学救国的情怀走进了恢复高考第一年的考场。
恢复高考第一年只考四门课，语文、数学、政治、理化。那个时候插队的知识青年、在工厂工作的年轻人，很多都是老三届，除了个别人成了工农兵大学生以外，大部分人都没有机会上大学。我记得1977年的那场高考，是我所在的那个城市的一件大事，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谈论。高考结束以后，我们被告知，需要从当地广播电台公布的结果中了解自己的高考情况。我记得是在一个傍晚，很多人围着一个电线杆，上面装着一个喇叭，广播员在播高考的成绩，我很快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我的成绩上线了。当年宁夏的录取分数线为190多分，我考了246分。1977年，我所在的中学应届高中毕业四个班中只有三个人上了录取线。那年的高考题虽然是最简单的，但是因为“十年动乱”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像我这样的学生，数学、物理、化学都没有系统地学完，也没有系统学习过历史，对于西方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语文的功底也很差，尤其对古文了解甚少，到现在都经常念错字。和现在的学生相比，我真的算是一个“文盲”，很多的知识都是后来读大学逐渐补上的，所以有时候大家说我是一个知名的专家，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我脑子里的专家是那些知识渊博的前辈们，感觉像我这样没有受到很好基础教育的人，作为学者，真是“才不配位”。
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考大学都没什么概念，我觉得自己化学学得好，老师说大连工学院化学专业很好，所以我就报考了大连工学院（今天的大连理工大学）。到了录取的时候，很多人都陆续收到了入学通知书，我一直都没有收到。眼看录取工作快要结束了，我还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父亲找到招生办公室才发现我被很多大学退档了，原因是“政审”不过关。招生办的人告诉我父亲，现在只能去宁夏农学院（现宁夏大学）。那个时候大家最怕的是政策变，如果政策变了我就得去插队，所以如果能够上大学，将来就会有工作。就这样，我父亲做主，我就进了宁夏农学院，自此与农结缘。
到了大学，第一学期学的都是基础课，我还能够接受。但第二学期以后，开始陆续接触生命科学和农业的课程。这些课程和我上中学时所接触到的知识几乎没有关联，也不是我想学的内容，所以假期回到家，我提出要退学。父亲当然不同意我退学，他找了当时学校的领导，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教土壤学的老师，他说服了我不退学。很多年之后他做了地方的领导，在北京见面时，还说起当年做我思想工作的事。现在很多人都说我对乡村、农业和农民有感情，坦率地说，如果说有这份感情，那也是逐渐培养出来的。
我大学同宿舍里有两位老三届的同学，他们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讨论考研究生。我不懂什么是研究生，宿舍里的那位杭州知青同学告诉我，研究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继续搞研究，他给我介绍他要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光合作用的王天铎老师。也在同一时期，有一位教遗传学的老师，还有一位教昆虫学的老师，都考上了研究生。大学四年级，指导我实习的黄敬芳教授也鼓励我考研究生，他推荐我报考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就这样，我从边远的宁夏来到了北京。我虽然读的是农学专业，但在研究生阶段所做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作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乡村、农业和农民了解并不多。
我对乡村、农业和农民的了解，得益于我的导师郑丕尧教授。郑丕尧教授是当时北京市玉米生产顾问团的团长，他每年都要带着专家定期去北京郊区考察指导玉米生产，每次去的时候他都带着我，我这才开始慢慢地了解农业生产的问题。那个时候北京郊区延庆、密云、平谷的山区种旱地玉米，而昌平、顺义平原区则主要是小麦玉米套种。我在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经常跟随我的导师考察北京郊区的玉米生产，实地观察，听专家们讨论，耳濡目染了解了玉米种植密度、施肥等各方面的实践知识。前不久，媒体以“我们在非洲种玉米”和“我们在非洲种大豆”为题报道了我们这些年在非洲从事援助工作的情况，很多人还问我在哪里学会种玉米、种大豆的。这些知识一方面是我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是我跟着导师学习到的，同时我自己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院的试验地种了两亩地的玉米。从播种、施肥到收获，都是我带着研究助理一起做，也算当过两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我在读硕士期间和很多同学一样，梦想着出国，那个时候只要托福过关，给美国的教授写一封信，基本就能拿到奖学金。所以考托福和每天在图书馆里的杂志上找自己研究领域的国外教授并给他们写信，是我们那代人联系出国的重要路径。我是研究玉米生理学的，联系到了美国爱荷华州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是研究玉米生理学的权威。我当时给他写了信，大约一个多月后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非常欢迎我到他那里做博士，他希望我做完硕士论文，把硕士论文的摘要寄给他看，大概是要审核一下我的研究能力。由于一些原因，我没有赴美留学，在农大继续读博。我于1987年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作物栽培学博士。自此以后，我彻底放弃了成为艺术家的梦想，打算以后成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一次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阶段，农村改革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都知道杜润生先生。1987年，我博士毕业，本应该留校成为一名教师，但是组织分配我到中央书记处原农村政策研究室一组，从事生产力政策研究。那个时候研究室里有很多年轻的研究人员，他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了领导和知名的专家。对于我这样一个学习技术，虽然对农业略有了解，但对农村政策完全陌生的人来讲，我在研究室里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学生。我开始了解什么是农村政策，了解农村政策制定的过程，也了解了针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各种政策的观点，认识了各方面的领导和专家。以前在学校里听老师讲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到了研究室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我在研究室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这段经历算是把我真正领到了乡村研究的道路上，也培养了我后来工作中一直呈现的“政府情结”和“政策情结”。
1989年，我调回北京农业大学工作。当时的校长石元春教授希望我在学校负责中国和联邦德国的一个合作项目，同时能够负责组织农大在黄淮海的农业开发。我原来参与过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农业开发的一些文件的起草，但是对于如何实践农业开发一窍不通。按照学校和河北省签署的协议，学校在邯郸、沧州、衡水地区建立农业开发的试验区。学校组建了一个黄淮海开发的推广队伍，是一支由十多位中青年组成的专业团队，我就带着这批人到了河北邯郸、沧州、衡水等地的乡村。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住在村里，做玉米、小麦与养牛、养鸡等方面的技术示范，每天都和乡镇干部、村民们在一起工作。当时工作的重点是把学校的各种实用技术组装配套起来，然后通过试验示范的方式在农村推广。这样的经历让我从一个政策研究者又走向了乡村的实践者。
1991年，我到德国学习进修，第一段学习的经历是在德国发展基金会参加一个农业系统的短期培训班。结束以后，我到德国霍恩海姆大学，原计划是学习农村社会学和农业推广。临出国前，自学了一段时间的德语，到了德国以后，发现完全不能参与到正常的课程中。我的德国同事就建议我到荷兰参加一个英语的课程研究班学习。这个课程班专门培训到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专家，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农业和乡村发展，我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参与式发展、农民需求为导向、小农生产系统等概念。
我在欧洲不仅仅学习到了一些西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验到了什么是现代化。德国、荷兰的农业机械化、合作社、乡村的基础设施、农民的生活以及乡村的建设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这几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深受当年在欧洲学习的影响。
回国以后，我虽然也从事乡村工作，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服务。这些工作虽然也是在乡村，但多数都是在按照国际组织的框架做乡村发展的项目，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些工作很多都脱离了中国的乡村实际。2015年，我算是真正地回到了中国的乡村大地。河边村的几年，把我从“专家”变成了乡村的“学生”。河边村之后，我在湖北的恩施，帮助新湖集团和恩施市建设了枫香河村。这几年我和同事们又在昆明市、临沧市、怒江州、昭通市、曲靖市开展乡村建设工作。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跨入农业大学，其间虽然也经历了反复的变化，但不仅没有脱离“农”，反倒越黏越紧。今年我已经62岁，从心理上真正觉得自己的生命属于乡村。
这几年，我写了一些涉及扶贫、乡村实践、公益和对外援助工作的随笔和评论，我把这些随笔和评论都做了分类，先后整理出版了《发展援助的未来》《贫困的终结》《公益的元问题》三本书。我在那三本书里都讲了，这些书不是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也不是系统性的工作总结，而是在这几年期间的思考和随笔。最近我利用疫情防控居家的时间，把涉及乡村的随笔、建议、评论、媒体的采访等汇总在一起。这些随笔、建议和评论等都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的一些我对乡村问题的体会和观点，很多也是我在乡村的实践经历，我的学生林晓莉、杨程雪、吴一凡、郑添禄、马阳帮我进行了整理，形成了这本书，在此感谢这些同学的辛勤工作。还要强调的是，这些观点出自不同时期，前后逻辑并非一致，而且在内容上还会有重复，甚至存在前后矛盾。我没有做太多的修改，算是给大家一个我思想认识过程的真实呈现。在此感谢我的同事和学生对这本书出版的支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和本书责任编辑对此书所提供的有价值的建议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