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己本人最看重的作品无疑是《生死疲劳》，莫言在提及他的小说《生死疲劳》时，曾不无得意地说：
“诺贝尔奖评审团之所以将奖项授予我，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完整阅读了《生死疲劳》这部作品。”
据说莫言只用了43天，平均一天睡3小时写1,65万字，连睡觉也有一半的脑细胞在工作，最终写出了幽默搞笑的长达55万字小说《生死疲劳》，是什么样的情感让他日夜兼程，乐此不疲呢？
有一个莫粉在评价《生死疲劳》这部作品时，认为这部作品揭示了地主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命运。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失去了土地，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进而不断在生死轮回中挣扎，寻找自己的生存之路。
然而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却不这么看，颁奖词是这样评价莫言作品的：
“莫言的故事用神话和寓言做掩饰，将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在莫言笔下没有毛时代中国的标准人民，而是充满活力、不惜用不道德的手段来满足他们的生活，打破被命运和政治划下的牢笼。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报里的快乐历史。他用夸张、滑稽模仿加上变异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对50年来的宣传进行修正，并令人信服。……
但他描述的猪圈式的生活，令人亲历其境。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人的自我和贪婪恒在。而莫言为所有小人物抱打不平，无论是日本侵华期间、毛式恐怖之下、还是今天的生产狂潮中面对不公的个体。”
看到了吧？相较于莫粉的轻描淡写，从颁奖词的口吻中，明显可见莫言作品的政治内涵大于生活内涵，控诉性大于趣味性。
如果你具有深邃的历史性眼光，那你就不难发现，颁奖词所言，确实贴合实际的准确剖析了莫言的作品。其中对土地革命示假隐真性的歪曲描写，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种歪曲不仅体现在对土改政策上的抹黑，而且土改干部也被莫言描述得如地痞流氓，不堪入目。
如《丰乳肥臀》中的段落：
“一乘双人小轿，抬来了一个大人物，十八个背着长短枪的士兵护卫着他……这个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专家，曾经在潍北地区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大人物的十八个保镖，站在台子上，一个个面孔如铁，杀气逼人，好像传说中的十八罗汉。台下鸦雀无声，孩子们懂点人事的便不敢哭泣。不懂人事的刚一哭泣便被xx子堵住嘴……大人物稳稳当当地坐着，他那两只黑眼睛一遍一遍地扫视着台下的百姓。人们把头扎在双腿之间，生怕被大人物看到自己的脸……大人物阴鸷的眼睛在母亲的脸上做了长时间的停留……大人物清清嗓子，慢条斯理地，把每个字都抻得很长。他的话像长长的纸条在阴凉的东北风中飞舞着。几十年当中，每当我看到那写满种种咒语、挂在死者灵前用白纸剪成的招魂幡时，便想起大人物的那次讲话。”
接下来，“大人物”指示枪毙了卖炉包的小买卖人赵六；在瞎子徐仙儿提出无理要求，无休止的胡搅蛮缠，且恶意编排、指控干部之时，
“大人物摩娑着光滑的石砚，干瘦的脸上，露出了一股杀气”……“在土台子后边的空地上，大人物低沉地、快速地说着话，他的细长柔软的白手不时地举起，一下接一下地往下劈着，好像一把白亮的刀，砍着一种看不见的东西。”
就这样，“大人物”再次授意枪毙罪犯司马库（此人早已逃跑，不在会场）的三个无辜小孩。之后，“大人物的保镖们簇拥着大人物，呼呼隆隆地走了。”但司马库的小儿子突然逃走了，而两个女孩，因哑巴不忍，未杀成。
大人物讲完话，鲁立人随即发布命令，让哑巴和区小队的队员，还有几个屁股上挂着盒子炮的干部，把十几个捆绑得像棕子一样的人押上了土台子。他们把台子站满了，挡住了百姓观看大人物的视线。鲁立人下令：‘跪下！’这些人，识趣者立即下跪；不识趣者被踢着腿弯子下跪……鲁立人弓着腰询问大人物。大人物把手中的红砚台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鲁立人摸出一张纸条，念道：‘查富农赵六，一贯靠剥削为生。日伪期间，他曾为伪军提供过大量食品。司马库统治时代，他也多次为匪兵送包子。土改以来，他散布大量谣言，公然与人民政权对抗，似此死硬顽固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我代表高东县人民政府，宣判赵六死刑，立即执行！’”
莫言笔下描写的这个“大人物”是谁？他就是搞土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估计至少是区级的。
鲁立人点名枪毙的五个人中，没有一个是恶霸地主。棺材铺掌柜黄天福、卖炉包的赵六、开油坊的许宝、香油店掌柜金独xx子等四人，他们都是小工商业者，另有一人是私塾先生秦二。而被斗争的是谁呢？一个是卖炉包的小生意人赵六，还被宣判死刑，且当场枪毙、立即执行。另一个则是私塾先生秦二。特别荒唐的是，因没逮住别动队头子司马库就枪毙了他的两个小女孩！
可见莫言笔下土地革命中被枪杀的人都是无辜的，甚至是大善人。
再比如《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是一个朴实善良，靠勤劳致富，以德服人的地主，他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他经常修桥补路、接济村民。可是这样的人也不行，只要是地主身份，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律一刀切。结果村民们非但不感激他，还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把他抄家，并且无故枪杀了他。到了阴间，他放不下前世恩怨，日夜鸣冤叫屈，拒绝投胎转世。阎王见他执迷旧恨，便罚他堕入畜生道，历经六世轮回之苦。
《丰乳肥臀》中发号施令枪杀无辜小工商业者的鲁立人又是何许人也呢？
鲁立人的身份是共产党领导的铁路爆炸大队政委（原名蒋立人），莫言笔下的鲁立人是一个没有政策观念，道德败坏，乱搞妇女的人。鲁立人还把当汉奸的沙月亮的妻子、女儿押起来当作人质，逼着沙月亮投降。《丰乳肥臀》这部小说借地主的嘴以古喻今的诬蔑共产党所领导的铁路爆炸大队是：“盗钩者贼，盗国者侯。”“抗日抗日，抗出一片花天酒地。”
再看一下莫言小说《灵药》对土地改革的描写：
“头天下午，武装工作队就在临着街的马魁三家的白粉壁墙上貼出了大字的告示，告诉村民们说早晨要毙人，地点还是老地点：胶河石桥南头。告示号召能动的人都要去看毙人，受教育。那年头毙人多了，人们都看厌了，非逼迫没人再思去看。……“今早晨毙谁呢?爹?”
“我也不知道毙谁。”爹说，“待会儿就知道了。最好能毙几个年轻点的。”
“为什么要毙年轻的?”
爹说：“年轻的什么都年轻，效力大。”
……我偎着爹，坐在一堆乱草上，耸起耳朵，听到村子里响起锣声，锣声的间隙里，有一个粗哑的男人声音传过来：村民们——去南桥头看毙人啦——枪毙恶霸地主马魁三——还有他老婆——枪毙伪村长栾风山——还有他老婆——武工队张科长有令——不去看以通敌论处 ……行刑的队伍逼近了桥头。锲声“咣咣”地响着。
“嚓嚓”的脚步声响着。
……爹说：“是栾风山。”有一个尖利的嗓门在叫：“张科长，自打你住进俺家，俺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十八岁的闺女陪着你，张科长，你难道是铁打的心肠?……”
爹说：“马魁三的老婆。”有一个女人在吼叫：“呜……哇……啊……呀……”
爹说：“这是栾风山的哑巴老婆。”
张科长平静地说：“都别吵叫了，吵叫也是一枪，不吵叫也是一枪。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超生。”
大量的事实证明莫言作品对土地革命的描述，是符合颁奖词所言的，可见莫言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充满一种深恶痛绝的诋毁情绪。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虽然在初期出现过一些过火现象，但是党中央发现问题后进行了及时纠正。
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提出，禁止乱打乱杀，强调“必须坚持不多杀，不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对“极少数罪大恶极分子”须经人民法庭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批准枪决公布。”一度下放的生杀予夺大权重新收归政府，迅速遏止了各地的乱杀多杀现象。
划分阶级标准的原则是，“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
毛主席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根据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剥削关系，对各阶级作了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已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行文中有许多宽松之处。例如，关于土地和工具的占有情况，使用了“一般占有土地”“占有一部分土地”“相当的工具”“不完全的工具”“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等说法。在剥削问题上，地主、富农都可能从事地租、放债、雇佣等剥削活动，区别在于哪种方式是“主要”的。中农虽以自己劳动为主，却又可能受剥削或剥削别人，区别在于是“轻微的”还是“经常的和主要的”。
由此可见，莫言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描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中国土地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像莫言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痞子革命。
莫言的文学观是虚伪的，他曾经提出文学不能唱赞歌，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赞歌唱得山响，但是他的赞歌不会献祭给属于人民这一方的。莫言还提出了文学的“四超越”，即：“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
所谓文学超越政治的解析是：政治是敌友划分，是价值取向的集中表现，所以不能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文学。
然而莫言的文学在“四个超越”上面一个也没有做到超越，尽管莫言费尽心思的用“四个超越”来掩饰其作品的政治取向性，然而莫言作品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无疑是用“莫言的故事用神话和寓言做掩饰，将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的评语揭开了莫言的遮羞布，由此人们恍然大悟的认识到，莫言的作品里包涵着十足的政治宣示。
前苏联的文学墮落，首先体现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蜕变。
前苏联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掌握了苏共意识形态大权后，便开始将他多年的理论想法付诸实践，他四处作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鼓吹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他还安排亲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报刊杂志的主编。作为苏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雅科夫列夫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欣赏毫不掩饰，肆意诋毁苏共历史，以“公开性” 和反对独裁的“多元化”之名，行动摇和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苏共指导思想的地位之实，鼓吹多党制，以提倡揭露“过去的全部的真实情况” 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莫言的文学无疑是在复刻雅科夫列夫的揭露“过去的全部的真实情况”之道。
然而历史不是仅凭几道刀笔就能篡改得了的，真实不可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断不会被莫言的以偏概全所迷惑。
而中国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是历史必然，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无论你仇视也好，抹黑也罢，都不会抹煞掉它的历史功绩。
解放前的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地主阶层垄断着绝大多数可耕种土地。近代历史上，封建社会有无数大地主霸占着土地，迫害着当地的百姓，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地主占据着整个中国近百分七十多的土地。剩余的贫困百姓、中农、雇农平分了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多的土地，无数农民依附在地主的土地上起早贪黑的干活，其劳动成果的绝大多数被地主阶级所鲸吞克扣，所以只能获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干着最累的活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因此广大农民的生活过得非常拮据凄惨，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卖儿卖女的程度，如果再不改革土地制度，新生的共和国将没有未来。
其实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种田者有其土地”的政策。“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实质是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有两个组成部分或发展阶段：一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主要解决城市和工矿土地问题；二是耕者有其田，主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1903年秋，孙中山在东京开办的起义军训班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开始提出平均地权思想。1905年，上述誓词成为同盟会纲领。不久，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平均地权”是当时“民生主义”的唯一内容。孙中山认为，土地是不依赖劳动和资本而存在的自然物，任何人不得据为私有。而地权不均根源于土地私有制。
孙中山逝世后，由于继承者蒋介石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起家，所以他背弃了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因此这也决定了蒋家王朝在大陆最终败亡的命运。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吸取了老对手共产党的经验，在台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因而有效缓解了粮食不足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并且赢得了台湾老百姓的支持。
由于当时国民党其将大量部队撤到宝岛台湾，导致岛内的粮食及大量基本物资出现严重短缺。物价飞涨之下，台湾民众对蒋介石政府这些“外来者”产生了严重的抵抗情绪。
国民党高层首先注意到了台湾广大佃户的艰难生活。当时这些佃户需要向地主缴纳比例极高的地税，再加上他们还需要向政府缴纳税款，这些人经常一年下来一分钱也挣不到，甚至还要欠下不少高利贷。国民党不敢轻易拿台湾地主阶级开刀，因此为了稳定政局，国民党选择用工业企业的股票和债券，从地主手里换取土地。这种方式的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的打击是十分温和的。 土地改革虽然使得地主失去了土地，但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持有股票的资本家。 后来，随着台湾经济发展，股票不断增值，这些人也都发了财。因此，台湾土地改革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经济利益。
有人会问，当时大陆是否有条件复刻台湾国民党的“和平土改”？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本属于大陆人民财富的资产不是被国民党破坏，就是被运往台湾去了。犹其蒋介石把700万两黄金强行掠夺到台湾，大陆的经济格局基本上是呈现出一穷二白的状态了，哪里有条件赎买地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况且许多恶霸地主的土地都是靠巧取豪夺掠夺式兼并而获取的，根本就没有正当性。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搜刮的这笔巨款和随后的大笔美国援助，作为台湾土地改革的启动资金，在蒋介石平定台湾局势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直接帮助蒋家王朝在风雨飘摇之际在台湾安定了人心、站稳了脚跟。
如果缺了从大陆掠夺过来的这笔钱，蒋介石搞台湾版土改时根本没钱去赎买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工厂（虽然那个价格跟明抢也没太大区别）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无论代表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共产党，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最终还是殊途同归，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完成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在此过程中共产党是主动的，国民党是被动的。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其革命理想大多数都是实行均田制。然而他们不是失败，就是胜利果实被新生的地主阶级所篡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做到了这一点，可谓天下为公者，善莫大焉！
尽管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老一辈领导人在农业实践中遭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依然在人口增加一倍的压力下，做到了人均日可供1.91斤粮食的惊人成就。1982年是人民公社最后一年，当年中国人均占有粮食698斤，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中国温饱平均线人均560斤以上的标准。
而莫言无视新中国农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竟然用“只攻一点，不顾其它”的手法造谣吃煤来污蔑之，并且诋毁以土地革命为目标的伟大人民解放战争是为了改朝换代，并且用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来诳言牺牲的解放军英烈是枉死的，是不值当的！可见莫言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这种反党小说写的太露骨了。
这种写作手法彻底否定了土地革命，抹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惜舍生忘死，出头干革命的纯洁动机，使广大老百姓误以为这些革命先驱改朝换代只为了做皇帝和王公大臣。这种写作令所有的外国人都误解了中国，所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才会说：
“20世纪中国的残酷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现，向我们展示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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