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农民家庭进城务工经商的逻辑开始发生改变：之前农民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原因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过剩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以增加农民家庭收入。农村劳动力进城是服务和服从于农村生活与生产的。再后来，农户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由缺少进城机会的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青壮年农民进城，他们在城市获得机会就留城，而留守农村务农的中老年父母则成为子女进城的支持力量，至少不是拖累。
农村年轻人自然要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进城务工经商，他们怀着进城梦想，期望成为体面的城市人。年轻人在工厂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很容易就会共同交往，也很容易就产生了跨省恋爱和跨省婚姻。因为年轻人工作范围大大超过了传统通婚圈范围，在全国流动，条件比较优越地区就具备对性别资源的强大吸引力。
在总体性别失衡的大背景下，跨省婚姻是有方向的，就是遵循性别资源向优势地区流动的规律。具体地，在性别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女性资源流向大体遵循农村流向城市、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地区、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山区流向平湖丘陵地区、边远地区流向中心地区的规律。性别资源的跨省区定向流动会对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从传统来看，在绝大多数时期农村都有相对稳定的通婚圈，农民婚嫁不过是周边十几公里范围内。传统通婚圈范围比较小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婚姻是合两家之好，在本地通婚形成姻亲关系，就将两个家庭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生产生活的合力，两个家庭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嫁出的女儿也方便看望父母，父母也可以很方便为子女提供支持，亲戚走动也方便。
在已经形成普遍跨省婚姻的情况下，全国农村仍然存在对本地婚姻的偏好，原因也与合两家之好有关。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娶外地媳妇是比较没有面子的事情，只有娶不到本地媳妇的年轻人才会这样的。在比较贫困地区农村，娶外地媳妇也不是首选，因为外地媳妇不能做到合两家之好，且很可能会跑掉。
在传统时期，因为很少跨省婚姻，性别资源流失比较少，即使存在性别比例的失衡，真正娶不上媳妇的当地男青年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个人身体有残疾，二是家庭条件太差。有一定家庭条件身体又健康的男青年，总可以在当地找到媳妇成家，而不用特别地担心会打光棍儿。
在跨省婚姻普遍形成而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时，某些地区农村性别资源流失可能会比较严重，有一些家庭条件不错且身体健康的男青年也可能找不到媳妇而要打光棍儿了。这种情况会引发恐慌，农户家庭为了避免儿子打光棍儿的命运，想方设法为其娶媳妇准备条件，并不断将婚期提前，越早结婚越安心。在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性别资源流失的情况下，年轻女性的稀缺引发竞争，只有那些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家庭条件好的男青年才能顺利娶到媳妇。结果，几乎绝大多数女性刚到适婚年龄就成家了。有些男青年因为家庭条件稍差或错失几次机会，年龄就比较大了，比如25岁仍然未婚，他就会发现当地竟然已经没有适合谈朋友的女青年了。在同等条件下，十七八岁女青年谈朋友，显然不愿意找25岁及以上的大龄青年。25岁及以上的大龄青年为避免打光棍儿的几乎唯一办法，就是找离异妇女或丧偶妇女成家。
在性别资源流出地区，年轻人成家越来越早，成家条件显然不是年轻人自己有能力准备的。为了让儿子结婚，这些地区的父母就必须提前准备。在性别资源绝对稀缺的情况下，父母为儿子娶上媳妇进行的准备就是竞争性的，表现出来就是彩礼越来越高，结婚条件越来越苛刻,经济贫困型光棍儿越来越多。比如，在鲁豫皖农村，父母要为儿子娶媳妇准备：彩礼(10万～30万)、县城住房一套、轿车一辆，仅这三大件就要好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如果积蓄不够，就由父母以自己剩余劳动时间去借贷，儿子媳妇不负责还贷，而由父母还贷，因为为子女娶媳妇是父母的责任。
也就是说，在性别资源流出的农村地区，激烈的婚姻竞争造成了严重的“代际剥削”,且产生了一个为结婚而在县城买房的刚需。而这些在县城买的房子实际上无人居住，因为儿子媳妇结婚以后也到沿海大城市务工去了。
在性别资源流失最为严重的深山地区，即使父母十分努力进行积蓄，为儿子成家准备条件，仍然可能很难娶到媳妇。有些地区的光棍儿率因此可能高得惊人。更重要的是，深山地区往往比较贫困，且缺少积蓄的机会，父母因此对子女成家的条件无能为力。这会进一步加剧女性资源流失。
有性别资源流出地区，就有性别资源流入地区。中国市场中心地带、半中心地带就是性别资源流入地区。因此，在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因为不存在找不到媳妇打光棍儿的问题，农户家庭对于娶媳妇的事情就不是高度敏感。能娶到本地媳妇当然最好，娶不到本地媳妇，娶一个外地媳妇还是不难的。因此，高额的、苛刻的婚姻要价就没有存在可能，男青年也不急着娶到媳妇，而是要经过一段可能比较漫长的爱情之后再结婚，婚龄也因此比较大。这些性别资源流入地区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地女青年不愿找外地男青年，本地条件较好的男青年又找了外地女性，从而出现了本地剩女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