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山海关外

向山海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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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皮车缓缓驶出站台,只过了十分钟,便不见了市区。之后,几个大粮仓也向后奔去,前方就只有无垠的雪原了。列车在这一片茫茫中行驶,把一切都甩到身后去。寥寥几处工业遗迹只徒增荒凉。除此之外,窗外还能看见几座种满了速生林的山和低矮破旧的房屋。偶尔,几个老人缓慢地在冰雪上挪动自己的身体,他们代表了这土地上为数不多的生气。

  ​一群群荒凉与破败的景物在我眼前闪过,让我不免有些恍惚。从儿时开始,在校园里、在家庭中,长辈灌输给我们的是有关我们家乡的热情似火与朝气蓬勃,尤其是我的姥姥,一个曾经在国企工作的技术工人,在她老人家的话语中,我的家乡应该是这样的:工人们或在工厂中或在工地里,他们唱着歌颂祖国歌颂领袖的歌曲,握紧手中的榔头和镰刀,目光如炬意志坚定,挥洒汗水建设祖国,在黑土地上的劳动者们的辛勤工作下,煤矿、石油、汽车、木材等数以吨计的物资运往全国,支援各地的建设,哪怕冬天的积雪与严寒也抵挡不住劳动者对祖国、对家乡,还有对自己的爱。在我弱冠之年,在我离开这片土地的前一刻,收入眼底的景色却只能让人悲伤。那些或家乡或外乡人赋予我们的热烈、希望、激情与阳光也许是一场来自遥远时代的梦。这白山黑水之间的死寂正无情地叫醒这些已经“落后”的人们。

  ​列车的摇晃和车厢里温暖的环境催着我打了几个哈欠,路边见惯的景色也没有什么吸引我眼球的地方。我靠着窗沿,睡去了,还做了很长的,关于过去的梦。

  ​一排经典的“赫鲁晓夫楼”,它们站在这里已经快四十年了。“雪城”数十年的风霜它们是见证过的。按理说这样的楼房多半没有人居住了,但总有一群老人,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没有什么安土重迁的观念,更没有落叶归根的执念,如果他们愿意,子女早就接走他们,住上宽敞舒适又方便的电梯楼。可他们永远那么执拗,甚至几年来身边已经有离开的友人,他们也赖在这里。顺便一提,这群老人打招呼的方式都很别致。北京人问:“吃了么您呐,”上海人问:“侬好!”广东人问:“得闲饮茶啦!”这里的人啊——

  ​他们问:“还住这呢!”

  ​我姥姥就是这群“钉子户”中的一员。

  ​属于姥姥的屋子只有不到70平。一进门就是宽敞的客厅。若按当下人们的喜好,这样的客厅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们会在玄关处一个小柜子遮挡,不能让外人一进来就看到房子的全貌。两个卧室分别在东西两边,北边是厨房加阳台;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卫生间在次卧的边上,靠近正门的位置。实用主义的老人们不会给一套房子多么讲究的装修,所以这里的内饰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从它建成起就没什么变化。卧室里都有木制的镶嵌在墙上的柜子,它们一定会被安置在屋门的边上并且连接着弧形的三层架子。房子三面向阳。就算是东北,盛夏时节的太阳也不会给人们多少情面,加上东北房屋外层的保温层,屋内的温度几乎达到30度,冬天,供热公司开足马力,将不属于这个时候的温暖送给每一户人家,室内的温度几乎与夏天无异。但这几年,冬日房子的温度明显不如从前了。

  ​也就是这样一个小屋,拴住了我姥姥——她的一生,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这度过的。我们把时间拉回1990年,那应该是她刚分到这个房子的年份。她作为一名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工人,理应有这样的待遇。她和我姥爷前半生的一切辛劳在那一刻凝结于这个房子。我很难还原他们夫妻以及我母亲当时的喜悦。或许在他们眼中,一切美好与幸福都在后面等着他们。

  ​我想象着这幸福的三口之家的一天。清晨,我的母亲告别我的姥姥姥爷去了学校,他们二老也在扫空盘内的饭食后准时到达厂里开始一天的劳动,我姥姥和工友们互相监督,互相鼓劲。闲暇之余,拉家常也是他们消遣的活动。中午,工人食堂给辛苦了一上午的工人们准备了丰富的饭食,荤的猪肉炖酸菜、溜肉段、喇咕豆腐补充他们消耗的大量热量;素的土豆糊豆角、白菜熬豆腐则满足那些“穷肚子”的需要,几道凉菜诸如凉拌桔梗、酱豆腐也能为他们解解腻。当然,还有一些工人愿意回家去吃,毕竟家属楼就在厂子中,没有什么值得浪费的通勤时间。我的姥姥姥爷多半是选择回家的那类人,二老喜欢将豆芽与干豆腐组合炒一道菜,不费什么时间,配上“酸汤子”下肚,不输各种珍馐。下午,日头高高挂时,像我姥姥这样的工人,他们的热情也达到了最顶峰,开动了机器轰隆隆地响,举起了铁锤响叮当……直到阳光渐渐倾斜,《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乐声响起,工人们也下了班,结束一天的劳动。

  ​这么多的美好与幸福,凝结在了一个不大的工厂里。在这儿,机械的轰鸣与人们的歌儿不知道哪个声音更大。那么多的热情与汗水,也挥洒在了这样一个工厂里。

  ​然而,不论白天时大家多么能干多么勤劳,黑幕吞吃掉土地后,所有的所有也在那一刻停歇。日子更是不断变化,这世间也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那些老人苦苦哀求了一辈子的希望,在最终归零时,也没人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落幕。看看浪潮奔流,卷起一粒沙子,又有谁在意?

  ​在我姥姥家的楼下,住着一位一直单身的劳动模范,他所住的房子也是当年分给他的。人们都叫他“何工”,何工擅长看图纸,那是在工人夜校学的。多复杂的机械在他的巧手下都能转变为现实的产物。何工与我姥姥是朋友,高中毕业后一起参加的工作。他同样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国家与厂子,在更早的已经缺失的记忆里。对了,何工是他们这群人中最先下岗的。他离开了厂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但是他没有搬离这片居民楼,仍住在这里。为了生计,他在路边支了个摊子,想卖掉自己曾经用过的工人教科书。

  ​他走后,厂子开启了闸门,人们都从厂子的闸门溜了出去,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没有离开这栋楼。

  ​大概只过了一个月吧,我姥姥也离开了厂子。她留下了这个家,自己到了南方,去看看遍地黄金的广州到底是什么景象。何工还想留住我姥姥,对她说了很多。但是她还是离开了,但只去了一年,她老人家就回来了,没人知道她一个人在那边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我的姥爷是在第二年回的家。

  ​在何工家的右边的那户人家,他叫什么我早就忘记,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了这里了。只记得,小时候见他,他永远是低着头的,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他多半有着和过去那些人相同的命运,只是不论是何工还是我姥姥还是这个人,他们都不愿意向前看一眼。他们,大概到离开这个世界,都不会再看一眼前面了。

  ​何工对小时候的我说,不论是我姥姥还是姥爷,从广州回来时脸上都是疲惫。何工还对我说,更久远的过去,人们拉着时代走。但在那个年代,是时代推着人走。总有人走不动落了下来。最后,他和我说:没关系,不论是谁,走不动都无妨,这栋楼永远都在,楼上楼下的邻居也都还在,只要他们还活着,多半没人会离开。

  ​绿皮车马上就开到山海关了。报站的声音惊醒了我。我揉了揉眼看向窗外,好多操着和我一样口音的年轻人,他们说着,笑着。也挤上了这辆列车,话语间满是未来和希望。我看着他们载歌载舞,看见了他们意气风发。这让我有些恍惚,似乎存在于这片土地的一切伤痛与悲哀被上一代人拦了下来,留下来的,是过去失望中萌生的新的希望。这些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们,他们不知道过去在何方,但是他们知道未来在哪。我也和他们一样笑了,就算身后黑土地上的疮伤永远也无法抚平了又有什么关系?反正现在的年轻人们都在向前看。

  ​过了山海关,家就在后面了。汽笛的声音响起,我看向月台——我仿佛看见了我姥姥,还有一些我小时候见过的,她的工友们。他们微笑着,都在冲我挥手,我想回头看他们一眼,可他们都在笑着呐喊,让我不要回头,让我看向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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