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与蒲鲁东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同时代人，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面世。蒲鲁东的理论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则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两种理论都是在回答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聚与贫困积累并存的问题中产生的，都是旨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理论。蒲鲁东本人的历史形象主要是社会主义者，他关于摆脱贫困的理论在工人运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危害性。正因如此，马克思对蒲鲁东理论的批判长达四十年。尽管在早期，马克思肯定了蒲鲁东对劳动者贫困现实的关注、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以及寻求解决现代贫困的努力，但二人在反贫困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马克思一生中批判过的人很多，但值得马克思用几十年时间去批判的人却少之又少，蒲鲁东就是其中之一。二人的交往关系存在着复杂的演变过程，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与发展，马克思对蒲鲁东及其理论的态度，经历了从早期的肯定到后来彻底批判的转变。由于阶级立场和根本观点的不同，马克思最终与蒲鲁东分道扬镳，行走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大道上。
一、马克思与蒲鲁东思想交往的研究图景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马克思和蒲鲁东一生都在关注、思考和致力解决的问题。作为现代工人苦难共同的“见证人”，对于贫困问题的讨论一直贯穿于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谱系中，反贫困成为理解马克思与蒲鲁东学术思想关系的重要关联点。从这个关联点着手去研究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交往史，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把握住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原貌。
（一）研究意义
马克思是一位具有战斗精神的理论家，斗争是马克思的生命要素。马克思的思想就是在与各种思潮的交锋、对话、斗争中成熟与发展起来的，论战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阐发自己观点的过程。关于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也是在与各种错误反贫困理论的比照和斗争中，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蒲鲁东的反贫困理论就是各种反贫困理论中不容忽视的一种。目前，学界更多地关注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李嘉图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关系，而对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关系的关注相对较少。蒲鲁东之所以成为值得重视的对象，原因就在于：蒲鲁东的实践活动以及他那套“旨在造福世界的理论”并不是毫无作为的，他的著作作为“罗曼语国家的精神食粮”，对法国工人以及一般罗曼语系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持续了很多年。因此，对蒲鲁东的批判贯穿了马克思的一生。
直到今天，蒲鲁东的理论依然在西方有较大影响，一些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中仍然可以看到蒲鲁东主义的影子。针对21世纪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尚未被解决的现代贫困问题，西方的一些学者依然认为蒲鲁东的思想与当前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不断地回到蒲鲁东的著作中去寻找思想资源。西方的部分左翼学者，例如阿兰·巴迪欧、斯拉沃热·齐泽克、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等，就被称为21世纪的蒲鲁东主义者。当下，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放眼全世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贫困措施不仅没有成效，反而越治越贫，西方反贫困理论在现实问题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反贫困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对蒲鲁东的一再关注，反映出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仍有其当代意义。
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展开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如何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仍离不开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的指导。因此，研究在反贫困问题上蒲鲁东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既是对反贫困理论发展的深切呼吁，也是对当代消除贫困实践的现实回应。
（二）研究现状
关于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关系，有学者指出，蒲鲁东并不是马克思的陌路人，二人的思想交往是复杂且深刻的，虽然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长达数十年，“但不宜将其简单地定论为马克思对又一个对手的又一次超越”。在学界的研究中，学者通常更多地关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而忽视了“后者对前者的先期影响”。有学者就认为，即便马克思批判过蒲鲁东，但马克思也不可能放弃“早期从蒲鲁东那里学来的思想”。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仅仅凭这些言辞就认为马克思与蒲鲁东完全对立，则是无的放矢的。马克思坚持一生而持续加以‘批判’的对手，都是那些值得‘批判’的人，其数量少之又少。”可见，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复杂思想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段“公案”，还原和澄清马克思与蒲鲁东思想关系的原貌，尤其是二人在消除贫困问题上的思想关系，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价值。
目前，国外还没有专门的著作来阐述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关系，总的来看，在涉及马克思与蒲鲁东思想关系的研究中，国外学者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对蒲鲁东思想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蒲鲁东是法国人，在法国历史上曾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相对来说，法国学者对于蒲鲁东的研究会更全面些。专门研究蒲鲁东思想的巴黎天主教大学前校长皮埃尔·霍普曼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展开对蒲鲁东的批判，是在于马克思察觉到了蒲鲁东的针对性，他创作《哲学的贫困》与其说是“攻击”蒲鲁东，不如说是“反击”蒲鲁东。在国外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出于对蒲鲁东的“嫉妒”，所以，在二人关系上尚存在“感情沟壑说”和“嫉妒说”等论调。二是对蒲鲁东思想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这种态度主要见于苏联和东欧学者的研究中。学者们基本上认同的一点是：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关系是复杂的，且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二人的理论存在根本差异。比如：科尔纽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对蒲鲁东的思想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并把他看作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优秀代表，其“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的观点，事实上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当然，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一点从蒲鲁东自己的书信和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梅林指出，马克思本人证实，他曾经和蒲鲁东有过密切的交往，经常进行通宵的谈话与交流，但是后来由于观点的分歧就分开了。总体而言，国外学者深入研究二人思想关系尤其专门研究二人反贫困理论的成果并不多。而且，对蒲鲁东学说或二人思想关系的评价，由于立场的不同而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与蒲鲁东思想关系的研究相对来说并没有太多，关于二人的交往和思想关系散见在不同的学习资料和研究资料中，如王伟光主编的《社会主义通史》、顾海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孙伯睽主编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姜海波主编的《青年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等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提到了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关系。其中，姜海波认为，蒲鲁东的经济学理论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理论坐标，这与蒲鲁东思想的特点有关。在当时的思想界，只有蒲鲁东试图将黑格尔与李嘉图的理论结合起来，给“社会主义”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对蒲鲁东理论的批判，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观、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社会改良方案的批判。学界的基本共识是：蒲鲁东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阐述其理论的，他的理论是一种改良性质的理论，不具有可实践性。在治理贫困问题上，尤其是近些年消除贫困成为一个热门的主题之后，国内学者的研究开始聚焦于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旨在通过研究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深刻内涵、逻辑理路以及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创新，为当代中国消除贫困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不足。学界在研究二人关系时往往聚焦于《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少数著作，但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相关研究也显得不够系统、深入和全面：一是在二人思想关系的研究上，尤其是在贫困问题上的研究还略显薄弱，理论分析不足，成果相对较少；二是目前的研究较少把二人的思想关系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背景中去进行深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二人的思想关系缺乏宏观把握；三是由于马克思已经彻底驳倒了蒲鲁东及蒲鲁东主义，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视角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对蒲鲁东及其理论缺乏一个完整的认知。而从反贫困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梳理二人的交往史，有助于克服这些缺陷。
二、马克思早期对蒲鲁东的肯定
19世纪40年代早期，马克思对蒲鲁东及其理论是欣赏和肯定的。这是因为，蒲鲁东与马克思一样，都非常关心“物质利益”问题。这里的“物质利益”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普遍贫困化的问题。蒲鲁东出生于一个穷苦家庭，一直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他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发起了挑战，并宣称找到了反贫困的路径。蒲鲁东的反贫困思想恰逢其时地进入了正被“物质利益”难题困扰的马克思的视野，博得了马克思的好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对激发马克思的灵感和促进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一）对《什么是所有权》的肯定性评价
马克思最早了解到蒲鲁东，是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此时蒲鲁东主义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和最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之一。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继而接任该报的编辑。《莱茵报》作为一种自由报刊，是适应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殊性质”而必然产生的。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在《莱茵报》工作，是因为此时他已十分“重视对经验事实的分析……把贫困等迫切的时代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他通过亲身接触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毅然决然地选择站在穷人这一边。从他写作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为最底层的贫困群众发声。
然而，此时的马克思正处于“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状态，现实的贫困普遍化现象使马克思头脑中产生了“苦恼的疑问”，在对“物质利益”即“无产者贫困化”发表意见方面，他遇到了难题。马克思开始认识到，黑格尔所指称的国家是“道德观念的现实”，并不能解答他心中的困惑。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理性主义解释是有问题的，因此，他必须重新解释国家和法的本质。马克思对其一直以来信奉的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指出，财产的所有制才是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基础，人们总是围绕财产关系而发生联系，法学和伦理的角度并不能解决经济社会问题。
从社会贫困的事实出发，蒲鲁东发起了对“贫困的根源”的追问，将贫困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私有财产，主张否定私有财产，鼓吹“特权的消灭、奴隶制的废止、权利的平等和法律主宰一切”。在1840年出版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提出了其广为人们所熟知的观点，即“所有权就是盗窃”，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教条发起了挑战。他认为，所有权与盗窃具有统一性，并指出人的主权、地位的不平等、所有权，不过是同一东西的不同方面，它们彼此可以被等同看待，并且可以相互转化。虽然说这一观点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由资产阶级活动家雅克·布里索提出，但不可否认的是，蒲鲁东真正在理论上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论证。
在一定意义上，蒲鲁东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对十分关注“物质利益”的马克思而言，必然具有吸引力。1842年，马克思读到了《什么是所有权》，立即称赞蒲鲁东是“法国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并称赞《什么是所有权》是一部“机智的著作”，认为“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什么是所有权》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好评，1843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将《什么是所有权》看作“共产主义者用法文写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哲学意义的作品”，指出这本书在揭露私有制方面，在解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方面，以及在揭露私有制导致的贫困与道德沦丧方面，进行了较有分量的批判，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显示出了极大的智慧以及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是把智慧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范例。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也是“这本书中受到马克思赞扬的主要内容”。
关于马克思是否受蒲鲁东影响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称赞蒲鲁东，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什么，而是看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先锋作用，而这正是马克思本人的主要任务。蒲鲁东既是一个工人，又是一个无可怀疑的原创思想家。事实上，相较于蒲鲁东的优点，其缺点对马克思的影响更大：在马克思发现蒲鲁东理论的缺陷前，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走得多远。这些缺陷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受到了严厉批评。那马克思对蒲鲁东是否有影响呢？有学者指出，显然是有影响的，这点从蒲鲁东的书信中可以得到证明。1844年10月24日，蒲鲁东在致贝尔克曼的信中写道：“……联合、道德、经济关系——这一切必须从它们的具体表现加以研究，如果人们想避免作出任意的结论的话。必须放弃出发点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迄今哲学家和立法者所固有的），必须到正义与善这些模糊概念的范围之外去寻求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些概念的规律，这些规律对我们来说在客观上应当是对经济因素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的结果。”科尔纽指出，无论在蒲鲁东先前的著作还是后来的著作里，我们都看不到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显然是受到了马克思的直接影响。
不可否认，此时的马克思对蒲鲁东是欣赏的，这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认知结构无疑是匹配的。一直以来，政治经济学家在不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就把私有财产视为理论前提和坚定不移的事实，而蒲鲁东对私有财产作了“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种考察是能够“引起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并有可能实现“一门科学的巨大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这启发了马克思走上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道路。虽然此时的马克思还只是通过揭示国民经济学中私有财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对立来指明国民经济学的自相矛盾性，还不能对私有财产作出科学的权力批判，但马克思已经开始尝试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理论矛盾进行剖析，这为后面他从根本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以“保护”蒲鲁东
1844年4月，埃德加尔·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5期上发表了《蒲鲁东》一文，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以埃德加尔·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将蒲鲁东的理论解释成某种类似宗教信仰的东西，用抽象思辨的逻辑来阐释其理论，并以此对蒲鲁东大加歪曲，从而展开神学的批判。为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清算，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进行了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保护蒲鲁东而反对《文学总汇报》的批判家，并提出自己的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来反对思辨”。在这里，马克思以一种有所保留的口吻表达了对蒲鲁东的欣赏，这种欣赏主要体现在蒲鲁东对劳动群众利益的关注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想主义传统。
虽然青年黑格尔派似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蒲鲁东理论的真正社会意义，但他们忽视了法国社会主义的现实内容，单纯地将其本质归结为各种教条式的抽象，所以便千方百计地“阉割”蒲鲁东的思想。埃德加尔·鲍威尔写道：“蒲鲁东发现了历史上的一个绝对者，一个永恒的基础，一个引导人类的神。这个神就是公平。”他们谴责蒲鲁东，说蒲鲁东不懂得自我意识哲学，把公平的概念绝对化了。这种批判虽有一定道理，却并没有真正触及蒲鲁东理论的最重要内容。青年黑格尔派没有正确理解蒲鲁东理论，就对其理论进行阐释和批判，其目的并不是要回答蒲鲁东提出的问题，而是想证明这些问题本身实质上是虚假的。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辩护道，蒲鲁东的理论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思辨的内容，青年黑格尔派不仅对其进行了错误阐释，而且暴露了“自我意识哲学”只是一种民主主义的平等原则的思辨式表达，并没有实际社会的内容。青年黑格尔派将一切现实的东西都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他们看不到“现实的个人”，也不能理解现实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超脱肉体的精神才是本源的东西，它创造了一切。所以，马克思指出，思辨唯心主义在德国是一种危险的存在。鲍威尔兄弟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创造出一个“批判的蒲鲁东”“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或“蒲鲁东第一”，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因为和青年黑格尔派不一样，蒲鲁东的学说并非只是停留于纯粹的思辨，而是表现出完全确定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因此，与青年黑格尔派拙劣的作品相比，蒲鲁东的作品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从当时的“理论生态”来看，马克思作出的这一评价是恰当的。蒲鲁东被看作法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以及独立制定社会主义理论的法国工人，马克思把他和当时英国、法国的其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表人物都视为自己的同盟者。
马克思指出，与脱离实际、崇尚抽象理性的德国古典哲学相比，与孤芳自赏的思辨自由人团体相比，蒲鲁东是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这就体现出了蒲鲁东的进步性。青年黑格尔派喜好“宁静孤寂”“像一个巫师”，胡乱地念着咒语，而普通人并不能理解这种回避社会现实的“高深学问”。但蒲鲁东所关注的恰恰是社会的“物质利益”问题，他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展开了批判，而不是如青年黑格尔派一般，天真地以为通过“纯粹理性的批判”就能够改造社会。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不能不引起马克思的极大注意。故而，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对蒲鲁东学说进行了有所保留的“保护”。
反观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评价，其中既有客观肯定，同时也指明了蒲鲁东的缺陷和不足。事实上，他反对的只是青年黑格尔派抹杀蒲鲁东“真正功绩”的那些空论。正如他承认青年黑格尔派在神学批判领域内有历史功绩一样，马克思承认，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是有所贡献的。但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待神学问题的狭隘性一样，他也批判蒲鲁东对待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狭隘性，因为蒲鲁东并未摆脱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和基础的局限，仍停留在政治经济学异化的范围内谈论异化，最终也并没有因为否定私有制而有任何新的发现。由此，马克思也已经认识到，要解决现实社会的贫穷困境，要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首要问题就是揭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秘密。
三、《哲学的贫困》发表与“友谊的终结”
尽管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蒲鲁东的思想，但马克思很快就发现了蒲鲁东的理论与自己的理论存在根本的不同。日本学者城冢登说：“马克思高度地评价了蒲鲁东的功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像世人常常误解的那样，把马克思的立场说成与蒲鲁东的立场完全相同……虽然马克思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接受了种种宝贵的启发，但是，从根本的立场上说，他同它们始终存在分歧。”从《莱茵报》时期到《哲学的贫困》发表，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几乎都涉及蒲鲁东的思想，可见他对蒲鲁东思想的重视。在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成长为一个无神论者、有学问的唯物主义者和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于是，二人的分歧很快地显露出来，二人开始以论著的形式进行公开论战，就此分道扬镳。
（一）在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问题上的分歧
经历了历史观转变的马克思看到，劳动者从贫困处境中的解放，只能由无产阶级亲手实现，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开始为建党做准备，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得以建立，为后面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这个小组的成员有威廉·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斐迪南·沃尔弗、塞巴斯提安、戴勒尔、日果等人。1846年1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委员会是马克思亲自着手建立的第一个宣传组织，是建党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当时还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一个团体。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日果当选为通讯委员会委员。建立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在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工人团体之间建立联系，以便互通信息，交换资料和意见，逐步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做好准备。自成立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科伦、基尔、爱北斐尔特、西里西亚、巴黎、伦敦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同比利时和法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同英国的宪章派特别是宪章运动左翼领袖哈尼，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形成了以它为中心的分布在英、法、德、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通信联络网。
鉴于蒲鲁东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蒲鲁东是法国最合适的“通讯人”。1846年5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邀请蒲鲁东担任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法国通讯人，并邀请他参加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讨论。在信中，马克思明确告诉蒲鲁东，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马克思在信中表达了他对蒲鲁东的尊敬，并珍视他和蒲鲁东之间的“非常真诚的友谊”，这显示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友好态度。在这封信的附笔中，恩格斯写道：“至于我，我只能表示希望，您，蒲鲁东先生，一定会接受我们向您提出的建议，并且乐于同意参加我们的活动。”
但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蒲鲁东是反对建立政党的。在他看来，任何政党不过是统治者实施暴政的工具。他将马克思看作是教条主义体系的制造者和权力主义者，并指责马克思面对卡尔·格律恩这样的同时代社会主义者时心胸狭隘，因为马克思曾经要求蒲鲁东帮助他去削弱格律恩的影响。1846年5月17日，蒲鲁东回信拒绝了马克思，并在回信中反对革命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显示了同马克思观点的根本对立。他认为，建立工人组织的本质，其实就是强迫工人们信奉共产主义，这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别无二致。他指出，社会主义者的真正任务应当是“把批注性的形式或者说疑问的形式再保留一个时期”“共同寻找社会的规律”，而“不要在一切教条主义消灭后使人信奉某种主义”。收到回信后，马克思确信，他与蒲鲁东之间是存在根本分歧的，由此放弃了将蒲鲁东作为法国工人运动联系人的打算。
（二）《贫困的哲学》与《哲学的贫困》
在当时的思想界，蒲鲁东的学说在法国各大支部都有较大影响。巴黎支部的几个领导人都是蒲鲁东的信徒，蒲鲁东的学说不仅在工人反贫困运动中发挥着比较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巴黎几个支部讨论的中心内容。不仅仅在法国，蒲鲁东在德国思想界也颇有影响力，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就对蒲鲁东的学说极为推崇。因此，批判蒲鲁东的观点，肃清其负面影响以争取工人群众是刻不容缓的事情。1846年8月，恩格斯亲自到巴黎向“正义者同盟”支部的工人们宣传和讲解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并同蒲鲁东主义、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展开了斗争。在几次大会上，恩格斯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蒲鲁东学说的缺陷，后来，又签署了《反克利盖的通告》，批判了蒲鲁东的根本思想，给蒲鲁东以沉重的打击。
蒲鲁东写过非常多的小文章，但大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包括两大卷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终于在1846年10月15日正式出版，这本书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译成德文，在工人中散播。在法国，《贫困的哲学》销量非常好；在德国，《贫困的哲学》出版了三个不同版本。蒲鲁东的理论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包括受马克思影响较深的俄国文学家帕维尔·瓦里西耶维奇·安年科夫。安年科夫是俄国地主和自由主义批评家，他在1846年11月1日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安年科夫认为，这本书中有关经济学的部分写得还是很有分量的，他来信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马克思对《贫困的哲学》的看法。
1846年12月，马克思从书商那里拿到《贫困的哲学》之后，便开始进行批判。1846年12月28日，在给安年科夫的回信中，马克思概述了他对《贫困的哲学》的看法，并提出了原则性的批评意见。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历史知识贫乏，他的这本书是一本“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很坏的书”，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启示”等，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断章取义，必须加以批判。恩格斯也认为，“这本书不值书价所要的十五法郎”，并将蒲鲁东的理论归结为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新社会主义体系”。他在理论上对《贫困的哲学》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深刻地揭露了蒲鲁东理论的实质和根本错误。
由于蒲鲁东是法国人，不懂德文，马克思就用法文于1847年写成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这本书不仅在标题上与蒲鲁东的著作针锋相对，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也与蒲鲁东的著作有根本区别。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不仅是直接的，更是严厉的。他深刻揭示了蒲鲁东学说的荒谬性。“这部著作按其思想方式和语言来说，要比蒲鲁东那部矫揉造作的荒唐东西千百倍地更带法国味。”《哲学的贫困》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第一次公开化。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学的贫困》出版后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乏人问津，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只印刷了800本，在工人运动以及思想界反响平平。客观来说，《哲学的贫困》本身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马克思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认为他在这本书中采用了李嘉图的理论去批驳蒲鲁东的著作，直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发表，他才彻底驳倒了蒲鲁东主义。也就是说，在1847年到1859年之间，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其实，在《贫困的哲学》面世之前，蒲鲁东就已经知道马克思在写作一部批判自己的著作，并对马克思发出“警告”，他在1847年5月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对于马克思的“责打”，他是会报复的。实际上，当《哲学的贫困》于1847年7月出版时，蒲鲁东却保持了沉默，他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批判展开系统有效的回击。有学者认为，蒲鲁东未反驳的原因是对马克思的蔑视，他对这种批判不屑一顾。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能让人接受，因为这并不符合蒲鲁东的个性。还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蒲鲁东此时正忙于更为重要的事情，即1848年革命，没有时间来反驳马克思的批评。但抛开种种主观的和偶然的因素不谈，单就马克思的著作本身而言，马克思的批判显然击中了蒲鲁东的要害，蒲鲁东根本无法对马克思的批评作出有效系统的实质性反驳。在这次公开论战之后，马克思和蒲鲁东也就永远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四、对蒲鲁东主义的持续批判
《哲学的贫困》自出版后，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实际影响，但并没有消除蒲鲁东学说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影响。第一次公开论战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共产党宣言》，在其中，蒲鲁东主义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蒲鲁东及其理论的持续批判，直至与其划清界限。
（一）对1848年革命的不同态度
在1848年革命以前，蒲鲁东基本上是以一个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也缺少正式而详尽的纲领。1848年的欧洲革命将蒲鲁东推到了第一线。自此以后，蒲鲁东便以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改革家的面貌登场，出现在法国政治斗争的舞台上。1848年2月，法国人民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利浦的君主立宪王朝，组建了新的临时政府。
对于二月革命，蒲鲁东的态度是否定的。他并没有预见到这次革命的到来，在他看来，这次革命是不成熟的，人民“草率”地发动了革命，革命至少提前四五年爆发了。蒲鲁东认为，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工资和就业的社会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改变贫困处境，而不是革命，革命并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与蒲鲁东不同，对于二月革命的发生，马克思表示了肯定，他这样评价道：“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运动像1848年的革命运动这样以如此动人的序曲开始。罗马教皇给1848年的革命运动以宗教的祝福，拉马丁的风神之琴轻轻地奏出了优美慈爱的曲调，歌唱了所有社会成员和各族人民的《fraternité》——手足情谊。”
一方面，蒲鲁东以“逢场作戏”的态度，聆听了“大炮的美妙而又可怕的轰击声”；另一方面，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会议上，他发表了反对梯也尔的演说，咒骂资本主义私有制，将矛头对准统治阶级。蒲鲁东说道：“一方面我向资产阶级揭示了二月革命的意义，同时我也预告私有制：它应该准备着灭亡……如果私有者不自愿消灭，那我们就来消灭他。”这里所说的“我们”意味着蒲鲁东是把自己作为与资产阶级对立的贫困无产阶级的一员来说的。但在蒲鲁东的发言中，充满了各种“假革命”的漂亮词句，由于他攻击了金融贵族、道德、宗教以及私有制，他曾被《科伦日报》视为“著名的英雄”，一些人开始极力推崇蒲鲁东主张的“社会经济制度”，他关于价值的定义甚至被看作是一切社会改革的起点。
一段时间内，蒲鲁东在法国议会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对于他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恩格斯这样评价道：“蒲鲁东生平最大的胜利，是他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赢得的。我已记不清他发言谈什么问题了，只记得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钟头，激起了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狂怒，因为他讲的纯粹是蒲鲁东式的奇谈怪论，一个比一个更荒诞，而且每一个都是要最粗暴地侮辱听众的最神圣、最高贵的情感。这一切都是用他所特有的枯燥的迂腐的冷漠态度、用平淡的迂腐的勃艮第方言、用世界上最冷酷沉着的声调说出来的。效果——发狂的资产者的舞蹈病——的确不坏。”马克思后来在《论蒲鲁东》一文中写道，蒲鲁东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尽管暴露出他的种种无知，但却表现出他的勇敢，这也是值得称赞的，“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庞然巨物了”。
（二）《资本论》写作阶段马克思视野中的蒲鲁东
1848—1849年革命后，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此后便进入了他自己称作的对政治经济学“重新研究”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表现出对蒲鲁东的持续关注，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蒲鲁东现在在巴黎出版一部‘经济学的圣经’。我要破坏，我也要建设。如他所说的，第一部分他已在《贫困的哲学》中完成了。现在他要来为第二部分‘揭幕’。这部劣作用德文出版了，译者是路德维希·西蒙，此人现在在巴黎满不错地当了克尼格斯瓦特（或者类似的名字，《国民报》派的著名银行家）的代理人。我这里有蒲鲁东的学生的一部新著作：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版。”“蒲鲁东新的经济学著作（《交易所投机者手册》）已经出了七版，我还没有看到。”
马克思写作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以往的一切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划清了界限，首次系统阐明了社会生产的经济关系性质，揭示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完成了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两大理论的创立。达里蒙是蒲鲁东学说的追随者，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开篇，马克思对达里蒙的《论银行改革》展开了批判。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暗含着对蒲鲁东的整个论辩，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在这里，马克思主要继续批判了蒲鲁东试图消除贫困的经济范畴理论以及无息信贷理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提及了达里蒙：“我这里有蒲鲁东的学生的一部新著作：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版。老一套。停止流通黄金和白银，或把一切商品像黄金和白银一样都变为交换工具。”在这里，马克思揭露了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想要通过银行改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保存这个制度本身的意图。
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公开问世，商品和货币理论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得到了系统且详尽的论述。马克思主要批判了蒲鲁东对货币的错误理解，整个第一卷谈到蒲鲁东的地方共有七处，其中三处集中在第一篇的商品理论中。可以看到，这是继《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入彻底的批判，这部著作的前两章“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问世，首次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也从根本上摧毁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865年1月19日，蒲鲁东逝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施韦泽请求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一生作一个评价，于是，马克思写了《论蒲鲁东》一文。在《论蒲鲁东》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一生作了全面且客观的评价，这一评价与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评价是一致的。
（三）巴黎公社：蒲鲁东社会主义的坟墓
1857年，欧洲发生经济危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有增无减，工人更加贫困，处境更加艰难。法、德等国的工人阶级展开了汹涌澎湃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国际工人运动迅速高涨，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共同斗争。在此背景下，1864年，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第一国际成立。第一国际的成员涵盖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等。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起草了两个纲领性文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从根本上规定了第一国际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表明第一国际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与一切危害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革命组织相区别。
虽然蒲鲁东已经去世，但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广为流传，成为一种国际性现象，对西欧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第一国际的巴黎支部中，有不少领导人是蒲鲁东主义者，蒲鲁东的学生继承了他的学说，继续进行活动，想要把蒲鲁东主义强加给“国际”，而拒绝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因此，在第一国际前期，即1864—1869年这一历史时期，第一国际内部的主要敌人是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主要危险，反对蒲鲁东主义成为“国际”前期内部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在第一国际召开的1865年9月伦敦代表大会、1866年9月日内瓦代表大会、1867年9月洛桑代表大会、1868年9月布鲁塞尔第三次代表大会、1869年9月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围绕民族、工人阶级是否应该进行政治斗争、是否有必要成立工会、所有制等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很多重大理论问题得到了澄清，蒲鲁东主义的实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在第一国际内部，蒲鲁东主义逐渐走向破产，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在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蒲鲁东主义虽仍有一定的影响，但已大不如前。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工人通过武装起义斗争，摧毁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巴黎公社。在当时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中，蒲鲁东主义者还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在巴黎公社领导机构中，蒲鲁东主义者也为数不少。在1871年3月26日公社委员会的选举中，蒲鲁东派及其追随者约占了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为布朗基派、雅各宾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拥护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占少数，但公社的许多重要社会和经济措施都是由他们倡议的，特别是拒绝接管法兰西银行的处理方式，给了凡尔赛政府以可乘之机。如果公社当时能够拥有法兰西银行的控制权，就可以阻断凡尔赛反动分子的资金来源。列宁指出，没有去“剥夺剥夺者”以及“没有接管像银行这样一些机构”的行为是葬送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因。所以，对于巴黎公社的失败，蒲鲁东主义者难辞其咎。
巴黎公社最终只存在了72天就被梯也尔政府镇压，它的失败证明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恩格斯说道，巴黎公社“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他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指出：蒲鲁东学说“在本质上无益而且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工人的自由，又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宣告了蒲鲁东学说的彻底破产。自此之后，蒲鲁东主义者的势力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也就大大削弱了。
（四）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者
19世纪70年代，蒲鲁东主义在法国的影响日渐减弱，但仍有一部分蒲鲁东主义者比较活跃，试图在德国推行蒲鲁东主义。1872年，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住宅缺乏问题，蒲鲁东主义的信徒、维尔腾堡医学博士阿·米尔伯格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使每个工人都能成为自己住房主人的办法，公然宣传蒲鲁东主义。因此，恩格斯展开了对蒲鲁东主义的继续批判。
恩格斯写作了《论住宅问题》等一系列文章6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彻底批判了米尔伯格之流的蒲鲁东主义者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企图，揭露了他们试图将现代无产者变为拥有小住宅、小土地的小私有者的反动立场。恩格斯揭示了蒲鲁东主义的社会改良计划的空想性，他指出，蒲鲁东主义改良计划的实质是想理想化地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使现代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小资产阶级化，其理论不能超越小资产者的生活界限，而是集中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和经济愿望。但“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
1887年，恩格斯把这三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汇编成《论住宅问题》出版，并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写了一篇序言。这不仅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也是对蒲鲁东主义的历史总结。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一切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们的所谓“实践”。他说：“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那些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幼年时出现的宗派创始人制造出来的。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培养出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适用于一切场合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恩格斯对米尔伯格发起的论战，致命地打击了后者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传播蒲鲁东主义的企图，坚定不移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世纪80年代，蒲鲁东主义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有一部分信徒，它已经完全被工人所抛弃。部分蒲鲁东学说的追随者虽然也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却遭到了工人的批判和抵制。蒲鲁东主义在理论上已经被彻底驳倒，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彻底行不通的。
五、结语
无产阶级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现象，也是古往今来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回答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是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共同点。作为同属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二人都是以现代贫困为理论起点，从而打开“社会主义”的大门。但是在对现代贫困和摆脱贫困之出路的研究方面，马克思和蒲鲁东截然不同。在反贫困问题上，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交往长达四十年，从对《什么是所有权》的肯定性评价到《神圣家族》中对蒲鲁东有所保留的“保护”，马克思批判地看待蒲鲁东理论的积极因素，表达了对蒲鲁东的赞赏与肯定；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手稿，马克思揭示了蒲鲁东在贫困问题上的局限性，并以此为参照深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中去把握现代贫困的实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之上的现代贫困，并在物质实践中去寻找贫困问题的破解路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尽管蒲鲁东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并对私有财产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仅仅只是停留于表面上，根本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因此，蒲鲁东的这种批判是无力且软弱的。从其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蒲鲁东在事实上沦为了默认现实贫困合理性的“宿命论者”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其理论终将沦为空想。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