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动员会，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要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加大执纪执法力度，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形成声势震慑。
由此，“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医疗行业反腐走进公众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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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反腐这不是第一次了，本世纪以来严格来说已有三次，此前于2006年和2013年均掀起过两轮反腐，但是都没有出现本轮的“多部门联动”，级别也难以比媲本轮。
此前反腐，央视的调查曾显示：在药品价格中，30%到40%是医生的回扣，10%是医药代表的提成；另外还有进医院时的行贿费用、运输费用等；在仿制药为主的时期，国产药品的成本往往不到10%。
这种发展模式之下，研发新药反而没有利润，让药企没有创新的动力，严重影响中国医药产业发展。
从层级来看，去年动刀子的决心更坚定，执行效率也更高。
就说一个人，徐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介入导管室主任，去年5月底在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前被带走调查，直接震动了整个医疗圈。
甚至，震感远远波及医疗行业之外。
关于徐波，本写了几段，但发不出来，删去之后本文才正常发出……这倒也足见其能量，以及徐波落马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此乃过去几次医疗反腐根本触及不到的高度和深度。
去年7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十场即将举办的医药行业学术会议、论坛等宣布延期，部分学习班、培训班也在近日宣布延期举办。
在以往，举办所谓的“学术研讨会”是医学行业心照不宣的捞金之旅。
一些药企为规避法律监管，往往以赞助科研经费、赞助学术会议等名义和医生“套近乎”、搞利益交换。
形形色色的学术会议、培训会，就可以让参会的医生得到一笔可观的费用。
早前一份业界流传的某医药大省去年7月31日完成的“药品耗材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就曝光了部分药企的“暗箱操作”，包括：通过虚增销售费用套取资金用于公关——用于合作医院药房建设，甚至用于给药房配药人员发工资。
这份报告中，有一家药企注册了962家会议服务公司，以支付学术会议费、医学服务费等名义，在两年多时间里套取了16.75亿元。这些钱最终转入了特定人员账户，用以支付区域医院的公关费用；还有上市公司与近3000家商务推广公司合作，在两年多时间里花了30.82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成了药品公关费用。
当地的医学会等学协会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比如报告涉及省份的医学会，就帮助四名公立医院专家接受了200多万元的定向捐赠。此外，这家机构还违规向医学专家违规发讲课费、筹备劳务费等……
协会搭台，医生进行讲授，这种学术交流在行业内非常受欢迎。
从历史看，这类活动最早是由外企在上世纪末在国内推行的，得到了国内医学界的认可，并作为医生在职教育的一部分，列入了原国家卫生部颁发的《继续医学教育规定（试行）》。
早在去年5月，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等十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就已明确提到整治回扣问题，算是吹了风。
同时，不合理取酬专项清退工作已经陆续在部分地区开展，全国各地的医院也随即展开了一股“退款潮”。
以A股488家医疗企业为样本，2022年这些企业总共花掉了3523亿元的销售费用。
也就是说，A股医疗企业平均每家的年销售费用约为7.2亿元。
在这些医疗企业中，2022年销售费用超过10亿元的公司共92家——也就是说，A股每6家医疗企业里，至少有1家的年销售费用超10亿元。
根据Wind数据统计，2022年在中国上市的5000多家公司中，仅有1%左右，即57家公司的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超过50%——而其中医药企业就占了40家，其中不乏行业龙头企业。
这意味着，100块钱的药，销售费用占50块，而制药成本、包装、物流、行政成本、研发以及利润等占另外50块。
比如科瑞德公司，2022年营收九亿元人民币，销售费用占据50%……媒体披露，该公司2022年学术推广费用高达1.45亿元，开学术会1.88万场，每天52场——但是该公司只有三款已经上市超过十年的仿制药，并不需要大量开会以普及用法用量。
这些所谓的“销售费”，可以理解为公关费，乃至行贿费，喂进了各医院各层级手握权力的医官们。
降药价网创始人、知名医改专家卫柏兴曾公开表示：
自从外资药企进入中国开始出现医药代表之后，“带金销售”模式就迅速传播扩散，一度导致不搞“带金销售”的药企便无法占领市场，腐败问题在几十年里恶性循环。
销售费用一个比一个高，相关部门可以重点关注某些企业，一查一个准！
虽然有些企业类型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就是以OTC品种为主，有的主营产品还处于商业化推广初期，销售费用占比自然会高。但这种（行受贿）不良风气确实存在，与医疗行业各环节都有千丝万缕、根深蒂固的联系。我们也希望国家此次力度空前的行动能够彻底震慑住一些企业，抓一些典型，还医药行业一个风清气正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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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9日，长沙湘雅三院九名医务人员联合签名，实名举报科主任孟婕“放任”其无手术操作资质的学生邹某单独进行支气管镜检查，导致三个月内发生两例患者死亡事件；事发后孟婕伪造医疗文书，要求其他医生签字担责。
此外，举报者还反映孟婕“暗箱操作”绩效分配、私设小金库、财务不公开、打压排挤同事等问题。
这种举报非常典型，值得以其为例。
在医疗领域，大多数医院的一把手（院长级别）或部门科室的一把手（主任级别）被推到审判台上，并非由同级监督的纪检机构查出，而多是内部利益分配引发矛盾或是外部供应商分赃不均而导致的举报促成，总之很难有党务力量的介入。
医院管理体制多年来先后经历了党委负责制和院长负责制，其源头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国企大面积“改革”过程中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
80年代在宣传《鞍钢宪法》时，就已是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
1986年9月，先后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
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医院领域同样不能幸免，1982年1月，原卫生部发布《全国医院工作条例》，明确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被业内认为是促进医疗机构“党政分离”的重要尝试。
2000年3月，中组部、原人事部、原卫生部又印发《关于深化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
卫生事业单位实行并完善院（所、站）长负责制……要建立和完善任期目标责任制，明确院（所、站）长的责、权、利。
随之，医院管理体制逐步朝着院长一“长”独大的方向发展，不仅医院内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机制难以落实，党委、纪委的监督也被严重弱化，有的甚至形同虚设。
在院长财务“一支笔”，拍板“一句话”甚至决策“一闪念”的状态下，特别是在院长权力须臾间便能波澜不惊地换来真金白银——比如有的公立医院虽然有医疗器械委员会、药事委员会等，但院长对他人的晋升提拔有重要的发言权，所以当其坚持要购入某种器械时，很少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院长、主任等层级的“一把手们”成为高危职业也就不难理解。
一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在历史遗留的“院长负责制”之上提出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
但是“对改革进行改革”难度太大了，每推动一小步都是血雨腥风，阻力难以想象。
根源还是因为医疗领域的灰色利益实在过于恐怖，且捍卫这种灰色利益的体制已经成型近四十年，盘根错节又根深蒂固。
比如一个小小的“地板价始祖”二甲双胍，在国家药监局搜索“盐酸二甲双胍片”，有123个国药准字号。也就是说，你若得了糖尿病，医生建议服用盐酸二甲双胍，则可能有123种选择——那么这时候，医生们选择哪一款推销给你，小九九就来了……
医药行业本质上是消费，但是与一般消费行为不同的是，患者需要什么药，自己没有专业知识做决策，需要依赖医生，于是在药品消费过程中，做出消费决策的其实是医生而不是患者。
相比之下，对于一些普通药品，比如感冒药、胃药，患者自己可以做决策，那么公司的营销费用其实就花在电视广告、药店等渠道。而通过医院的药品则把这部分费用当作给医生的回扣，以“激励”医生做出有利于药企的消费决策。
换言之，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知识壁垒和信任关系，使医生拥有权力，而权力在缺乏制约时就会滋生腐败，医药代表只是其中「伴生」的职业。
所谓的“回扣”，就是卖家给买家返还的费用，有两种：一是医院的药品采购人员可能会拿的回扣，这与商场采购员拿销售提成的性质一样；二是医生拿的回扣，医生并没有参与药品的采购，但是在卖药，因此医生从药企拿到的回扣是卖药的佣金。
并且，医院药品采购员拿回扣主要损害的是医院的利润，但是医生拿回扣就会激励其多开药，即“多度医疗”，不仅损害患者钱包，更会损害患者健康。
一个客观上的难度就是，医疗行业的专业性极强，使得腐败具有隐蔽性，“党委监督院长/主任/医师”便存在一定的难度。
比如采购器械，如果没有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很难了解其中门道，如果党委书记医学背景和专业知识偏弱，就难以有效监督院长或院长亲信、主任或主任亲信。
中纪委公开披露
有很多卫生局的副局长，并不懂业务，也缺少行业威信，被组织部门直接安排其去医院做党委书记，不过是出于职级安排的需要（副处级晋升为正处级），这种人事安排实质沦为“安置性措施”，没有让党委在医院中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对患者群众的利益保护。
同时，院长们多是业务型专家，在漫长的从医过程中积累了丰富人脉，这同样是可变现的隐性财富，导致实际权力超越党委书记和党领导的纪检部门。
比如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王廷建在查案时就发现，医疗器械经销商陈某虎向普洱市人民医院销售的直线加速器进口价是1500万元，但医院进价却是3520万元，远远高于同期市场价格。
专案组向该医院相关知情人了解情况，得知当时讨论购买该直线加速器事宜时，医院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曾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但院长杨某俊却执意购买。
专案组随即找到陈某虎，向其阐明宽严相济的纪法政策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促使其如实交代其为了销售直线加速器而通过“借款”方式向杨某俊行贿的事实，查清了杨某俊以借为名索贿1600余万元的事实。
数据显示：2013到2022的十年间，2900多例医药领域的行贿受贿类案件的刑事判决书中，医疗器械领域的腐败案件最多，占比近40%；其次是药品领域，占比约30%；医疗耗材近20%，还有一些和医保基金、医院基建相关的案件。
从受贿案件显示的关键环节来看，决策环节的行为占比达到40%，医械使用环节的受贿将近36%，采购环节占到10%。
从关键部门来看，行政管理部门占到49%，临床科室占比17%，医技科室占比11%，后勤系统占到13%。
从受贿案件显示的职位来看，正职的领导受贿占到30%，副职占到11%，中层干部40.57%。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篇基于卫生领域刑事案件的数据分析报告显示，超过25.5%的腐败来自医疗器械领域，23%来自药品，耗材占6.2%，涉及两种以上的腐败则占35%。
脱离政治挂帅，就必然导致资本挂帅，这是恒古不变的真理。
而资本挂帅所造就的行贿受贿及其产生的溢价，最终都会由基层的医生（被极度的剥削压榨）和广大患者群众来承担。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已成产业规模的医疗商业化，和早已积重难返的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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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惊为天人的营销培训话术：
1965年7月，毛主席曾在与医务工作人员谈话时怒斥：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动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
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
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椎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你。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让环境不断恶化、让百姓不断生病、让健康奢侈化、让医疗产业化、让就医服药日常化、让重金治病普适化——这是大到生物（基因）战争、小到药品泛滥背后的根本逻辑。
当公益性和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份怜悯。
这就是资本主义。
根子在哪儿？不妨向历史看。
8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1980年8月30日-9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人民公社制度彻底被瓦解。
从1978年的安徽到1983年的河南（1984年人民公社基本寿终正寝，哪怕发生了张正涛书记自杀事件），全国性的公社解体浪潮为接下来的市场化和资本化（招商引资）铺平了道路。
这其中，医疗自然难以幸免。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第一次提出：
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六年后，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
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
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
再七年后，伴随着南巡春风，1992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时又提出：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
此后，让诸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观点逐步在国内盛行。
然而，自负盈亏唯一的招数，就是从患者身上多收费，别无他途。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09年的1.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1万亿，六年时间增长两倍多，医药板块市盈率35倍（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换来了医药财阀巨头的盆满钵满？
本段开篇那家泸州富康医院不加掩饰的营销标语自然不是孤例，去年轰动一时的东莞康华医院也曾给出了答案：
手术室里全是钱。
东莞康华医院后来对外声明：“护士干的，雨我无瓜…”
我很希望这是那位可怜的护士为医院背了锅。
如果不是，即真的是身为打工人的护士小姐堂而皇之地为资本方摇旗呐喊、以茹毛嗜血的姿态为资本家的收成欢呼雀跃，那可真应了列宁同志的另一句话：
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
国企改革、私有化扛旗人物的柳传志先生对于医疗改制曾有这样的论点：
民营进入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民营资本进入医院以后，我相信，所有的什么医患这些问题逐渐全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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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是不容辩解的。
作为典型民营资本控股的东莞康华医院，曾因“未按照规定书写病历案”被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警告并罚款一万元；还曾发生一起医疗事故，也是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因此在2018年对该院进行警告。
此外，这家医院还涉及司法案件88件，案由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等。
康华医院，背靠上市公司康华医疗，而位于东莞的这家康华医院法定代表人为陈旺枝，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人民币，上市公司康华医疗对其100%持股，是不折不扣的私营医疗组织。
还是说回柳传志，这位私有化教父对于中国医疗改革还有过一句名言：
医疗服务是公共事业，但不完全是公益事业。实质上是国家投入一部分、企业负责一部分、民众自筹一部分。
“民众自筹”，柳教父多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多少中国家庭灰飞烟灭、不堪重负的压迫。
更不要提，像柳传志这样的吸血者，根本又在做些什么，又在实施着什么。
相比于这些人的祖师爷——美国人，他们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美国高盛集团在一项生物技术研究报告中还羞答答地问：
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
而中国的这帮买办却向来不加掩藏。
曾任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医院——和睦家医院院长的刘常平有过公开发声，认为中国在推行医院私营化上的进展上“太缓慢了”。
他还点出，2001年的“入世”将使医院私营化的步伐大大加强……
此言确实不虚，2001年“入世”中国承诺的“五大领域开放”，其第五个就是在“2003年开放医疗服务业”。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和境外投资集团二十年前纷纷瞄准时机，抢占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
著名的如上市公司万杰科技、双环科技、望春花、浙江广厦、三九药业等，都有意介入医院的经营和“收购公立医院”。
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当年有称，要斥巨资在大陆打造医院“航母”；新加坡某财团更是预备投资6000万美元在华合作开设豪华特需医院；澳大利亚的资本也在2001年后将在中国开设高档体检中心放到了议事日程上……
从2001年开始，民间资本进军医疗市场的鼓点已经插响。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至2013年9月末，全国民营医院已经突破一万所；至2015年9月，全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13600家，首次超过了公立医院数量，当时在国内医院总数的占比达到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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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利好政策”让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非常活跃，客观上加快了新建、收购、托管医院的步伐，这其中私有化和外资入侵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去年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万达集团匹兹堡大学项目。
2009年3月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医改的开始，意见中明确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一年后，2010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指出“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这直接塑成了一场医疗商业化的狂欢盛宴。
集体制度瓦解，私有制接棒，凡事都是有因有果的。
由地方看向全国，在市场化改革中，仅十年时间，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远超90%直接减少到1986年的4.8％。
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阶段性的鼓励，该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
随着合作医疗的瓦解，多数村庄根本付不起农村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当年风尘仆仆的赤脚医生们只好被迫改行。
回想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的盛景，完全不再。
从顶层层面看，市场经济思维被奉为正道之后，国家对防疫机构的经费拨补也从80年代初期占财政支出的1.06%，一路下降到80年代末的0.58%，
尽管拨款的绝对数有所增长，但远不及人员经费的增长需求，终于是出现了“吃饭靠国家、发展靠自己”的诡异局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两年网上会出现“我对国家前途有信心、却对个人发展没信心”的苏修式拷问。
根据《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的数据（这是目前学界公认最权威的官方数据）：从1961到1989 年，中国每年卫生预算支出占财政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3.61%，最高为 6.62%，最低为 2.11%；从1990到1999 年，每年卫生预算支出占财政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1.40%，最高为 2.66%，最低为 0.41%。
在毛主席时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高积累的二十年间，曾有过三次大幅度的降低医疗价格：
第一次是1956年，药品加成费减少30%，手术费减少60%，接生费减少50%，普通挂号费减少30%；第二次和第三次为1958年和1966年，医疗价格进一步降低，而政府投入则逐年增加，减轻基层医疗合作社与病人的压力。
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层面每年投入卫生事业费从建国初的1.9亿元已经猛增到22.4亿元，卫生基本建设费由建国初的1.3亿元增加到3.2亿元。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逐步实施了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等七种传染病的常规免费接种，对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地方性甲状腺肿以及子宫脱垂等妇女病，国家亦是免费普查普治。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体制与成效，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奇迹，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尤其在今天更加让人敞怀。
1964年6月，毛主席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曾批评了北京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
当年8月10日，他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在主席的督促下，中央随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当时（60年代中期），我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已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愈发危急。
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
那一年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也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公家经费”，比用于五亿人口的农民群众的还多。
一年后的6月26日，主席终于雷霆发声、大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份勇气直到今天都仍具启发性。
那天，主席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源自毛主席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当时战备形势的担忧。
他之所以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
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
在当时，主席明确表达了他对农村卫生工作的看法：
没有必要读这么多书来改革医学教育，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
主席的一贯思想就是“劳动出真知”，在分析问题时要分析主要矛盾、解决次要矛盾，而当时新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农村医生的缺乏，等待和培训足够的医生是不可能的——那么，经过几年的学习、直接去农村里，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培养基层医学人才、更广泛地控制外敌的“投毒行径”。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9月14日被《人民日报》刊载。
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的叫法首次出现是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该公社于 1965 年夏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
当时，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文章的眉头上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这个批示经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的热潮。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标志性的时代元素之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赤脚医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中学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他们被挑选出来后，会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毛主席的态度是极为明确且指向性精准的：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赤脚医生在封建愚昧的农村地带大力宣传卫生知识，鼓励群众移风易俗，发动群众起来同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开展以除害灭疫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卫生面貌。
在中央和地方、在广大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终于出现了飞跃发展。
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改变了农村的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报》中指出：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在国际上，“Barefoot doctors”的名头也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享誉世界，为社会主义制度添光增彩。
今天，我们已没有办法去讨论为什么类似于赤脚医生这样划时代的社会主义民生项目会几近消亡——世界卫生组织认为80%的医疗需求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而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量比例自2009年的医改开始不断下降，从61.8%下降到五成左右。
以致于，在去年下半年防疫进入瓶颈期时，「分级诊疗」又被不厌其烦地推上台面。
以分级诊疗来说，理论上都是完美的，但没有人能保证在当下的现实环境里分级诊疗不会演变成「分阶级诊疗」……
根子，还是在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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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的本质是一场权力游戏，从商业的角度则往往是颠覆一个行业的定价权，同时变更陈旧的生产关系。
放在2023年医疗反腐的轰动与2024年似乎沉寂下来的暂停之势，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医保。
反腐运动的前一年即2022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0922.17亿元，比上年增长7.6%；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支出24597.24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当期结存6324.93亿元，累计结存42639.89亿元，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累计结存13712.65亿元。
看起来收大于支，但从收支的增速上实际不容乐观，加之人口老龄化年复一年的加剧，以及三年疫情的掏空（想想那三年都是什么人不断在鼓动某些西药纳入医保），医保的压力在2022年底已经到了临界点，某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小规模骚乱。
去年2月，国家医保局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医保政策的建议时透露，个别省份出现了“基金赤字”。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山东、天津、广西的居民医保基金赤字分别为11.7亿元、7.97亿元和9.84亿元；地市层面，贵阳市、黔东南州、九江市亦出现收不抵支。
截至2022年底，居民医保参保率已连续四年下降，不断上涨的保费加重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不少地方将原定去年年底结束的2024年征缴周期延长至今年2月，意图继续提高参保率、增加基金收入。
例如贵州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月29日截止，并倡议全省职工医保参保人员鼓励家人参保或用个人账户代缴。
医保领域出现资金缺口，里面当然同样存在着体量巨大的腐败行为。
一叶知秋，愚公移山工程并非一夜间。
以医疗领域而言，早在去年年初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中已经给出了震感强烈的吹风：
坚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医教改革协同联动，创新完善乡村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落实乡村医生多渠道补偿政策，统筹解决好乡村医生收入和待遇保障问题，健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制度，防止给农民群众增加不应有的负担，保持医保基金平稳运行，激发改革内生动力。
今年开年以来，贵州、海南的首任医保局局长相继被调查，医疗反腐在医保领域继续深入。
据1月2日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贵州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简历显示，宋宇峰在2018年11月至2020年9月，曾担任贵州省医疗保障局局长。
据1月7日海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蔡仁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简历显示，蔡仁杰于2018年到2020年，任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宋宇峰、蔡仁杰均是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后的首任省级医保局局长，被调查时均已离开了医保系统的岗位，然而随着反腐倒查，根本没有逃身之地。
反腐的效果是显著的。
今年春节前夕，国家医保局公布了2023年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主要指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27110.66亿元，总支出22043.12亿元，二者增长率分别为16.4%和16.6%，当期结余5067.54亿元，较上一年出现较明显增长，整体运行平稳。
这或许是医疗反腐逐步渐进式“降温”的一大原因。
当然，我相信降温不是结束，根据去年年中中办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其中明确：
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明确推动反腐败向基层延伸，明确突出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
这意味着，对医药领域的反腐力度至少持续会2027年，即二十一大召开的年份节点。
房产，教育，医疗，三座大山。
2020年三道红线，2021年双减政策，2023年医疗反腐，一年一把刀子。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三座大山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衍生形成，背后是高度的资源集中和虹吸效应所就。
在私有制客观存在的现实默许之下，铸造了严重的权力失衡、阶级分化和城乡差距。
教育和房产是与金融系统挂钩的，因而从2020年以来持续三年都在进行烈度空前的金融反腐（仅去年以来金融系统内省管及以上级别干部已有逾六十人接受审查调查）+银保监系统改革（旧的银保监会成历史）。
而医疗则是与财政挂钩，直接决定医保/社保等的存量和预期增量（增量不乐观，因为人口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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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来看，在去年年初的当口，医保资金困局、就医民生痛点、医务基层内卷这三个难题，都需要以医疗反腐作为刀刃向内的突破口，戳破死气沉沉的固有格局。
否则财政持续紧缩、群众因病致贫、基层医生被剥削压榨的局面很难在现有环境里得到改变；如若不改变而服从这一局面继续维持下去，总有一天各个环节都会爆炸——财政会崩溃，民众生计会难以为继，医患矛盾更是得不到根本性解决。
当然，比推翻三座大山更重要的，是建立不再诞生三座大山的土壤。
正如「反腐」的真正要义应当是彻底地消灭一种旧制度下的游戏规则，而不仅仅是消灭一批玩游戏的人……
文章最后，引用一段北京大学李玲教授不久前的吐露：
去年我国的医疗开支已经突破了7万亿，这个巨大的数字原本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以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免费医疗服务。
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解决的难题远超过资金是否充裕。
真正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关键，在于疏通医疗机构运营机制。如果能妥善利用现有医疗资源，可以为公众提供稳定的医疗保障，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这样就可以解放人们的消费潜力，不再需要因紧急需求而存钱或感到焦虑。
毫无疑问，这会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实施全民免费医疗涉及到大量利益的再分配，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协作。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对现有的医疗系统进行改革，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并强化部门间的交流和协作。
同时，还需要构建一个高效的医疗资源分配机制，确保资源可以公平分配到每个地区和人群。
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还需要解决医疗人才的培养和配置问题。医疗资源的再分配必然涉及到医务人员的流动和配置调整。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医疗人才向基层医疗机构和农村地区流动，确保医疗服务的平衡和覆盖。
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需要政府进一步提升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政府必须始终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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