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2023年10月7日美国和以色列地毯式轰炸加萨以来，截至2024年2月27日加萨死亡人数至少为29,782人，其中包括超过12,300名儿童、8,400名女性，妇孺所占比率高达七成。此一死亡数字为低估，因为困于断垣残壁，经通报列为失踪人口者已逾7,000人。加萨实际的死亡人数早已超过36,000人。
就以色列而言，脱水、饥饿，放任疫病扩散是厉行种族灭绝最有效的武器。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吉奥拉・艾兰（Giora Eiland）直言：「人道灾难与严重疫病在加萨南部盛行，可使以色列胜利在望，并减少以色列国防军的伤亡」。资产阶级及其媒体、学者仅视轰炸所致的伤亡为「反恐战争」的结果。至于加萨民众死于脱水、死于饥饿，死于基础建设、公卫系统崩坏、死于失温、死于传染病，即使死亡人数超过空袭，仅仅是「连带损失，无可厚非」。
二
对台湾民众来说，脱水、饥饿、失温、疫病，哀鸿遍野，非常遥远。可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民而言，死亡却是残酷日常。联合国世界粮食计画署数据显示，由于食物和饮水供应快速减少，90%加萨民众每人每天进食份量不足一餐。高达90%的5岁以下孩童受到一种或多种传染病的影响，其中70%的儿童在过去14天内曾出现腹泻。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有三个虚弱孩子，一天有一顿稀饭可吃已是奢求。两个幼子因营养不良，奄奄一息。身为家长，你会提供仅有的食物给最病弱，仅存一息的两名幼子而牺牲长子，或是牺牲两名命在旦夕的幼子以保全存活机会较大的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论做何决定，家长都会终身陷于心理创伤与罪恶感之中。
三
设想若你是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空袭后，你从断垣残壁救出幼女，她因严重创伤，必须截肢。不立时送医急救必然丧命。
而截肢手术，却必须在无麻醉、无消毒、没水、没电的情况下进行。由于缺水、缺酒精，医护人员无法洗手、消毒，医院成了传播疾病而非治疗疾病之所。一旦动了手术，蝇蛆会于手术后一天，布满伤口，继而造成器官机能失调、感染而死。你会怎么抉择？是什么体制使你必须经历这种彻骨之痛、生离死别？
四
依据各国官方统计，自COVID-19在全球大流行以来，迄今死亡人数为700万人。《经济学人》于2024年2月26日指出全球超额死亡人数近3,000万人。
不仅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超额死亡，以政策手段蓄意摧毁基础建设、公卫系统也会造成超额死亡。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 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道主义健康中心于2024年2月共同发布一项研究结果，研究推估期间为自2024年2月7日至8月6日的6个月，并涵盖三种不同情境下的加萨人民的超额死亡：停火、现状以及以色列继续升级军事行动。
研究结果显示，在推估期间内，若美国、以色列停火，且加萨未发生流行病的情境，加萨超额死亡将为6,550人。若美国、以色列维持现状，拒绝停火、加萨的超额死亡人数则是58,260人。若以色列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超额死亡则会达到74,290人。
加萨基础建设和公卫系统已然化为虀粉，帝国主义国家刻意制造饥荒，此时不论是成人、儿童的免疫系统皆会持续衰退。严重营养不良的孩童更是难以抵抗麻疹、霍乱、脑膜炎、小儿麻痹、流感、新冠肺炎等疾病。
同一份研究显示，一旦加萨爆发疫病，在美国和以色列停火、维持现状及以色列继续升级军事行动的三种情境中，加萨的超额死亡将分别为11,580人、66,720人和85,750人。
五
以禁运、制裁、饥荒、蓄意摧毁基础建设、公卫系统作为屠戮的手段，由于「杀人不见血」，故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次帝国歼灭敌人的惯用手法。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埃及等由美国所扶植的专制政权自2015年3月入侵也门至今，就以封锁也门领海、领空，断绝人道救援物资，蹂躏生死。联合国报告指出。至2021年底也门战争的死亡人数为37.7万人，推估至2030年时死亡人数将达到130万。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死于人为的饥荒和疾病、公卫体系崩坏，而非死于沙国的轰炸。
由于饱受次帝国封锁、禁运、制裁等经济战之害，也门什叶派武装团体「真主虔信者」（Ansar Allah）遂于红海拦截开往以色列的货轮，并要求以色列停止种族灭绝罪行。该团体就是台湾所说的「胡塞组织」（The Houthi movement）
有别帝国主义国家针对「邪恶轴心」的宣传，阿拉伯民众有自身的受压迫者国族敍事，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现今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澳洲，以色列等政权都是「种族灭绝轴心」（Axis of Genocide），至于哈玛斯、真主虔信者、真主党和伊朗则为「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
六
对于西方而言，加萨和也门现今最大问题不在于死亡人数太多，而是死亡人数太少。2023年10月7日后英语媒体已经出现厉行种族灭绝就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诸多讨论。英语世界中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一词源于纳粹所说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 ）。由于「最终解决方案」自二战以来与纳粹罪行密不可分，所以英美官员在公开场合论及巴勒斯坦，向来只用持久和平（a long lasting peace）或「两国方案」等名词，对「最终解决方案」一词避之唯恐不及。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汤玛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于2024年2月20日于安理会上再次否决停火提案时表达：「美国会继续积极参与直接的外交，直到达成『最终解决方案』（until we reach a final solution）」。美国官员破天荒使用「最终解决方案」并非口误或无知，而是真实反映美国以种族灭绝作为政策手段。对于美国矢志师法纳粹之事，资产阶级媒体目前仍是一片静默。
七
不同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巴西、印度等国，台湾并无极右翼团体和政党，这使人以为（1）台湾没有拥抱极右翼的问题、（2）我们并非极端的种族主义者、（3）我们更不会是种族灭绝否定论者（genocide deniers）。这里所称的「否定论者」是指，试图否认或淡化罪证确凿的种族灭绝罪行规模及严重性的人士。
目前在国际上最为恶名昭彰的种族灭绝否定论者包括土耳其历任政府否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各国极右冀否认纳粹大屠杀。由于美国并未亲身策画、参与这些罪行，所以难以检验台湾社会在种族灭绝否定论方面的真实立场。
加萨则不同。台湾资产阶级媒体自产的报导、论评、再现皆为加萨种族灭绝否定论。原因不难理解。由于我们与「民主同盟」的关系坚若磐石，任何形式的「疑美论」皆是「中国对台的认知作战」。我们必须「坚定与民主国家站稳同盟关系，我们并非棋子，而是团结民主支持力量，以使台湾与局域更加安全稳定。」
但这不仅只是绿营的观点，可能也是社会共识。试想，国际社会究竟要提出何种证据，才能让台湾的公共电视比照半岛电视台一般如实呈现，拜登政府谋画、主导现今在加萨所发生的种族灭绝罪行？要有何种证据才会使公视据实显示，我们的「民主同盟」美国、英国、欧盟倾力提供执行种族灭绝所必须的军事、情报、财务援助？恐怕没有任何证据会使公视改变立场。
问题并不出在公视。中华民国的资产阶级不分党派向来支持种族隔离、民族压迫、阶级剥削，我方所支持的种族隔离政权也包括南非（1948-1994）和美国本身。美国南方各州直到1967年皆以法律明文禁止异族通婚，这是经典喜剧《谁来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拍摄当年的实际背景。＊
八
台湾是次帝国，并无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传统，所以反战论述和行动从未跳脱资产阶级国族主义的框架。反对台湾沦为战场，不必然批驳代表次帝国主义「其他选项」的蓝营、也不必然反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成为战场、更未必一一批判「民主同盟」、敌对政权以及我们「自家的」资产阶级，更遑论批判制造战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不同的反战个人或团体或冀望于资产阶级「开明派」所推动的政策转向，或诉诸中产阶级的社会沟通，以求避战，或宣传多极体系取代单极体系，以「重塑世界和平」。
九
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战争与生产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在战前所维系资本积累的体制、政策、知识生产、意识型态，在战争期间皆由该阶级以类似或不同形式延续。
目前坚定捍卫以色列「自卫权利」和推销虚假的「两国方案」的国家与团体，若非帝国、次帝国的资产阶级，或美国所扶植的专制政权，或各国极右反犹太团体，就是高度向往以色列社会控制、「群众控制」能力的各类金砖政权。
英美自身足以左右加萨局势，看不上台湾。不过，如果美国就此事提出要求，届时我方资产阶级不分党派必然同仇敌忾。相信公视与所有资产阶级媒体也会适时呈现我方「站稳同盟关系，团结民主力量，让台湾与局域更加安全」的论述。
这是个假设情境，但我们毋须麦卡锡主义者在校园、学界进行政治清洗，更毋须经历由资产阶级所扶植的极右翼团体发动政治动员，全面清剿工人团体，就已经能达成高度社会共识。中华民国的资产阶级可以不战而胜，这应该算是另类的「台湾奇迹」。我不禁在想，台湾社会所认定的极右范围、对象在何处？我们所称的道德标准、政治标准与种族灭绝轴心的区别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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