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马克思主义“还给劳动人民”
近几年来，美国左翼阵营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四大变化：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与个人奋斗的神话开始失去群众的信任。
在国家政治领域，以DSA为代表的本土左翼政治组织逐步抬头。
虽然在整体上仍然形势严峻[1]，美国工人运动随着一系列工会民主改革与大规模罢工的爆发也逐渐活跃起来。
在理论与思想层面，左翼内部讨论的重心也逐步缓慢地从哲学思辨与大众文化批判转移到具体的斗争策略问题。
然而，在作者Vivek Chibber看来，在左翼运动开始前进的同时，左翼理论却逐渐失去生命：
“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到达顶峰时，与共产党、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会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制作了大量的小册子，旨在作为教学工具和辅助组织工作。这种做法甚至也延续到了新左派中，尽管不再那么有力。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几乎绝迹……，激进话语被专业阶层——学术界和非盈利机构——完全接管。激进理论不再关注于传播和普及其进展，而是向内转向，关注于理论生产者的专业问题。它变得更加深奥、非政治化，并且最终对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表现出悲观态度。”
不难看出，虽然背后的理由与机制各不相同，这一尴尬的局面可谓是“环球同此凉热”——著名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曾经提出过“婆罗门左派”的概念：随着西方工人阶级力量的衰退，左翼思想界与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渐行渐远，逐渐被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视野与小圈子当中。面对这一现象，作者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解决方案：把马克思主义拉回到21世纪，并将其“还给劳动人民”：
“……由于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已基本中断，这些进展仍然被埋藏在专业期刊和学术著作中。现在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不仅仅是将理论重新交到组织者手中，并且还需要确保其尽可能更新——同时也要确保这种理论的表述形式不会让它看上去来自1870年。我将尽量保持简明扼要，以免陷入围绕权威文本的繁琐辩论，也避免了更加深奥的分析性辩论……”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化，本土化，当代化的阐释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在美国尤其如此。无论是“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北美语境下的长期污名，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北美本土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传统的格格不入，都不得不让美国的左翼力量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解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社会主义恰恰是美国人民所需要的。在这一过程当中，必须直面一系列当代问题——如果想要获得美国劳动人民与其它进步力量的支持，美国社会当中既有的性别、种族与文化身份的歧视是不能回避的；前苏东与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挫折也不能避而不谈；更重要的，工人阶级与左翼政治力量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也一定要做出回应。
二、左翼理论向何处去？
从内容上说，本书的理论并不深奥，对于某些读者而言，许多内容大概也是“老生常谈”。全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并解释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并非源于资本家的贪婪，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第二章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国家机器的角色，为什么无论在哪种政体之下，资本主义国家总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在第三章中，作者则讨论了阶级斗争的方方面面：为何工人阶级往往更倾向于以个体身份面对劳资纠纷，而非团结起来，以及如何塑造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第四章中，作者则讨论了更宏观的左翼政治与社会主义问题：例如政党与社会主义建设等等。
当然，鉴于美国整体的意识形态环境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熟程度所限，本书第四章中对社会主义运动斗争策略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或许会被很多熟悉经典马列理论的朋友视为“不彻底”，乃至“改良主义”的。然而即便如此，本书在今天的语境当中依然有其意义：
首先，笔者相信，即使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与工会活动家的经验是有价值的。当然，我国曾经发生过一场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人民拥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记忆。相较于美国，这一方面使得左翼话语更容易为中国公众熟知。但与此同时，许多朋友似乎就此认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经验已足够丰富，因此我们不必再认真思考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经验诞生于革命高潮与武装斗争的险风巨浪当中，而对于绝大部分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所面对的并非是这样的局势。相较而言，北美的运动作为一个眼下尚且生机勃勃的，活生生的传统，或许有更多观察、交流，并将经验转译给不同语境下的行动者的可能。
其次，将系统性的左翼理论清晰通俗，简明扼要又切中主题地介绍给愿意思考的读者，在今天这样一个反资本情绪逐步发酵的时代变得尤为急迫。当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另类右翼往往就能迅速窃取马克思主义的符号，用左派的语言包装，助长各类古老的隔阂与仇恨，用种族歧视，仇外情绪与大男子主义思想破坏劳动人民的团结，让受压迫者迷失斗争方向。然而对于左翼力量，尤其是对于本国的左翼力量来说，仅仅从理论上重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强调“无害的神像”乃至指责对方是“鹿克思”是无济于事的：李逵能够击败李鬼的原因只能是前者的武艺比后者更高强，而非因为后者是“冒牌货”。尤其从大众传播角度上说，相较于认真思考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左翼理论，基于思维惰性与刻板印象煽动简单仇恨情绪的右翼民粹主义情绪往往更胜一筹。针对这一问题，不同于西方某些批判理论家的主张，作者没有将左翼运动的失败乃至工人阶级的“右翼”倾向简单视为大众传媒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无孔不入的结果。相反，作者严肃地指出，只有在真正民主，团结且生机勃勃的组织与运动的前提下，左翼立场才能在群众当中扎根：如果看不到这种希望，一个左翼青年的左翼意识形态能够维持多久，又需要面对多么庞大的精神压力，想必大家多少是有点概念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作者对“组织问题”进行的大笔墨分析，无疑有其重要价值。
三、这本书意味着什么？
当然，或许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依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撇开理论上的分歧，如果是让身处大洋彼岸的亚洲各国人民来完成作者肩负起的任务，我们将会把这样一本书写成什么样？在今天已经“如过江之鲫”的左翼理论话语当中，哪些是对分析现实，激发行动有价值的内容？哪些是眼下必须回应的问题？如果我们自认为对“主义”与“问题”都有了大概的答案，我们如何能对自己的观点与诉求进行系统，清晰的表述？这个问题或许仍有赖于更多人的思考。
[1] Doug Henwood: Despite Worker Militancy, Union Rates Are Still Down,
《对抗资本主义：世界如何运转，以及我们如何改变它》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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