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原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学生，1968年到内蒙古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登乌云拉大队插队。197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1981年赴美学习，1988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曾多年在美国李斯麦克学院担任数学教师。
三十年河东（包括七年内蒙古草原）和三十多年河西（美国东北部相对开明的大学城和南方保守的山区）的经历，使我有机会相当深入、生动具体、有对比地接触体验感受不同的人类文明文化，加上近些年来有了大量的时间琢磨思考，我认为我所熟悉的草原自然游牧的蒙古族牧民具有这样几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与其他文明或其他人群很不同。
第一，草原蒙古牧民们所具有的最有意思最令我吃惊（即想不到）的特点是，他们是人格最为独立，思维最为自由、生活最为自在潇洒、最具有自我的人群，他们头脑中并没有什么是自由、独立和自我这样的明确概念，所以也用不着象西方人那样对独立自由自我的刻意追求和大力推崇（当然草原牧民们可思考思维的范围有限）。这点鲜明地相对比于内地汉族农业地区孔夫子儒家文化千年影响下的缺乏独立个性与自我的大家而小农的意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自我意识就是在草原上形成的。换句话说，当年的草原蒙古族牧民们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是非常超前地现代化了的（除了缺乏竞争拼搏精神没有投机虚伪欺骗的市场意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就是说，西方人和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极力推崇的个人自由独立自我的现代意识，可以不依赖于现代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制度而存在。草原蒙古族牧民们的这个特点，我在《永远的大草原》的不同章节里记述具体的草原生活时都有所提及，但是没有总述。下面总述一下。
1、蒙古牧民没有纪律的概念，因为游牧生活不需要纪律，与约束无关，所以他们也没有自律的概念（学生的纪律问题居然是当年我们队办小学的最大困难）。
2、他们没有权威的概念。天高皇帝远，游牧生活与权威无关。
3、没有或少有宗教的束缚。这点应该是蒙古族牧民与藏族牧民之间的最大不同了。藏传喇嘛教大约于十二世纪时由青海传入蒙古草原。草原上有不少喇嘛庙，旗里的喇嘛庙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摧毁，我们大队额尔登乌拉山下的门土庙文革初期被毁掉了，土坯和木料拉回来，建了五间屋子的大队部。有两位庙上的喇嘛还俗回我们大队的家里养老了（都是六十多岁）。我在草原的七年，没有听到牧民谈及佛爷，没有看到感觉到喇嘛教对牧民的生活有任何影响（这是我的亲身感受，内蒙古草原的其他地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总的来说，蒙古族牧民不象藏族牧民那样身心背负着沉重的宗教羁绊）。
4、牧民们没有父亲为户主的家庭观念，没有男尊女卑的概念。孔夫子的儒家思想对草原牧民没有任何影响（虽然内蒙古草原紧挨着汉人农业地区），草原上的男女有着自然的平等，所以草原上的妇女不需要解放运动。现代化社会中的性自由，在草原蒙古牧民中早就是现实了（梅毒等性病是1945年解放后到六十年代中，草原上医疗工作的主要防治对象）。我的感觉是，草原上的牧民们具有着一种自然的平等概念，与对待他人的坦然心境：并不羡慕比较富裕日子过的好的人家，也不歧视由于各种原因贫穷潦倒的人家。就是在特别强调阶级成分的文革中，对于所谓的四类分子们，牧民们也没有什么歧视的概念，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地生产生活。68年秋天我们刚到草原时，大队给我们每人一付马鞍子，记得有两付鞍子是从牧主和富牧家抄来的，但是很快（大概是第二年春天），就被牧主和富牧要了回去。大队只得又给我们装置了两付鞍子。我记得我们队里有一个从河北农村来的地主分子（汉族）一直是在队里打杂，五十来岁，单身一人生活。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他一下子中风瘫痪了，队里的头儿就派了一户牧民（老头儿六十来岁，是四类分子）把他接到他们自己的蒙古包里住，让老头儿和他的老伴照顾这个汉族地主分子的生活（队里给记工分）。
我所熟悉了解的草原蒙古牧民们身上背负着最少的传统包袱。文革结束后，国内很多地方人们忙着重建被毁的寺庙，我们却没有听说任何牧民提议重建门土庙。改革开放后兴起的祭拜成吉思汗，和祭敖包等活动，不是一般草原牧民们的自发行动，而是经蒙古族知识分子们的提倡推动，政府为了兴办地方旅游
业吸引游客的举措。祭敖包等活动，对于一般牧民们来说，就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娱乐活动机会：在草原上人们能够聚会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尤其是在草场牲畜私分到户之后。
请注意：我们所熟悉的草原蒙古族牧民，与生活在东北和蓝旗等地靠近农业地区的蒙古族牧民，在对待“蒙古草原传统文化”上的态度很是不一样。我所熟悉的草原牧民们对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没有任何感性具体的接触和了解，因为缺乏对比，所以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就没有什么明确清醒的意识和认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感情和意识了。这点与老蒙片子（见下面的注1）中的老二老三由草原游牧传统文化的衰落而产生的强烈失落感，很不相同（因为老二老三有机会接触感受其它文化）。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蒙古族知识分子对于蒙古草原传统文化的失落更是敏感（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其他文化）。我能想象：我们那儿的牧民在老三搭在搂上的蒙古包里喝酒唱长调，但那是娱乐享受，而与失落感无关。
第二，我熟悉的草原蒙古族牧民们没有排外的民族意识。我们大队有四户汉人（包括那位单身的地主分子），我们知识青年都是汉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到牧民们对我们对这几户汉人有任何反感排外敌对的情绪。我感觉，我熟悉的草原牧民们，并没有自己是蒙古人这样明确清晰的民族观念，或者说，在草原牧民们的头脑中，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并没有什么不同。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我所熟悉的牧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时就已经是非常超前的世界人了！这里的原因应该与他们生活环境的单一和相对封闭有关（缺乏比较），除了千年不变的简单而平淡的草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没有竞争和少有冲突的人际关系，牧民们从来没有机会接触感受不同和复杂。这点鲜明地对比于东北蒙或是其它在半农半牧区长大的蒙古人，这些蒙古人具有着相当明确的蒙古民族感，更不要说蒙古族知识分子们的强烈蒙古民族感了。
第三，我熟悉的草原牧民们是我这几十年在国内国外遇到的最为现实，最不具有保守意识，懂得enjoy生活的人群，他们乐观天真，对于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喜欢听我们讲草原外的不同世界。改革开放草场牲畜分到户后，每家的兴奋中心都是盖房定居，安置风力发电机、琢磨新家具、电视机、买拖拉机摩托车汽车，接着是通电、买电冰箱洗衣机，现在是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玩儿起了微信，我所熟悉的草原牧民们几步就从原始的自然游牧跨进了现代化啦（比生活在美国的我们还要现代化，我们连手机都没有，因为我们住的山沟收不到手机信号）。
第四，我当年在草原上与蒙古牧民共同游牧生活的经历让我们，特别是我的美国朋友，感叹惊叹不已的，还有一点：我们都知道，任何有意义有效率的群体活动都是需要有专人指挥管理的。但是草原牧民们的群体活动，却能够自然而然地形成和谐而井然的秩序，而不需要，或需要很少的一些，领导管理者特别有意的指挥安排。下面是几个例子（《永远的大草原》中分别有记述描写和议论），
*每年春天的打马鬃、骟马是一项全大队的集体活动（马群那一章），有二十多到三十多人参加。一群马赶过来（三百到五百匹），拿套马杆套马的、给套住的马戴笼头的、剪马鬃的、拖着大口袋收马鬃的、搏斗制服要骟的小马的、收马蛋的、捡牛粪生火煮茶的，等等，不需要大队领导分配工作，每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哪一项工作人手不够，马上就有人过去顶上。没有人指手画脚，但是秩序井然。初夏时的剪羊毛是几个浩特的联合活动，没有专人组织，但也是秩序井然。
*几个大队（可以是跨公社）的春季打狼活动（狗和狼那一章），打狼的范围是围着一个山头的很大一片地方，参加的怎么也有一、二百人。比如位于我们大队西边长条形的额尔登乌拉山是四个大队（属于三个公社）的交界点，狼住在山洞里。打狼活动就是这四个大队的人骑着马分别在自己的地盘上拉开，绕着山头围成里、中、外三个封闭的大圈（相邻的两圈相距大约两三千米），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马在山头上大叫乱跑骚扰把狼赶出洞，迫使它们向山下逃跑，围着山头的人们骑马接力追赶。那时候大队不通电话，更没有手机，但是整个打狼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没有听说这几个大队的头儿们专门聚集在一起开会计划安排，只是这几个大队的头儿们私下分别协商定好一个日子，到了那一天，太阳刚露头时我们骑马来到山脚下，几十个人自然散开（大队的头儿并不指派谁站在哪儿），在我们大队的地盘上拉成三段弧线，分别与其他两个大队的弧线衔接成三个封闭的大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衔接出过什么问题）。
*又如当时我们大队的草场分为春夏秋冬四个营盘，每当换季时，十几个浩特相隔不几天就都从一个季节的营盘搬到另一季节的营盘，大队的头儿并不安排每一个浩特什么时候搬和搬到哪儿，但是从来没有听说浩特之间为了搬家的事吵架。
这真是非常有意思：一方面是个人的自我、自由、独立，而人际关系和睦，自然而然的和谐合作互动互补：集体活动和行动用不着外加的管理。可以说，这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啦！而我们就是今生真是有幸：居然有机会亲身经历了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这能不得意吗！
这样理想的社会形态能够形成的必要条件有如下几个：
1、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简单原始，
2、没有市场经济的驱动因素（更确切地说，市场经济不是主导）
3、地大人稀，人口密度小（当时草原上的人口密度，要小于 1人/平方公里），
4、生产资料（牧场和牲畜）公有（集体所有）。
一般以自然游牧为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类文明或人群，具有前三个条件。但是集体所有制下的自然游牧，却是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内蒙古草原所特有的（外蒙古的情况不清楚）。所以，集体所有制下的自然游牧，应该是那时候内蒙古草原所具有的特殊客观条件了。
2014-1-24
“二草”即作者。
注1：老蒙（阿来夫）花了几年时间跟踪纪实拍摄蓝旗一户蒙古族牧民在改革开放后全年的生产生活，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已近完成）。大致内容：母亲国花（六十多岁）几十年前来自东北（蒙古族），嫁给了蓝旗的一位当地蒙古族牧民，他们有三个儿子。改革开放后牧场牲畜私分到户，他们全家分到了一百多只羊，几十头牛，和相隔25公里远的两块不是很大的牧场（分别作为冬营盘和夏营盘）。父亲和老大从事放牧；母亲国花操持家务并管理一个开在冬营盘的菜园（定居的房子盖在冬营盘）；老二一直在家帮忙；老三早年离家搞根雕艺术，在多伦县城（现在升级为市了）开了一个专卖根雕艺术品的商店（生意并不好）。由于牧场和牲畜都非常有限，不可能分到三个兄弟，并能够支持他们成家后的生活。所以只能是老大留下继续放牧，老三早已离家，老二打算进锡盟政府专门为蒙古族青年再就业而组织的各种技术培训班（免费）。纪录片中特别有一段，老三和他的朋友们，在老三搭在商店楼上的蒙古包里喝酒、聊天、唱蒙古长调的情节。
注2： 轻松潇洒的自由独立自我，与沉重紧张的自由独立自我（原始自然的自由独立自我，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由独立自我）
个人的独立、自由和自我，这是现代普世价值最具魔力，最为吸引世人的眼球的核心概念，是今天现代人最为时髦的追求了。根据现代权威人士的理论，个人的自由独立和自我，只能够在具有现代西式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社会中得以实现。上面这篇记述讨论内蒙古草原自然游牧生活特点的文章，说明了现代权威人士的这一理论的独断片面性。
上文记述的草原牧民们的原始自然的自由独立和自我，愉快、轻松而潇洒，这是因为，草原牧民们无所多求，知足常乐。这样原始自然的自由独立自我，其基础是简单与平淡，生产方式的简单平淡，人际关系的简单平淡，生活消费物质的简单平淡，于是带来人的精神和心理的愉快轻松潇洒。这样简单平淡的生活，与竞争、拼搏、战胜无关，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贪婪享受消费文化无关。
现代人的自由独立和自我概念的本质，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欲望的尽快兑现，永远不满足的贪婪是现代人生命生活之根本性动力。我在现代化社会典范的美国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天天时时耳濡目染的，就是这个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向地球上的全人类推崇兜售的，令现代人为之奋勇玩命拼搏的个人的独立、自由、自我。
可以说，美国人民是具有着最为得天独厚的享受现代个人自由独立和自我的环境和机会的人民了，欧洲人多少还有那么一些传统文化的约束呢。但是呢，现代独立自由和自我带给个人和社会的结果却是并不那么美妙美好。个人野心和欲望的无限膨胀，不但造成了各种复杂严重的现代社会问题，而且带来了现代人的各种精神心理疾患（心理药物和心理医师的普及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特有的现代现象）。现代人的头脑精神心理绝对不简单，现代人的生活绝对不平淡，但是呢，现代人活得真叫累！现代人的生活还是与轻松潇洒根本不沾边呢。
这是因为，现代人的自由独立自我，实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附属物，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辅相成，是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张深化（即生存）而服务的；同样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生存之需要，之工具。有力证明：美国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美国人民的自由独立自我意识最强。现代人的独立自由自我，是建立在以个人的消费享受为根本的个人权利欲望的无限扩张之上的。所以，离开了现代化市场经济不断提供出的丰盛享受物质，离开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就没有现代个人的自由、独立和自我。
正是现代个人的自由独立和自我的这个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附属性，使得现代人实际上是最为不具有自由、独立和自我的个性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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