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多半是问“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知乎上有人问读《资治通鉴》的意义是什么，很多答主高谈阔论引经据典，却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不具备任何的现实意义。
因为，除了反反复复刷屏的“通鉴被教员通读了17遍”这个经典的故事，谁能再找出一个靠读《通鉴》改命的人呢？
况且，就算是毛主席读过17遍，你看见了吗？对他的影响真有那么多吗？他不读这套书就不能成为伟人了吗？
读了某些书就变牛了，就开悟了，这是独尊儒术的后遗症。
王阳明、曾国藩，孙子兵法，资治通鉴，论语孟子、遥远的救世主……20块一本，烂大街的“顶级思维”“终极智慧”“屠龙术”诸多名头除了让书商的腰包鼓起来和自媒体作者赚流量以外，到底又有几位牛人靠读这些书实现逆天改命的呢？
什么帝王之书，就算你把它倒背如流，你敢说你就干得下一个3000人的行政村的村长？
基层工作可不好干，闹不好是会被农民推到田里滚一身泥的。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省点力气，把手头事做好，珍惜身边人，不然一定会“道理装了一箩筐，做起事来吊儿郎当”。
此外，还要老老实实地向毛主席学习。
一、欲读书，先择书
青年毛泽东主张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被人送外号“毛奇”。这里的“奇书”，说得就是他对书的选择，面对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范畴。
比如，在做工农运动时，就需“以书领路”，立一面旗帜，用理论的力量带来现实的力量，让一个阶层紧紧抱在一起；在做军事指导时，就需“书剑双修”，用读书来陶冶、磨砺手中的那把剑，让剑发挥效力；在做政治工作时，更需要用书来改造思想，达到“书心合一”。
毛泽东读书，目的在于提高人生的境界和做事的本领上，既做“奇人”又办“奇事”。
他想明白这个问题时，只有22岁。那年，他在湖南一师读书，传统文化让他着迷，样样都想学，样样都想精通，可是，几千年的积淀，又岂是一个人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做到的呢？
只能选择自己的书单。
他结合关于宇宙“大本大源”的思考，给好友萧子升写了一封信，一口气列出77种经史子集方面的经典，还说“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
这个书单，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一直变化着。在毛泽东逝世后，工作人员清理他的藏书，竟达9万册之多。
那么，“奇”在哪里呢？
他读书可不只是数量多，而且是质量高、效果好。
毛泽东对书的选择，除了历史、哲学、马列，还触及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等等，他都有兴趣并且下功夫
阅读和了解。
1958年，他让高级干部阅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从书里弄清楚农作物为什么会增长。后来，他提出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八字宪法”，显然是受此书影响。
这也是读书用书之“奇”的一个例证。
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毛泽东承认西方走在了前面，并力主向他们学习。同时，他主张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在1960年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时，他说：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
简单几句话，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开创了对外关系之“奇事”。
二、读书的目的在于实践
读书的动力无非三种：现实所需、兴趣爱好和政治正确。一个是由行而知的激励，一个是从内心获得的满足，还有一个是“大家都在说读书好”而赶时髦。
1920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第一件事就是开办书店。这个书店不是为盈利的目的，而是他的理想的外化，所售的书目都由他亲自选择。其中，最多的当属从海外翻译过来的书籍，他要把新思想新文化介绍到中国，以改造国民的思想。
从卖书这件事上看，他显然把读书和现实联系起来，即读书是为了一种理想的实现。在每个不同时间段，他自己的或者他推荐给别人的书目，都是为了解决最重要最紧迫的现实问题。
如果说办社团、开书店还只是一介书生的奋斗，那么1927年大革命前后的考验，已然让他成长为成熟革命家和政治家。他读书的目标更加具体和实际，决心下功夫编纂五辑六十本的《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他尽量让这些书简短直白，因为读者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一线战士和基层工作者。
1932年开始，毛泽东屡遭打压，步入人生低谷，身边“连个鬼影都看不见”，他的正确主张被称为“山沟沟里的狭隘经验主义”。他也发现自身在马列理论反面的欠缺，开始认真阅读马列主义经典之作如《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等。
在1937年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前，他细读过李达等人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让“两论”成为指导革命与建设成功的思想根基。1938年5月，他写的《论持久战》，也吸收和发挥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一些观点，最终精准预言了日本侵略者的结局和命运。
这样从实践中诞生出的“奇”，开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三、在读的过程中实现转变
无论是书内，还是书外，“活”是读书的最高标准。
怎样做到呢？
1958年11月，毛泽东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把他的读书方法概括为两条，一是当“联系员”，二是当“评论员”。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二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
这样的“活”，也自然是“奇”。
毛泽东读奇书，还“读书奇”“奇读书”，这里的“奇”，简单讲，就是实现转变：把书本知识转变为思想认识，把认识转变为智慧，把智慧转变为能力，把能力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升华。
评判读书效果的好坏，也在于此。要看是不是能够从书本到实践，进得去、出得来。要看是不是能够从主观认识到客观实际，每一步都有转变、有提升。要看是不是能够从一个弱者转变为一个强者，从幼稚转变为成熟，从新人转变为老手。凡此种种，读书若有体会，定然在思想在行为上有所转变。
毛泽东就是通过读书实践实现身份跨越转变的典范。
据吴玉章回忆：“《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这种认同，“与一般的组织安排不可同日而语”
再莫问读书的意义了，为了转变而读吧，不管是心性、思想，还是身份、地位，有转变就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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