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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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意外的探访
一个星期后，王晟像往常那样早晨六点起床，洗漱完毕，读了半小时的英语，才去食堂买早点。研究生食堂的早餐比本科生那边的要好一些，包子、馒头、稀饭、面条、油饼和油条，还有煮鸡蛋。王晟在吃饭穿衣上不太讲究，每天早餐都是包子馒头，一会儿就吃完了。这段日子，他为了准备毕业论文，每星期差不多大半时间待在图书馆。他回到宿舍，背上书包，正要去图书馆，刚出门，就同迎面匆匆走来的杜威撞了个满怀。
王晟满脸讶异地瞪着他，“老威，你这么早来，有啥事啊？”
“好你个王晟，咱们不是说好了今天去老爷子家么？”杜威显得比王晟还要讶异。
“老……爷子？”王晟愣怔片刻，怕了拍脑门，才记起上个星期在“江上人家”吃饭时说的事儿。他原以为杜威信口开河，自己也只是那么随口一说而已，没想到对方当了真。此刻，他见杜威刮了脸，平时总穿在身上的那条脏兮兮的牛仔裤也换了一条新西裤，像出门做客似的，比往常讲究多了。王晟也是一个不注重穿着的人，平时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学生装，袖口都磨得脱线了，“我也去换件衣服吧？”他返身回到寝室，换了一件米色风衣出来，衣服很新，是他前不久才买的，也是他唯一一件比较像样的“礼服”，胸前还戴上了平日很少佩戴的红校徽。
杜威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打了个榧子：“嗬，这身行头不错，像个研究生！”
听杜威这么一赞，王晟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咧嘴笑笑，“你呢，非要我说你像个摄影家么？”
杜威听了，也哈哈笑起来。
两个人一起步出枫园，向西校门走去。
王晟是个路盲，在楚州师专读了三年书，每次从新华书店出来，常常分不清东南西北，错把东城门路当西城门路，把北城门路当南城门路，到东大读研究生一年多了，对大江市的街道交通都很陌生。杜威跟他不一样，对环境像跟人打交道一样是个“自来熟”，进东大虽然比王晟晚，却早已对市内的交通了如指掌。
出西校门不到50米，就是15路公共汽车站。由于是周末，等候乘车的人不少。杜威摸出一包香烟，问王晟要不要来一支，王晟摇了摇头，杜威就自己叼上一支吸开了。
王晟见杜威背着一个草绿色的双肩挎包，好奇地问：“里面鼓鼓囊囊装的什么呀？”
杜威故作神秘地一笑：“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宋……乾坤，我是说老爷子……他住哪儿啊？”王晟不习惯用“老爷子”称呼一个陌生人，更何况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人。
“南湖。省委省政府领导都住在那儿……”杜威说，听口气，仿佛他自己也住在那儿似的，
“很远么？坐哪路车？”
杜威用那只拿着香烟的手画了一个大圆圈。“东大在西边，南湖在东边，穿过整座城市，你说远不远吧！”
王晟暗自有些纳闷，杜威是如何结识宋乾坤的？听他一口一个“老爷子”，跟一家人似的，王晟觉得有几分可笑，但又不能不佩服杜威自来熟的本事。
15路公共汽车慢吞吞地开过来了。王晟跟在杜威身后上了车。15路是一辆两接头的公共汽车，长长的车身显得有点儿笨拙，尤其在急拐弯时，整个车身倾斜十分厉害，像要倾翻似的。王晟不得不紧紧抓住头顶的横杆。车上的人很多，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和人体味儿夹杂在一起的混合气息，使他想起砖瓦厂制坯工地上那些四处流淌的乌黑的柴油。
王晟比杜威矮半个头，站在杜威身后，看见那只鼓鼓囊囊的草绿色双肩包在眼前晃来晃去，像一座移动的小山。里面究竟装的什么东西呢？他忍不住好奇地想。杜威曾告诉他，这只双肩挎包是他一个在部队里当连长的哥们儿送的。“地道的野战包，防水呢！”他不无炫耀地说。杜威喜欢军用品，以前在楚州时经常戴一顶军帽或穿一双军用皮鞋，显得威风凛凛。王晟听杜威说过，他以前最大的梦想是参军，可几次报名参军都被刷下来了，“不是身体原因，是因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杜威说这话时，神情有些阴沉。王晟想，如果自己不考上大学，说不定也会参军的，小时候，他多么迷恋打仗的游戏啊……
15路车像一条长蛇，摇摇晃晃，一路向南。王晟从乘客的头顶向窗外望去，一座座参差错落、高矮不一的楼房从眼前一闪而过，汽车的喇叭声和人的喧哗声像波浪一样灌进耳朵，一刹那间，王晟恍若置身在从邳镇到楚州城的公路上，在师专读书时，他曾经在那条省级公路上无数次地往返，对那辆长途汽车上的气味和公路两边的景色已经烂熟如心了。
两边的建筑越来越稀疏、低矮。公共汽车已经驶出闹市区，进入了城市的边缘。没过多会儿，车停下来，杜威拉了王晟一把，说：“到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下了车。马路两边都是茂密的森林，满目翠绿，一眼望不到边，遮住了大半个天空，像屏风似的在眼前次第展开又合上，每次一开一合，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景。
两个人走了大约不到十分钟，拐进了南湖边一条幽静的林荫道，在一座铁栅大门前停住了。铁栅大门紧闭，右侧有一扇小门开了一半，旁边一个绿色的尖顶岗亭里站立着一名哨兵，大概不到二十岁，脸上稚气未脱，虽然没带枪，但军装上鲜红色的帽徽领章和腰上的武装带，都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
杜威让王晟把学生证掏出来交给他，“你在边上等一会儿。”他吩咐了一声，向岗亭走去，走到哨兵跟前，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哨兵接过杜威递上去的证件看了看，就去打电话。由于隔得远，王晟听不清哨兵说的什么。过了片刻，哨兵放下电话，对杜威做了个手势，杜威就转身回到了王晟这儿，“进去吧！”
两个人从那扇半开的小门走了进去。眼前是一排排高大的梧桐树、云杉、冷松，以及其他叫不上名字的树木，阳光透过浓密的树枝洒落下来，在地上描画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图像。偶尔有鸟声从林子里传来，更加深了四周的幽静，让人仿若置身于一座植物园里。
王晟和杜威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往前走。路面铺着深蓝色的沥青，干净、平坦，看不到一点灰尘。每走到一个路口，就看到一个标有数字和红色箭头的路牌，箭头所指的方向，隐约可见一座灰墙红瓦的别墅。
杜威一马当先走在前面，看他那副轻车熟路的样子，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了。他们来到一个路口，沿着路牌指示的方向，走近一座跟刚才见到的别墅一模一样的楼房。
“到了。”杜威说，按了下门铃，听见一阵滴滴的门铃声，门开了，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收拾得很体面、保姆模样的中年妇女。她打量了一下杜威和王晟说：“宋老还在写字，你们在楼下客厅先等一会儿吧。”
“好的，赵阿姨。”杜威说，换了一双拖鞋，王晟也找了一双拖鞋换上，两人这才往客厅里走去。
客厅几乎有半个羽毛球场大，白色的墙壁，栗色的木地板刚打过蜡，像镜子一样光可鉴人，客厅中央摆着一套褐色的真皮沙发，王晟坐上去，半个身体陷在里面，他仰起脸来，望着头顶的天花板，觉得自己十分渺小。
赵阿姨给王晟和杜威各沏了一杯茶放到茶几上，提着一只拧干的拖把上楼去了。
“宋老每天上午都要练一会儿书法的……”杜威小声说，端起冒着热气的茶杯，喝了一口。
杜威这会儿没有称宋乾坤“老爷子”，显得比平时庄重了许多。
王晟注视着茶杯里的热气袅袅上升，像炊烟一样渐渐飘散，心里有点儿紧张。为了镇定自己，他学杜威那样端起茶杯，玻璃茶杯里漂浮着几片黄色的菊花，散发出一缕淡淡的清香，看上去宛如一幅静美的水墨画。
王晟欣赏着这幅“茶杯风景”，一时竟忘了喝茶。这当儿，赵阿姨从楼上下来，小声说：“宋老让你们上楼去呢。”
杜威和王晟不约而同地放下茶杯，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他们上了楼梯，拐过楼梯口，面前是一个甬道，两边的房间都关着门，惟有甬道尽头的一扇门大开着，从门口射出来的光，使暗淡的甬道明亮了不少。
两个人走到门口时，不知不觉放轻了脚步。尽管门敞开着，但杜威还是弹起手指敲了敲门。
“进来吧。”里面传来一个低沉而浑厚的声音。
王晟跟着杜威走了进去。这个房间同样很宽敞，由于是在二楼，又是落地窗，整个房间的光线十分敞亮。门口靠左的是一排书柜，摆满了整整一面墙，书柜的顶端与天花板相接，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面“书墙”。由于隔得比较远，王晟看不清书柜里都是一些什么书。门口靠右边是一排博物架，同样摆满整整一面墙，顶端与天花板连在了一起。博物架上摆满了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古董和工艺品。房间的中央有一张像乒乓球桌那么大的办公桌，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文件，还有电话、砚台、镇纸、毛笔和宣纸之类。
王晟的目光落在了办公桌旁边的一排木质沙发上。由于沙发是背朝着门口，他只看见了一颗靠在沙发上的稀疏花白的头颅。
“宋老……”杜威朝着那颗花白稀疏的头颅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呣。”花白稀疏的头颅微微动了一下，缓缓转过来。这是一张保养得很好的老者的脸庞，花白的头发往后梳着，露出宽阔的额头，他的脸呈赭红色，像一块坚实厚重的岩石，看不到衰老松弛的迹象。他的鼻尖上驾着一副金丝老花眼镜，从镜片后透过来的目光严肃庄重，仿佛在审视和思考着什么。
王晟注视着那张令人生畏的脸庞，确信以前肯定在哪儿见过，不过，那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报纸和电视新闻里。
宋老和杜威握完手，这才把目光转向王晟。
“宋老，他就是前天我给您打电话说过的王晟，在东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杜威在旁边介绍道。
宋老漫不经心地“呣”了一声，垂下眼睑，同时把那只刚刚跟杜威握完的手向他伸过来。王晟赶紧往前走了半步，双手握住了宋老的手。软软的，十分温暖，不大像一个老人的手……他正想说什么，宋老已经把手抽回去，转过身重新在沙发上坐下了。“呣，坐吧。”他垂下眼睑丰厚的嘴巴蠕动了一下，鼻孔里发出几个含混的音符。
杜威没有坐，取下双肩包，从包里拿出一只牛皮纸文件袋，双手递到宋老手中，说：“这是给您修复的照片，您过目一下。”
宋老打开文件袋，取出一摞黑白照片，放到面前的木质茶几上，然后在茶几上拿起一个放大镜，对着照片一张张地审视，像一个文物或古董商人。“呣，不错，修复的很不错嘛。”他一边看，一边咕哝，把那摞照片看完后，抬起头来，脸上露出了一缕笑容，“小杜，你能把这些几十年前的老照片修复得跟新照片一样，不容易嘛！”他停顿了一下，问：“你上次说令尊是照相师，你家以前还在楚州开过照相馆，照相馆叫什么名字？”
“最早的名字叫大江照相馆。”杜威说，“后来改成了福威照相馆……”
“哦哦，大江、福威……”宋老叨念着这几个字，把放大镜重新放到茶几上，“我想起来了，当年在楚州中学读书时，我还在你们家的照相馆照过相呢，不过早已遗失了……”他见杜威还站立着，伸出手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下，语气和态度完全松弛下来，“这些老照片都是战争年代拍的，我在身边保存了几十年，破损很严重，以前我让办公厅的同志找人修复，都不理想……多亏晓帆把你推荐给我，帮了我的大忙！”
“宋老，这是小事儿，您太客气了。”
“对你是小事，对我就是大事啊！”宋老笑呵呵地说，似乎想起了什么，“你等一下，”他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架老式相机，对杜威说，“小杜，你是行家么，瞧瞧我这个老古董吧！”
杜威从宋老手里拿过相机，很内行地上下左右看了好几遍，边看边说：“哦，莱卡3D！德国莱茨公司生产，世界上最早使用35毫米标准电影软片的35毫米相机。它把电影软片的1824毫米画幅扩展到2436毫米，纵横比也随之从4:3变为3:2。莱卡公司先后推出过好几款便携式相机，您这一款是1930年的产品，所用的爱尔玛50毫米f/3.5镜头由马克思·贝雷克博士设计，焦平面快门速度可在1/20秒至1/500秒之间调整。我家里有一款1925年的莱卡，听我母亲说，是我外祖父开办大江照相馆时，专门托人从德国买的，还没有您这款先进呢。当时用莱卡的普通百姓很少，大多是记者和军方人士……”
杜威如数家珍，一口气说了一大串。
“呵呵，不愧出身于照相世家嘛！”宋老赞叹了一句，“这架相机是一位老首长送的，跟着我历经战火、颠沛流离，可以说是我大半生革命生涯的见证，我的很多照片都是用它拍的。文革被抄家时，摔坏了，不能用了，留在身边，做个纪念而已……”
“这可是革命的文物啊！”杜威把相机还给宋老，顺势恭维了一句。接着，他又打开自己的双肩包，拿出一个木盒子，“宋老，这是我干爹收藏的一件文物，据说是文革时楚州郊区农民挖渠时挖出来的，被人当破铜烂铁卖到废品收购站，被我干爹买了回来，他懂一点历史，说这是唐代开元年间的东西，我也不懂，留在手里也是埋没，还不如拿到您这儿……”他说着，打开木盒，揭开盖子，从里面捧出一个形状古怪的物件。
“开元年间？……”宋老满脸狐疑地咕哝了一句，再次拿过放大镜，对准那个物件认真察看着。那物件四方形，周身镂刻着一条条龙的图案，看上去像鼎，其实是一只铜铸的盒子，上面还有一把铜锁。“呣，这有点像铜匦，就是武则天发明的举报箱。很多人只闻其名不见其状，究竟是个啥样子，连历史上都少有记载。武则天是楚州都督武士彟的次女，铜匦在楚州发掘出来，倒也可信，不过，这玩意儿并不是真正的铜匦，可能是楚州官吏为了歌颂武则天惩治贪官污吏的功绩做的仿制品，尽管如此，也是一个稀罕的文物……”宋老像一位考古学者那样说着，把目光转向杜威，“小杜，你这个干爹倒是慧眼识珠，他是做考古工作的么？”
“我干爹是个民间郎中，专治疑难杂症。说起来，我的出生跟他也有些关系。”杜威说，“我父母四十多岁还没有孩子，后来，我爹到处寻访名医妙方，把一个姓武的郎中请到家里，我母亲吃了武医生开的药方，一年以后就生下了我。父母为了感谢武医生，就让我认他当了干爹……”
“呣，这么说，你干爹是个神医嘛！”宋老饶有兴趣地说，“有机会我倒想见见这个人，跟他好好讨论一下铜匦……”
“您现在见不到他。”杜威说，“我也几年没见到他了……”
宋老见杜威吞吞吐吐，问道：“哦，怎么回事呢？”
杜威说：“好几年前，我干爹在邳谷山下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门诊，为老百姓治病就医，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当地人把他当成了华佗转世，到门诊看病的人把门槛都踏破，街对面的镇卫生院却冷冷清清，无人上门。后来，有人借口我干爹误诊死了人，告到上面，封了我干爹的诊所，还要把他抓起来……”
“后来呢？”宋老问，他显然被杜威的讲述吸引住了。
“这些年，他一直在邳谷山隐居修行……”
“修行？”
“说是修炼辟谷……具体啥意思我也说不清楚。”
“呣，这个我知道，辟谷是道家修炼成仙的一种方法，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气功……”宋老一边说一边比划着，“看来，你这个干爹不仅是个神医，还是一位气功师嘛！”
宋老和杜威谈得兴奋，几乎完全忘记了另外一个人。被晾在一边的王晟觉得有些无聊，坐在木质沙发上东张西望，看见墙上有一幅画，是吴昌硕的《牡丹图》，看成色颇有历史感，也不知是真品还是赝品；与《牡丹图》并列挂着的是一幅书法：
八十毋劳论废兴，
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
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
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
满目青山夕照明。
左下边的落款写着一行小字：“离休时录叶剑英元帅《八十抒怀》，借以明志。乾坤左书”。王晟不懂书法，但还是能够感觉字幅中蕴含的神韵和气度。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宋老接完电话，去了一趟隔壁的卫生间。
这当儿，杜威走过来，指着墙上的《牡丹图》小声问：“看见那幅画了么？”
王晟不知他卖的什么关子，没有回答。
“这幅画是吴昌硕大师亲自赠送给我外祖父的！”杜威几乎贴着王晟的耳朵说，“看见‘詹楚州藏画’几个字了么？‘詹楚州’就是我外祖父的雅号……”
王晟顺着杜威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行小字，还有日期：“民国2年正月12日”。他的目光在那行字上面停留了片刻，转向杜威：“这幅画……是你送给宋老的？”
“嗯，这件宝贝放在我家里实在有些浪费，”杜威嘻嘻一笑，“宋老是行家，俗话说，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嘛！”
两人正说着，宋老从卫生间出来了。他似乎这时才意识到王晟的存在，“呣，小杜，我们只顾说话，把这位客人冷落了。”他把目光转向王晟，和蔼地问，“你在东大读研究生，哪个系的？”
“中文系。”王晟赶紧把靠着沙发后背的身体坐直，回答道。
“这么说，你认识郎永良教授？”
“郎教授是我的导师。”
“哦哦，郎永良和郎涛，是东大有名的父子教授哟！”宋老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小杜跟我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可只是一个中学肄业生，只怕回答不上你这个研究生的问题哟！”
宋老的风趣和谦虚打消了王晟的拘谨。“宋老，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宗达的论文，对一些史料把握不准，抗战期间您曾经和他共过事，所以来拜访您，请您谈谈您认识的宗达……”他一边说，一边掏出了笔记本。
宋老“呣”了一声，垂下眼皮，从木质茶几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那是一只小小的紫砂壶，上面刻有“岁寒三友”松竹梅的图案，一看就是陶瓷中的上品。
“抗战时，宗达是东江局的主要领导人，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参谋，说我跟他是同事，恐怕不妥当……”宋老喝了一口茶，双手握着紫砂茶壶，微微眯起眼睛，用回忆的语调说，“调到东江局工作之前，我在延安的抗大学习，读过宗达写的《联共(布)党史》，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还是一位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我没想到有一天会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在东江局负责安保工作，直接受宗达领导，他在东江期间的重要活动都由我安排保卫。东江局在枫园办公，宗达和他的夫人安娜·路易女士住在二楼，我和警卫人员住在楼下。我的职务是警卫秘书，安娜是宗达的机要秘书。那时候，虽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并没有消除对中共的敌对态度，不仅经常破坏和阻扰我党组织的抗战活动，还对东江局领导人进行秘密盯梢，甚至策反和暗杀。我来东江之前，我的前任董参谋就是在参加一次私人集会时被军统特务暗杀的。从那以后，中央指示，东江局从领导人到普通干部，都不得私自外出活动。作为警卫参谋，我更是百般小心，到东江半年，一次街也没逛过。但尽管我如此谨慎，还是发生了一件后来让我遗憾终身的事……”
“您指的是宗达叛变投敌这件事吗？”王晟停住记录，抬起头问道。
“是的。”宋老叹了一口气说。“在宗达投敌这件事上，感到最痛心的是我，在东江局工作期间，宗达在工作上对我悉心指导，生活上、思想上关心我、启发我。还曾送给我一本他在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时写的《访苏见闻》……”
王晟见宋老的话像河水一样漫延开来，不得不打断他问：“学术界有人对宗达的叛变投敌提出过质疑，认为宗达是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而不是主动投敌。您赞成这种说法么？”
“主动和被动有什么区别呢？宗达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登出了《我的自白书》，这是他叛变投敌的确凿证据……”宋老瞥了王晟一眼，似笑非笑地说，“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不用猜我就知道，是你的导师郎教授吧？”
王晟一时语塞。
“我很了解郎教授。我们可是五七干校的战友呢，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宋老很直率地说，“学术界提出这些质疑也难怪。前些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得学术界文艺界百花凋零，实践证明，用政治代替学术和文艺，只会把学术和文艺带向死胡同。当然，也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在宗达叛变这件事上，有人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就怀疑甚至否定他在政治上的变节行为。这就不好喽。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学术也好，文艺也罢，都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嘛！”
宋老说到这儿，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书桌边，在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拿出一本杂志，递给王晟说：“《东江文史丛刊》上发表的这篇文章，选自我正在写的回忆录，你看看吧……”
王晟接过杂志，翻开目录，一行醒目的标题跳入眼帘：《我和安娜·路易的婚姻》——
五十年代中期，我和安娜之间虽然偶有争执，但只是生活方式和性格方面，安娜毕竟是个外国人，我在中国土生土长，青年时期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直到五十年代才有机会跨出国门，很多习惯都不一样。但总体上还比较和谐。可当我再次举家从北京调回东江省之后，我们的婚姻终于爆发了严重的危机。
就感情上来说，尽管安娜和我已结婚多年，但她始终没有忘掉宗达，一直保留着他们俩在英国和苏联旅游和生活的照片，包括宗达用过的那部莱卡3D相机，有一次我出差拿去用了几天，安娜跟我大吵大闹，差点没把我的脸抓破。这让我在感情和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宗达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风度，曾经在我们党历史上有过较高的地位，我年轻时还崇拜过他，可他毕竟已经叛变投敌，成了公认的大叛徒。安娜在感情上对他还这样一往情深，让我难以接受。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上，我和安娜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安娜年轻时崇拜罗莎·卢森堡，到苏联后又受到了无政府主义以及托派的影响，曾经信仰过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在这一点上，她跟我党历史上那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颇为相似，一方面对共产主义保持着一种虔诚而狂热的信仰，另一方面，容易脱离实践，犯小知识分子特有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幼稚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宗达从一个王明主义者堕落为党的叛徒就是明证。作为宗达曾经的追随者和前妻，安娜早已同他离婚，但思想上却没有摆脱他的影响。因此，从五十年代中期起，随着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安娜身上的隐疾也开始暴露。
关于宗达的问题，尽管党史上早有了定论，但解放后，每遇到一场政治运动，我和安娜作为宗达的前妻和下属都会受到调查，这渐渐影响到了我们俩的感情乃至夫妻生活。后来，我在枫园疗养院认识了一位女护士，并逐渐发生了恋情。安娜知道后大吵大闹，使我无法正常生活工作，无奈之下，我只好从家里搬出来，住进了枫园疗养院。这更加激怒了安娜，为了报复我，她向省委和中央写信，揭发我调到北京工作和升任东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都是因为表姐韩英和表姐夫洪虎同志的关系。这纯属无稽之谈。我调到北京和后来调回东江工作，都是中央和省委的决定，符合组织程序。韩英同志和洪虎将军作为我的亲戚和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对我的关心乃人之常情，安娜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是对我和韩英、洪虎将军的污蔑，不仅如此，安娜还重新翻出组织上早已做出结论的宗达“叛变事件”，指控我向国民党特务出卖宗达外出散步的时间路线，并故意调走警卫人员，让特务劫走了宗达……安娜对我的控告可谓刀刀见血，每一刀都可以致我于死地，但由于没有任何证据，组织上自然不会采信。
经过这件事，我和安娜的关系彻底破裂，不久，我就和安娜离婚，组建了新的家庭。
文革爆发时，安娜在省广播局工作，是东江省最早张贴大字报的“外国专家”。当时我还没有被打倒，曾读到过她的那篇大字报：
我们要平等，不要特权！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什么态度，都受到了“五没有”“二有”待遇：
五没有：
一、没有体力劳动，
二、没有思想改造，
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
四、不搞阶级斗争，
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
一、有特别高的生活品待遇
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请问：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制定这样的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
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这是赫鲁晓夫思想！
我们不要“五没有”，也不要“二有”，我们不要一切特权，只要做一个彻底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这篇大字报轰动全省，甚至传到了北京，据说毛泽东主席极为欣赏，还亲自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安娜也因此名声大振，并以“国际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当上了省文教战线造反兵团副司令，成为文革期间东江省造反派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那位过去的下属再次揭发我的所谓“叛变”问题，连安娜也参加进来，写大字报指控我出卖宗达。这一次，我终于没有逃脱厄运，很快就戴着“走资派”和“叛徒内奸”两顶大帽子被关进了监狱。
颇有戏剧性的是，当几年后我重新回到领导岗位时，安娜却以“间谍罪”被关进了监狱，直到1977年才获得释放。
安娜出狱时我曾见过她一面，她告诉我说想回英国去。我劝她留下来，她在英国已经没有什么亲人，回去孤身一人生活，也许并不比留在中国好多少。但谈了没几句，我就发现她比以前更偏执了，大概是因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太久，她显得有点神经质，怀疑是我为了报复把她关进监狱的。她对斯大林仍然十分崇敬，连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人暗杀的事实都不愿意正视，满脑子还是“世界革命”“造反”那一套，看到她这副样子，我只好作罢。
安娜出狱后不久，便回英国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八十年代初，我率领东江省党政代表团访问英国，大使馆的张大使告诉我，安娜回到英国后，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我和两任中国丈夫的曲折经历》，其中还在对我进行攻击和谩骂，称我是“走资派”和“叛徒内奸”。张大使问我要不要撰文反驳安娜，大使馆可以帮我把文章翻成英文在英国的报刊上发表，我苦笑着，摇摇头，谢绝了张大使的好意……
王晟把这篇文章匆匆浏览了一遍。他看见文中还刊登了一张宗达和安娜的合影照。照片上，两个人并肩站在山顶上，互相依偎着，显得十分亲密，背后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亭子，亭子中央有一块长方形石碑，由于是黑白照片，碑上的文字模糊不清，但依稀可以辨认出是一首诗……
照片下面有一行署名：“1938年夏宋乾坤摄于枇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