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是继马林、维经斯基之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第三任代表，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亦称团长）。
罗易（1887—1954），印度人，本名纳伦德拉·巴塔尔亚，又名鲁依、罗益等。学生时代即参加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1917年定居墨西哥，他参与创建墨西哥共产党，任总书记。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二大，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受到列宁的赏识。1924年至1927年，他一直是共产国际执委和主席团成员。1926年底奉派来中国，指导中国革命。1927年7月初回莫斯科。1929年12月，因反对共产国际六大决议和发表反对国际文章被开除。1930年回到印度，从事民族解放运动，被英国当局逮捕，关押5年。出狱后加入国大党，因政见分歧，1940年被开除。后组建激进民主党，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结束后，他宣布解散自建的党。晚年著有《罗易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经历》等。1954年1月病逝，终年67岁。
肩负使命来中国
1926年冬至1927年初，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一方面是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联合阻止北伐战争的推进，蒋介石、汪精卫正酝酿着对统一战线和大革命的背叛。中国革命如何发展？中共如何调整斗争方针？共产国际对此十分关切。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共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列席会议。鉴于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出现的新危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问题，斯大林、布哈林等都作了发言，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成员罗易在发言中强调，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必须明确提出土地革命。12月16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它长达万余字，分为7个部分，基本精神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发展的重点是土地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并努力争取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团结左派，批判中间派。
这次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根据谭平山的建议，特派主席团成员罗易作为驻中共首席代表来华，贯彻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指导中国革命。
◆谭平山
1926年底，罗易和谭平山一起，取道海参崴来中国。与他们同行的有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参加革命的中国学生约30人，以及共产国际组织的国际工人代表团。1927年2月16日，罗易一行抵达广州，停留了三个星期。他在这里写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一个警告》《注意领导人》等文章，阐述对中国政局的看法，并对蒋介石可能叛变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警告。他明确指出：如果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采取妥协政策，有可能使革命被出卖，这种危险越来越严重，必须提高警惕，把人民的意志和精力引导到挽救革命的事业中来。这些观点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判断，是非常重要而及时的。2月至3月下旬，罗易和谭平山还在广东视察指导工作。
3月下旬，罗易在谭平山陪同下经长沙前往武汉，在长沙群众冒雨欢迎他和国际工人代表团。4月2日，罗易到达武汉，与刚从上海迁来的中共中央会合，受到中共和苏联驻国民党代表鲍罗廷的热情接待。从此，罗易担任起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或称团长），成员有维经斯基、鲍罗廷、多里奥等，开始了一段重要而艰难的历程。
4月4日，罗易出席了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委、湖北区（省）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全会、中共五大以及准备召开全国国民会议问题。会议至20日结束。此时陈独秀还在上海，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决定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五大。罗易建议组成三个委员会，起草大会文件。他还建议陈独秀应该立即来武汉视事。罗易在中国的工作正式起步。
“四一二”政变后的罗易
罗易到达广州之前，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许多事实，已经察觉到当前局势的危险性。1927年1月28日，中共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指出：国民党右派力量正在加强，并倾向于同中间派和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国民党内已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共浪潮，国民运动到了一个最严重的时刻。1月底，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传到中国，中共中央对这个决议进行了认真讨论，表示接受。同时，强调了革命领导权和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发生了一些袭击革命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的反革命事件，各帝国主义不断发出干涉中国、支持国民党右派的叫嚣，阴云笼罩着全国。但是，4月5日，陈独秀却在上海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还说“国民党领袖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均是谣言。这严重麻痹了党和工人群众的警惕性。同日，陈独秀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上海，迁往武汉。
1927年4月12日，终于发生了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3天后，广州又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反革命事件发生后，罗易显得软弱无力。4月13日，他致电蒋介石，竟然不提刚发生的严重事件，只是好言劝告蒋介石从南京来武汉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企图通过会议解决问题。在敌人的屠刀砍来的时候不是起而抗击，而是和颜悦色地作揖哀求，实在令人惊诧！
◆1927年4月2日，罗易（前排左四）与谭平山（前排左三）、蔡和森（二排左三）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成员合影。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措词强硬的《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严正指出：蒋介石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叛徒，成为反革命势力的核心人物，也是共产国际的敌人。
4月13日至16日，罗易出席了在汉口举行的中共第四届执委会三中全会，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政治报告等文件时，他与鲍罗廷、陈独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鲍、陈主张先行北伐，攻下北京再搞土地革命。他们担心先搞土地革命，会使统一战线破裂；罗易则主张先进行土地革命，巩固两湖根据地，再进行北伐。他担心先北伐，会没有群众基础。多数人赞成罗易的观点。会议通过了巩固两湖根据地的决议。但是两天后，这个决议即被推翻，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北伐。三中全会根据罗易的建议，成立了农民土地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为五大准备材料。
4月2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但蒋介石的血腥屠杀仍在继续，形势异常严峻。拖到4月22日，罗易和鲍罗廷才发表《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谴责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凶手，应当在全中国铲除产生蒋介石主义的基础，向他的势力进攻。
上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告世界人民书及宣言，表明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抛掉了幻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有了重大改变。但是，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并没有提出有效的办法，以对抗蒋介石掀起的反革命浪潮。
罗易在中共五大上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致开幕词，罗易作为共产国际首席代表向大会致祝词。鲍罗廷、维经斯基，以及莫斯科派来指导中国政治学校工作的米夫均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全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和斗争方针。
罗易全程参加了中共五大。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说服中共五大，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新路线的决议。为此，他在中共五大上先后作了5次发言，既批评陈独秀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与组织报告》，又批评鲍罗廷的观点，摆出一副唯我正确的姿态。会中后来五大代表们所讨论的，并不是陈独秀的报告，而是罗易的带有指示性的讲话。中共五大的实际领导者既不是陈独秀，也不是瞿秋白，而是罗易，他主导着大会的指导思想和进程。
5月1日，罗易向大会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报告强调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现在应使革命深入，实行土地革命，以巩固革命基地。但是，罗易对如何实现领导权，如何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都没有提出具体办法，对统一战线中的严重斗争也缺乏应有的认识。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他又作了《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长篇演讲，对陈独秀4月29日向大会作的报告中的所有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陈独秀主要是讲过去的工作，而对未来既不分析，也没有指明前途，同时对党内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回答。罗易的讲话差不多用了半天的时间，讲了党应当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等理论原则问题。所以，后来大会的讨论发言主要是围绕罗易的讲话。
◆中共五大武汉会址。
罗易的5次讲话，所谈问题十分广泛，重点是农民问题。他认为，中共首先考虑的根本问题是：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保卫胜利果实；组织农村自治政府；建立国家机构，实现民主专政；建立革命军队。为此，必须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摧毁农村的反动基础。
罗易在大会上还批评了鲍罗廷提出的把革命根据地建立在西北的主张，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表现。另外，他还围绕下一步先做什么的问题，与鲍罗廷展开公开地、激烈地辩论。鲍主张密切同武汉政府的联系，在土地革命方面作出让步，先继续北伐，广泛出击，打下北京后再进行土地革命；罗则主张先开展土地革命，不能迁就武汉政府，巩固两湖，然后在革命深入的基础上举行北伐，以免伐来伐去，毫无成果。鲍、罗二人都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据，都说是为挽救中国革命，在会上争论得不可开交，各不相让。最后，会议作出了体现罗易观点的决议，他自然高兴。而鲍罗廷则内心不服，所以这场争论延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在共产国际内部同样争论得很激烈。后来人们把罗、鲍的这场争论概括为“深入与广出”之争。
◆图为当时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罗易和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观点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争论和批评。瞿秋白特地写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在大会上散发。出席中共五大的蔡和森，对于罗、鲍的争论说过一段很有意义的话。他说：“罗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对的，很可贵，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但是不够。……以我看，老鲍是有办法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无办法。”
罗、鲍之间的矛盾，除政见不同外，也有闹意气的因素。鲍罗廷觉得：我当共产国际密使时，你才是个22岁的小青年，是我帮你在墨西哥创建了共产党，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摆领导人架子；罗易认为：我是共产国际执委和主席团成员，又是首席代表，当然有资格领导你。两个人互不服气。罗、鲍之间的矛盾和争论表现在许多问题上。他们一起出席中共中央的会议时，往往是由罗易大发一番议论，之后便是鲍罗廷反驳，常常把陈独秀、瞿秋白、维经斯基等卷进来，使会议流入冗长的理论争辩，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日常工作，使很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在争论中被搁置起来。1927年5月，共产国际针对“深入与广出”之争，作出深入与广出并举的决定，调和了罗、鲍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对汪精卫幻想的破灭
罗易是一个中“汪”毒很深的人。他轻信汪精卫，把反对蒋介石和挽救中国革命的赌注押在汪精卫身上。
1927年4月9日，陈独秀率中共中央秘书厅从上海抵达汉口。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独秀与汪精卫会谈情况的报告，主要精神是以妥协退让维持国共关系。5月13日，政治局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决议，强调无产阶级只是帮助国民党左派领导革命。这表明罗易支持陈独秀依然坚持右倾主张，幻想依靠汪精卫挽救中国革命。
5月17日，湖北发生夏斗寅叛变；5月21日长沙发生许克祥制造的“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但6月28日，陈独秀把持的中共中央，却借口避免给反动军官以反共口实，决定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
在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一直对汪精卫抱有幻想，想与他搞好关系，维系统一战线，共同反蒋以挽救革命。1927年5月末，罗易、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同时收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电报指示，内容包括实行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组建革命军队（武装五万工农、二万党员）、惩办反动军官等。这是具有重要性和高度机密性的文件，理应严格保密。但罗易为了讨好汪精卫，以换取汪的信任与合作，却在收到电报的当天，把中、俄两种文本的国际指示擅自拱手送给汪精卫。据罗易辩解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在这关键时刻，去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去恢复汪精卫的信任”。共产国际对罗易此举，甚为不满。
这时的汪精卫正准备叛变革命，但找不到适当时机和口实。他看到罗易送来的电报后，觉得时机到了，便借口共产党要实行共产夺权，立即策划“分共”（胁迫共产党员退党，以分化之），向共产党及广大革命群众开刀。汪精卫说，当他看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后，就感到如同坐一只船，“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这“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于是，汪精卫立刻采取了一系列反革命行动。他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伦等140余人在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中的职务；实行“宁汉合流”（蒋汪合流），共同反共；与各军队头目频繁密会，策划反革命军事活动。但罗易和陈独秀却没有采取应对措施，唯恐统一战线破裂。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罗易提交的充满右倾观点的《中国（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纲领》草案，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湖南问题，许多人主张组织湖南暴动，进行武装斗争，并决定派周恩来去湖南指挥实施。但罗易表示反对。为此，周恩来与罗易发生激烈争吵。后来，几次修改计划仍未能实行。
由于中央和罗易的右倾退让，汪精卫终于在7月15日决定“分共”，与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实行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进行逮捕和屠杀，使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和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毛泽东认为，导致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应负主要责任，第二个应负责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的左边一点点，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会道，而且说的太多，却提不出任何现实的办法”。毛泽东还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毛泽东还特别提到罗易向汪精卫“告密”这件事：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文件，指示党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拿到了一个副本，马上送给汪精卫看。这种轻率做法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武汉政府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使党的力量崩溃。
罗易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失败的。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在中国工作了不到5个月，1927年7月初就被调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又派罗明纳兹和纽曼作为代表，7月23日到达武汉，帮助指导中共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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