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欧洲革命形势的出现，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发生了革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了，可是在德国的十一月革命却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很多的，有没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卢森堡等人并未按照列宁《怎么办》的思路组建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左翼仍然保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独立性，导致最终革命失败。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先锋队领导、不能实现政治上的独立性，就必然遭受社会民主党中派和右派的出卖，考察德国十一月革命时期右派和中派对无产阶级的出卖、左派有心无力的局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建立独立的列宁主义先锋队的重要性，认识与工人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必要性。
一、德国工人是向往社会主义的，但同时垄断资产阶级也认识到只有利用右派和中派才能避免十月革命重演
德国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导致十一月革命的爆发。十一月革命是真正的人民革命，主要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对和平、民主的渴望使他们团结、战斗在一起，从而取得了革命的初步胜利。但是工人的多数并不满足于和平和民主的要求，他们渴望社会主义。虽然许多任务人并不明确究竟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工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促使着革命的深入发展。
德国垄断资本的统治集团了解，只有分裂革命运动，把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当作反对革命的支柱，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正像帝国宰相巴登亲王马克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给德皇的电报中所说的：“我们没有社会党人，不能有所作为；我们如果抹煞他们，我们将陷入一种军事专政之下，无论用何种手段，我们必须拿住他们。”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刚成立时是欧洲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内部的机会主义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堕落为“社会改良”的党，大战一爆发，它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拨款，公然站到为资产阶级卖命的“保卫祖国”的沙文主义立场，叛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建立了自己的团体，开展了国际主义的、革命的宣传。从一九一六年起，定期出版秘密的政治传单叫“斯巴达克信札”，因此该团体被称为“斯巴达克团”，左派被称为“斯巴达克派”。
在战争期间，社会民主党将德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儿女们送上了深不见底的绞肉机，工人阶级日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愈来愈丧失信任。社会民主党内部也由于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各派的水火不容而陷入分裂——许多左派和中派党员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派主义者考茨基、哈塞等于一九一七年四月组织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它是以革命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政党。他们自称是“反对派”，说他们也“反对”世界大战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其实这是一出双簧戏，其真正目的是想遏止德国左派影响的扩大。他们伪装为“反对派”，企图掌握革命运动，把革命引向“宁静”的道路。他们一方面在工人中散布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到达社会主义的幻想，同时极力劝吿政府作一些“细微的改革”，以防止德国工人阶级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依据《1917年4月6-8日在哥达召开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建党大会讨论记录》，中派领袖勒德布公开招认：“我们这些在国会中居反对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忽视在东方出现的征兆。我们已经乘此机会告诉过资产阶级各政党和政府，这是吸取敎训的最后时机了……。我们已经把话讲明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我们德国发生像在俄国一样的事件。”对于公然叛变的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不满的广大党员(约十万人，占全党党员的三分之一)，由于被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口头上的革命词句所迷惑，加人了该党。而斯巴达克派为了争取、教育党员群众，在保持政治独立性的前提下也加入了它。事实证明，这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就在这个时刻，左派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轻视组织和低估党的作用，没有创建自己的政党，而以斯巴达克派的名义，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构成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小小的左翼，而中派领袖则控制了党内所有的领导职务。左派以为，通过他们的工作和影响，可以迫使中派领袖贯彻自己的意图。这个决定为以后的革命进程造成极不幸的后果。列宁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就指出：“欧洲的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之流……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因此，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支持各国都有的真正国际主义无产者的革命组织。”
二、右派和中派实际维护资产阶级政府，左派却无力掌握无产阶级罢工和革命的领导权
历史证明，右派和掩护他们的中派是德国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右派多数的操纵下，向德皇击掌为誓，保证效忠政府，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尉官”，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上，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在德国工人阶级革命中，他们公然施展反革命的伎俩，这一次他们表现得更卑鄙、更阴险、更无耻也更凶暴。
（一）右派和中派制止1918年1月大罢工
俄国十月革命后，德国工人运动也走向高涨。右派领袖惊慌失措，他们叫嚷什么“落后的、野蛮的、农业的”俄国革命，不适于德国这个“先进的、文明的、工业的”国家的国情；同时用大量开除党员的办法来阻止党内的左倾。
1918年1月，德国工人阶级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中对苏维埃的掠夺要求，掀起巨大的罢工浪潮。28日，罢工从柏林开始，迅速延及汉堡、基尔、哈勒、马格德堡、来比锡、科仑、慕尼黑、纽仑堡、多特蒙德等地，人数超过一百万，其中军火工人占绝大多数。在斯巴达克派的影响下，成立了“工人代表会”组织。但是，这次澎湃的罢工运动最终还是被社会民主党领袖断送了，他们千方百计钻入罢工的领导机构，夺取了罢工的领导权。在领导罢工的人物中有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布劳恩，还有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塞、威廉·狄特曼和勒德布，他们双方目的一致、互相协调。罢工于2月23日倏然中止，结果是五万名工人被政府强征到前线去。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金在终止了罢工后，诚惶诚恐地向政府保证：“工会领导对这次罢工的爆发不负有责任，工会领袖将继续重视与帝国政府好好合作。”这种无耻行为得到帝国宰相贝尔格曼·霍尔维格的夸赞。霍尔维格立刻给他一封回信，信中说：“从共同合作的经验中使我确信，您坚持8月4日政策的意志是不会被迷乱的。”
右派领袖在这次罢工中所起的卑鄙作用，从他们在1924年的马格德堡审讯的自白中可以得到证明。艾伯特说：“我是带着坚定的目的去参加罢工的，为的就是使罢工尽速地结束并使国家避免损失……”谢德曼更无耻地说：“要是我们当日不进入罢工委员会的话，大概今天这个审讯就根本不可能有了，而战争以及其它一切我都坚信早在那年一月就已完结了……那就早已出现一团大混乱了。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全面崩溃和俄国情况出现在德国的危险。由于我们的活动，罢工很快地结束了，一切纳入正规。其实我们是应该受到感谢而不应受谴责。”
但正如列宁指出的，一月罢工是德国工人阶级情绪的转折点，它“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由于这次罢工的影响，使得德国国内革命趋势直线上升。到1918年10月，国内的动荡状态已经使德国政府无法控制。德国帝国主义面临着军事失败和统治崩溃的危机。
（二）右派和中派支持资产阶级用议会改革阻止革命爆发
统治阶级妄图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改革来最后阻止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把国民议会手法看成是保卫自己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着，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自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修正主义的侵蚀下，越来越反对暴力革命。中派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在把持党的领导后，就把议会斗争当成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决定手段。中派考茨基在1912年写的《新策略》一文中，用纲领的形式提出了这样的策略：“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坏国家政权。”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不断在工人中散布幻想，说如果皇帝同意议会改革，使政府不是对皇帝负责，而是对议会负责，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成为议会多数，从而更易于和平取得政权，达到社会主义。
统治阶级力图借右派和中派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用微小的改良来阻止迫近的无产阶级革命。1918年10月3日，德皇同意议会改革，并任命巴登亲王马克斯组阁。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谢德曼和古斯塔夫·鲍威尔都当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他们公开号召工人支持亲王政府。1918年10月3日，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要求，为了使保卫祖国的力量达到最大的限度，德意志民族的首要使命是“保持国内的秩序”。
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手法比较隐晦。10月5日，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和国会党团发布了一个所谓“民主的最低要求”纲领，其中居然提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在纲领中既不指明无产阶级应采取什么行动，也不指出应使用什么方法手段来达到社会主义。这正是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蒙骗工人群众的阴险手法。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是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战士。实际上他们根本就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行动。考茨基在1912年提出的那个《新策略》，这时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行动准则。勒德布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上就曾公开宣布：“在我们看来，议会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一种根本的手段。”无疑独立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
只有斯巴达克派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号召德国工人仿效俄国工人阶级的先例，不要资产阶级施舍的残羹冷炙，而要把政府权力抓到自己手中。斯巴达克派指出争取真正民主的斗争不是争取议会改革或者什么选举权，而是争取人民统治。斯巴达克派鼓吹暴力革命，号召把自发的士兵暴动引向武装起义，与工人的群众罢工相结合，夺取政权。但斯巴达克派的主张始终没有被大多数群众所接受，工人阶级向往社会主义，但领导权掌握在中派和右派手中，多数工人都认为只要跟着名义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三）革命爆发后右派和中派阻止柏林工人行动
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的议会斗争路线与斯巴达克派的暴力革命路线形成了尖锐的斗争。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微小改良还是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的阴谋手法，都没有能阻止革命的爆发。战争的失败、人民的苦难、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斯巴达克派的革命活动，已经使群众的革命情绪无法遏止。在“和平、自由、面包、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爆发了革命。
1918年11月3日的基尔水兵起义是革命的爆发点。水兵、陆上部队和武装工人掌握了整个基尔。革命迅速扩展开来，到11月8日，除柏林外，革命在整个德国取得胜利。按照俄国工人的榜样，到处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会，它不仅是战斗机关，而且也是政权机关。
农民运动开始高涨。农业工人和贫农的革命积极性最高。东普鲁士、巴伐利亚、黑森等地的农民坚决要求剥夺贵族领地，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虽然他们还很少组织代表会，但他们把附近的工兵代表会看成是自己的组织和靠山，有的地方甚至派自己的代表参加附近的工兵代表会。
柏林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除了统治阶级采取严密的军事防御措施外，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社会民主党领袖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紧密合作，制订各种反对革命的计划(例如共同商定，在11月4日，由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分别发出内容完全相同的呼吁书，要工人们不受非法传单和宣传的“煽动”，要他们保持“镇静”，不要走上街头)；另一方面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以免在工人中完全失去影响。11月7日，社会民主党中央和国会党团居然向宰相提出“最后通牒”，要求(1)皇帝、太子宣吿放弃皇位；(2)加强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的影响；(3)约束军警千万别惹出事来。社会民主党企图用牺牲皇帝，达成资产阶级的完全统治来最后阻止革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则采取口头上完全迎合群众而实际上却尽量拖住群众的手法，不让他们革命。斯巴达克派领袖曾向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提议4日总罢工，5日转为武装起义。这个建议被哈塞之流拒绝了。他们说，7日8日是发薪日，不宜行动；9日10日是周末和星期日，不能考虑。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克派决定单独行动，毅然发出9日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号召。几十万柏林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柏林的武装力量大部分转到革命方面来，革命的形势迫使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共同行动。9日上午，战斗开始，武装工人和士兵联成一气，一举占领政府各部、国会、警察总局和电报局、监狱以及其它主要部门，君主政体被推翻，整个旧国家机器陷于瘫痪状态，至中午时分，柏林已经整个属于人民。李卜克内西在皇宫阳台上升起红旗，宣布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
社会民主党领袖看到革命已无法阻止，就改换策略，以便插手革命。就在9日中午，革命行将胜利时，社会民主党赶忙追加了一张“号召书”，号召“总罢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最后时刻把自己挤到运动的领导地位上去，并且利用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来加强自己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到处用煽惑性的口号来迷惑群众，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当李卜克内西宣吿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时，谢德曼就在离皇宫仅八百公尺的国会阳台上大叫：“自由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谢德曼力图用一个貌似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来抵制李卜克内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四）右派和中派拼凑工兵代表大会篡夺革命领导权
由于德国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经验以及缺少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就使得社会民主党领袖有可能在高唱社会主义的腔调下混入群众运动。革命刚一爆发，艾伯特就接替了宰相职务，以便保护旧国家机器不受损害，同时他乘柏林工人士兵正在战斗之际，又拼凑了一个所谓“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这个代表会的代表全部是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和企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它居然作出决议，决定第二天召开柏林工人士兵代表大会。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中央致电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要求共同组成临时政府。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欣然应命。于是在9日下午，一个以艾伯特为首的临时政府组成。他上台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阻止革命的深入进行。他在号召书中说：“同胞们，我请求你们大家立即离开街道，注意安静和秩序。”
10日，柏林工人士兵代表大会开幕。社会民主党利用他们强大的工会组织系统和宣传机构，在大会中取得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在“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这一笼络人心的口号下，与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一起，把左派排斥在大会之外。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个“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前者是代表会组织的最高机构，由14名社会民主党人和14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右派领袖力图控制它并使它失去任何作用；后者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是真正的行政机构，由6人组成，他们是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总理)，谢德曼和奥托·兰兹堡，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塞、威廉·狄特曼和爱米尔·巴尔特。这些人选是早就秘密商量好的。非常明显，这次会议根本不能代表柏林，更不能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意志。然而这次会议却通过合法手续产生了一个中央政府。通过这些活动，右派夺取革命领导权的初步目的巳经达到。
（五）右派和中派顶着合法名义实施反革命勾当
这个自称为“纯粹社会主义政府”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下称“人民委员会”或艾伯特政府)，从它存在的最初时刻起，就不是革命的，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府。它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旧国家机器，准备垄断资产阶级复辟；(2)阻止剥夺容克战犯的财产，阻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在它的施政纲领中，一字不提土地改革和没收战犯财产，相反把保障生产数据的私人占有和个人自由作为其主要任务。
“人民委员会”实质上还是以前的帝国政府组织，只是现在挂上了“人民”的招牌而已。艾伯特一直和当时隐藏的军国主义中心组织帝国统帅部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通过总理府和统帅部之间的秘密电话，每晚策划反革命暴动。当时统帅部的参谋长兴登堡元帅的付手格棱纳后来透露：“我们曾经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在10日晚上我们已经开始商量以后的日子怎么办。”“每晚在11点到1点之间，我们从司令部用一根秘密电话线在电话中与德国首相(按即艾伯特)协商一切。最初，事情涉及剥夺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的权力问题。为此制定了一个办法，调十个师团开进柏林。……。艾伯特已经同意让全付武装的军队开入。我们拟订了一个草案，规定军队进入后立刻清洗柏林和肃清斯巴达克分子。这是与艾伯特商量过的，为此，我特别感谢他对于祖国的绝对的爱和对于事业的无比忠诚。”但是，由于当时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力量强大，统帅部又拼凑不起这么多可靠的反革命部队，这个反革命计划还不能不暂时收藏起来。
与此同时，艾伯特政府颁行了一系列反革命的措施来拯救容克、垄断资本家的国家机器。它用所谓法庭超党派、法庭独立地位不容侵犯的论调，保留了全套反动的司法和法律；11月11日，艾伯特政府通令，原帝国各部的官员全部留任原职；11月12日，艾伯特政府致电统帅部，保证保留军队中原有的等级隶属关系，与此同时艾伯特下令恢复所有各部队军官的指挥权，那些在革命之初建立起来的执行军官权力的士兵代表会被撤除。工人群众建立赤卫队的行动被人民委员会取缔，代之而来的是工人必须全部交出武器。艾伯特政府对于工人拥有武器这一点是梦寐不安的。但是他却让各种反革命的“志愿队”有存在的权利。这样一来，已经陷于瘫痪的旧国家机器又逐渐恢复过来。
在经济方面，艾伯特政府和垄断资本同样订有协定，竭力帮助他们恢复旧业。11月15日，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金和企业主协会代表订立了一个所谓“劳动协定”。“劳动协定”从根本上取消了工人对企业的领导和监督，承认资本家是企业的所有者和领导者。为了掩饰自己的叛卖行为，职工会领袖在工人中间大肆宣扬，说“劳动协定”使工人阶级得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自由结社的“权利”。《红旗报》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协定”无非是为了巩固腐朽的、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而已。11月19日，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发布命令，要工人代表会放弃企业中的“普遍与直接干涉”，也就是说，工人代表会应当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力。
考茨基曾对这一点作如下威胁性的解释：德国要从战争过渡到和平，一定不可以改变生产方式，如果改变生产方式，过渡时期的社会物质经济困难将比战时更大，不但一切社会化的措施不可能实行，而且人都要饿死。“组织问题不像剥夺那样简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精巧的机体；资本家或其代理人是这一机体的头脑”。因此，按考茨基的荒谬结论，资本家应是统治者、领导者、所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敎导我们，工人阶级不剥夺剥夺者，不使自己成为生产数据的所有者，就不能得到解放；而工人没有资本家，完全可以管理国家和工厂，而且管理得更好。苏维埃俄国的存在和壮大就是最好的证明，历史的现实给了考茨基一记响亮的耳光。
艾伯特政府为了实现它的反革命阴谋，对外执行投靠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对内采取一些麻痹革命、迷惑群众的措施。“人民委员会”首先在社会化问题上进行欺骗。它煞有介事地建立了一个“社会化委员会”，讨论所谓社会化的各种细节问题，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那位考茨基先生，而委员是拉特瑙、古诺等垄断巨头。从成员的人选上就可以预料到，这个委员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直认不讳地说：“社会化委员会的任务根本就是安定人心，要叫大家不必害怕会作任何不合理的实验，至少任何一个还想重整战前旧业的人，都将不会受到损失。”果然，这个委员会工作的结果是没有没收任何一个战犯、容克、垄断资本家的财产，相反，在它的帮助下，他们正在紧张地恢复旧业。
此外，艾伯特政府竭力想摧毁农村中的革命力量，割断农村与城市的联系，破坏工农联盟。1918年11月12日，临时政府“号召”在农村中建立“农民代表会”。这是极其恶毒的一着：它企图利用农村中很少有代表会的这一特点，建立一批御用的“代表会”来控制整个农村革命运动，保护容克的土地财产不受损失。因此，在所谓“农村居民一切阶层不分党派共同自愿建立农民代表会”的口号下，把大量农村地主和富农塞入“代表会”，把持“代表会”的领导，并用他们来阻止农民的土地要求。这类伪“代表会”在农村中为非作歹，在农民中间中伤苏维埃俄国和斯巴达克派，并用所谓“戍边垦荒”的办法，把农村中较为坚定的革命分子调往边区，削弱农村革命势力。
（六）右派和中派联手拆解苏维埃
对十一月革命有成败关键意义的是工人士兵代表会(也称苏维埃)的命运，因为工人士兵代表会问题直接涉及政权的性质问题。工人士兵代表会是德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创造的战斗组织。在革命的过程中和革命胜利的最初时刻，它掌握着实际的革命领导权。但是这个自发的群众组织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前途，它既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也有可能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掩护所，并且最终自己被消灭。决定这两种不同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它接受谁的领导，就是说掌握在谁的手里。因此，从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革命派和反革命的右派和中派在争夺工兵代表会上展开了剧烈的斗争。
11月10日，斯巴达克派发表了新的革命行动纲领，指出应由工人士兵代表会接管一切军政官厅；掌握所有司法机关；把武器和装备交给工人士兵代表会；由工人士兵代表会监督交通工具[20]，并且提出在工人士兵代表会中争取多数作为主要任务。李卜克内西不止一次对工人士兵代表会大声疾呼：“一切权力归代表会。”斯巴达克派领袖们了解，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争取代表会的多数就是争取领导权，权力归代表会就意味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实现这一点，正是将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
右派领袖立刻命令他们的爪牙打进各级代表会，去夺取代表会的领导权；同时提出了“选举国民议会”的口号来反对“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还在11月12日“人民委员会”的施政纲领中，就已载入召集制宪会议的决定。11月14日，艾伯特向垄断资产阶级的喉舌《福斯报》保证，社会民主党“坚决主张”，尽快地召开制宪会议。不久以后，他声明，将在1919年1月举行国民议会的选举。
右派领袖提出这样一个口号的实质，就是剥夺代表会组织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国民议会的选举，把政权交还给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因为在没有打破旧国家机器、没有消灭容克垄断资本家的权力以前，在所谓“普选”幌子下选出的“全民的”国民议会，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十分了解这一点。1918年12月初，垄断资本家联名向“人民委员会”提出陈情书，说他们“迫切要求拯救面临完全崩溃的德国国民经济、要求赶快进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并在明年一月上旬召开”。
中派领袖在“国民议会”还是“代表会”的问题上完全支持右派，并且竭力掩护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右派和中派领袖在代表会和工人群众中展开大规模的煽惑宣传，说什么通过“全民”普选的国民议会是“最民主的”、“唯一合法的”政权组织，革命问题只有通过国民议会才能得到解决；同时把普选吹捧成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保证。11月28日，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它的决议中宣称：“社会民主党，忠实于一直以来受到践踏的覌点，认定一切成年人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是最重要的革命政治成果，并且是按照人民的意志、经过有计划的工作把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
考茨基在他的一本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1918年10月出版)竭力歌颂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民主就是“意味着大多数人进行统治，同时少数人也得到保障，……如果立宪会议能够加强民主，那末，工业无产阶级在立宪议会中和通过立宪会议所能获得的一切成果也会得到巩固。”他还说：“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专政只能导致资产阶级以前的野蛮暴政的方法。”“世界革命不是通过专政的道路，不是依靠大炮和机关枪……而是依靠民主和人道来实现的。”
对于考茨基之流这类反革命言论，列宁在当时就给以致命的驳斥。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指出，无产阶级不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取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列宁在《给欧美工人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议会，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最民主的议会，只要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的所有制和资本家的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压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机器。”“现在，世界历史已把摧毁这个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如果再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把这种民主粉饰为一般‘民主’，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本质，忘记了只要资本家所有制还存在，普遍选举权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武器，那就是卑鄙地背叛了无产阶级，投奔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方面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打着各种招牌(像‘国民’议会或‘立宪’议会之类)的资产阶级议会。”“世界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一部分代表会，像德累斯登、来比锡、开姆尼茨、不来梅、上来因区等挺身而出，反对右派和中派分子所鼓吹的“国民议会”，坚持“代表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他们在自己所辖区内，为粉碎旧国家机器、剥夺容克和垄断巨头而斗争。但是，当时大部分的工人士兵代表会虽然向往社会主义，不过对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模糊不清，而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就是利用这种情况打入各级代表会的领导机构，并把领导权攫到自己手中。代表会被一步步引向资产阶级民主的轨道。
从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一直到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对工人士兵代表会发动攻击。军国主义分子在军队中破坏代表会的工作，煽动士兵反对代表会。所有资产阶级报纸，在《前进报》的率领下，大肆散布谣言，说协约国只有在“国民议会”选举后才会把粮食运到德国。“或者是面包，或者是布尔什维主义”。
1918年12月6日，发生了第一次反革命暴动。反革命策动柏林的一部分士兵用机枪射死16名工人，并且企图逮捕代表会的委员。他们在街上公然嚷叫，要让艾伯特当总统。另一部分反革命军队占据了《红旗报》编辑部，捣毁印刷机，搜捕李卜克内西。
但是这次反革命暴动没有成功，革命的力量很快把反革命军队驱散。军国主义分子立刻向艾伯特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保卫他们的利益。两天以后，兴登堡向艾伯特提出立刻恢复军队中原先的等级隶属关系，撤销士兵代表会，并且尽可能在1918年12月召开“国民大会”。
艾伯特决定在1918年12月16—21日召开全德工人士兵代表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经过右派领袖们严密筹划的。在490名代表中，298名是社会民主党，101名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而斯巴达克派只有10名。由于斯巴达克派没有自己的政党，以致像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这样著名的工人领袖都被排斥在大会之外。尽管斯巴达克派再次向大会提出“一切政权归代表会”，并且发动25万柏林工人示威，企图通过群众的压力来影响会议的进程，但是这一切都被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周密的布置和严密的组织系统所抵销。大会决议：(1)工人士兵代表会的全部立法、行政权交给“人民委员会”；(2)规定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的选举。这就意味着工人士兵代表会自行解除职权，把政权送还给垄断资本家。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就是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
（七）反革命势力最终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工兵代表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情况越来越不利于革命。反革命势力企图在国民议会选举以前用武力打垮革命力量，以保证选举有利于自己。1918年12月24日，反革命军队发动圣诞节进攻。艾伯特要求帝国将军勒斯奎的军队向革命的武装力量——柏林人民海军师进行袭击。但是，从北城工人区赶来大批工人群众帮助水兵挫败了反革命的阴谋。
这次阴谋激起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愤怒。这时斯巴达克派的领袖终于深信，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只有建立一个与修正主义决裂的党，才能领导面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并把革命导向胜利。1918年12月28—31日，斯巴达克派领袖与德国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集于柏林开会，决定成立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的党纲正确解答了国家与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坚决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正当德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反革命已开始疯狂地反扑。右派领袖与各种反革命“志愿队”紧密地勾结起来。诺斯克亲自担任“志愿队”的总统领，他无耻地叫嚣说：“总要有一个人来当嗜血狗，就由我来做吧，我不怕这个责任。”1919年1月4日，艾伯特与统帅部磋商以后，制定了阴谋计划。他下令免去爱希霍恩(属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少数的几个左派分子)的柏林总监的职务，以便诱使工人作毫无准备的战斗。年轻的共产党立刻投入内战的烽火，领导革命。1月5日，柏林几十万士兵和工人游行示威，反对反革命威胁。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革命工长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虽然共产党中央警吿说，目前进行起义为时尚早，应该提出武装工人、解除反革命武装作为斗争的策略，但是“临时革命委员会”还是提出了“推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当工人英勇地投入战斗时，共产党毫不犹豫地领导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动摇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与艾伯特政府谈判投降，在背后打击战斗的工人。1月8日，政府调来了大批“志愿队”。反革命军队在柏林报馆区把武装斗争强加在革命先锋队身上。工人大批被屠杀。经过几天艰苦的战斗，工人阶级先锋队被血腥镇压。共产党的优秀领袖和无产阶级伟大的战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1919年1月15日惨遭杀害。列宁当时愤怒地指出：“简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耻。”
反动派的直接目的达到了。1919年1月19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举行了国民议会的选举，资产阶级政党取得多数选票，420名议员中只有两个工人和四个农民，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魏玛共和国”建立起来。
继1月战斗后，全国各地几乎都爆发了一系列旨在保卫革命成果的战斗。不来梅、鲁尔、汉堡、德国中部都建立起工人代表会政府，抗议运动特别强烈。共产党试图把这些革命斗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些战斗都是孤立地进行，没有统一的领导，最后相继被血腥镇压。保卫巴伐利亚共和国的战斗是保卫革命成果的最后决战。魏玛共和国府政的国防部长诺斯克为了进攻巴伐利亚，几乎把所有的反革命军队都调集过来。巴伐利亚的工人和新成立的红军，在共产党人欧根·来威纳的领导下，从4月中旬奋战到5月初，终因力量悬殊，最后失败。接着而来的是残酷的报复，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大量被杀；共产党人、红军、工人积极分子立即被处决，几天之内被处死的就达五、六千人；6月6日，来威纳被害。到此，巴伐利亚共和国被最后绞杀，德国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英勇战斗失败了，容克和资产阶级通过社会民主党再度巩固了他们的统治。
三、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教训
德国十一月革命是一次未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它的失败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深刻的敎训。
第一，工人阶级要完成自己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先锋队的领导，这个先锋队必须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和一切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反击并粉碎修正主义对工人的腐蚀；正确指出走向胜利的道路。而在十一月革命爆发的当时，德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这样一个政党。这同卢森堡等人对列宁主义先锋队思想的抵制是有直接关系的。斯巴达克派虽然是革命运动的推动力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作大无畏的战斗，但还不是德国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它低估了党的作用；没有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彻底决裂，而始终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作为一个宣传鼓动的小派别进行活动，缺乏组织力量；错误地相信工人的自发性和革命的自发性，缺少应有的革命准备。因而在革命的决定性时刻，使自己遭到反革命肆无忌惮的打击，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第二，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彻底揭露和粉碎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死敌，而卖身投靠它的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是使革命失败的罪魁。他们用欺骗和煽惑手段诱使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跟着自己走，并以此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了这一个历史敎训：“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还对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虚伪面貌作了揭露：“这两位先生（考茨基和克里斯）绝对不善于象革命家那样思考和推理。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音，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时刻，他们必然会干叛卖的勾当……同时却‘极其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改称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怕事和毫无气节，曾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已毫无希望，并开始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走狗面前啜泣，当时他们也是想要‘帮助’无产阶级！”因此，只有坚决反对他们、揭露他们、粉碎他们，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第三，在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上，不能作任何妥协，工人阶级必须剥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十一月革命中德国工人阶级的根本错误之一，就是没有剥夺剥夺者，没有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他们总把自己的苏维埃（代表会）组织看成是革命的临时机构，而认为只能有“普选”的国民议会才是“合法”的、“正式”的政权机构，因而十一月革命中政权问题是在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情况下解决的。
第四，工人阶级不可能利用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机构和其它机构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工人阶级必须用暴力粉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德国工人阶级在十一月革命中没有真正粉碎旧国家机器，旧国家机器的主要标志军队和官僚体系都没有被粉碎或取缔，它们在右派和中派社会民主党的掩饰下，经过改头换面全部保留下来或隐蔽起来，最后变成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力量。大部分德国工人由于长期受修正主义领导的宣传欺骗，在革命中并没有打破这种错觉：即国家机构是“超阶级”的，为一切人服务的，而“普选”的“国民议会”是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性质，没有认识它纯粹是为资产阶级反革命服务的。
第五，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斯巴达克派和后来的德国共产党曾为争取农民支持革命作过努力。但从他们的纲领及其它场合下可以看出，左派领袖在农民问题上还存在错误的覌点。最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提出剥夺地主土地并把它无偿地分给农民；此外，没有分清农民中的各个阶层，中农也被划入打击范围。由此可见，左派领袖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工农联盟对于保证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这一后果是严重的。农村雇农和贫农虽然根本不相信本地的伪“代表会”，但也不知应该如何行动，因而当工人阶级先锋队与反动派决战时，农民没有积极地支持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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