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
对《黑与白》进行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欲购此书，请点击此处（https://book.kongfz.com/768075/6648538015）。
1.神医
这一年，邳镇卫生院的对面开了一家诊所，开诊所的医生姓武名伯仲，他的名字就是诊所的名字。
武医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像个中学老师。他坐诊时总是穿着一件黑里子绣白色花纹的对襟上衣，梳着大背头，乌黑油亮；让镇上人感到诧异的是，他不长胡子，像个娘们儿。有人怀疑他并不是不长胡子，而是剃掉了，但据到诊所看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说，他嘴上光溜溜的，不像是剃掉的；由于不长胡子，让人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也看不到有显眼的皱纹；有人猜他六十多了，也有人说他才四十多岁，都没个准头。
渐渐的，人们对武医生的年龄和胡子的兴趣转到他的医术上来了。起初，镇上人对武医生的医术抱着一种怀疑的心理，并没有当回事儿，去伯仲诊所看病的人也寥寥无几。近几年，镇上的私人店铺越来越多，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私人诊所也陆陆续续出现过几家，但要么无人问津，要么过不了一段时间便关门大吉了。邳镇人对那些摸不清来头的江湖郎中总是不太信任，习惯了去公社卫生院看病。尽管公社早已解散，但人们还是习惯称镇卫生院叫“公社卫生院”。他们觉得，武医生胆敢把诊所开到卫生院对面，多半有什么背景，比如跟邳镇甚至楚州的什么领导是亲戚，要不就是给领导送了礼，否则能让他在卫生院门口开诊所？那不是同公家叫板吗？
但后来证明他们错了。
前先是邳镇一家姓仇的木匠得了肝病，家里人把他送到省城和楚州的医院，但没住几天院就给抬了回来，说是肝腹水晚期，肚子都大了，活不了几天了，与其在医院里白花钱，还不如回到家里好吃好喝，过几天快活日子。仇木匠还不满四十岁，手艺高，人缘也不错，镇上一半的人家都请他做过木匠活，见他年纪轻轻的就要死了，不免动了恻隐之心，纷纷登门探望。不久前还那么精力充沛的仇木匠躺在床上，双目无神，面皮寡瘦，身边围着他的女人和几个孩子，最小的是个女孩，刚学会走路，大的是个男孩，正在上初中，跟宗天一是同班同学，叫仇小苏，此时也请了假，跟全家人一起愁眉不展地围在病重的仇木匠身边，一副哀莫大于心死的神情。前去看望的人见了这个情景，无不伤心落泪。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听说武医生治肝病很有办法，何不去找他看看？”
“哪个……武医生？”有人问。
“就是公社卫生院对面新开业不久的伯仲诊所的武医生呗。”
“你咋晓得他会看肝病的呢？”
“听好些人这么说……”
“江湖郎中的话不可信吧？”
“要晓得梨子的滋味儿就得亲口尝一尝，不去试试咋晓得可不可信？再说人都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总比躺在家等死强么！”这最后一句怕病人听见，是压低了声说的。很多人觉得有道理，仇木匠的女人本来已经绝望了，这时也动了心，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把仇木匠抬到伯仲诊所去了。
仇木匠在伯仲诊所治了一段日子，竟然痊愈了。身体原本瘦得像一片树叶，站都站不稳的仇木匠，奇迹般地又出现在邳镇的街上，黄皮寡瘦的脸上露出了健康人才有的红润。他的儿子仇小苏也回到邳镇中学上课了。仇小苏和宗天一同桌，自从他爹生病后，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上课了。
关于武医生治好仇木匠肝病的事迹很快风一般传开了。至于他究竟开的什么药，用的什么法子，很少有人知道。有人曾向仇木匠和他老婆打听武医生开的方子，他们都讳莫如深。但邳镇人对武医生开始刮目相看，能治好大医院都无能为力的肝病，可见他是有点真本事，非一般的江湖郎中可比。于是，去伯仲诊所看病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奇事。
邳镇乡下的朱家台子有一个叫朱老倌的农民，肚子里长了个瘤子，一开始只有鸡蛋大小，平时感觉不到，只是每天打嗝胀气，放屁不断，因此并没有在意，后来，瘤子越来越大，饭都吃不下去了，这才去医院。朱老倌先去的是邳镇卫生院，医生把听诊器刚放到他肚子上，就像被开水烫一下似地移开了，二话不说，赶紧挥挥手，“快、快送到楚州医院去吧，再不去就来不及了！”结果到楚州医院一查，癌症晚期。朱家人问要不要去省城医院，医生说：“他这病就是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也没救，顶多让病人多受点罪。还是赶紧抬回家，好吃好喝伺候，没准儿还能多活几天……”朱家人只好把病人抬回来了，从长途汽车上下来，正要回朱家台子，碰上一个在邳镇做篾匠的同村人，好心地提醒道，“伯仲诊所的武医生专治疑难杂症，前不久镇上的仇木匠都要准备后事了，硬是让他从阎王殿门口拉回来了，你们何不去找他看看？”
没想到，篾匠不经意一句话，把朱老倌的命给救了。在伯仲诊所治了三个月后，朱老倌肚里的瘤子完全消失了，每餐能吃三大碗饭，下田栽秧，上山砍柴，干活比一个壮劳力还强。
再后来，镇上的裴疯子也让武医生治好了。提起这个裴疯子，邳镇的大人小孩，没有人不知道的。裴疯子大名裴永玉，是邳镇大地主黄耀祖的小儿子。黄耀祖有五个老婆，裴永玉是他的第四个老婆生的，黄耀祖三十年代就被红军镇压了，所以他一直随母亲姓裴，50年代初毕业于东江大学国文系，年轻时在楚州市文化局当过干部，由于他父亲的原因，没能加入共产党，便退而求其次，加入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盟，还是民盟楚州支部的成员。1957年，积极参加“大鸣大放”，结果被打成了“右派”。裴永玉划为右派后，被遣送回老家邳镇，同他母亲，也就是黄耀祖的四姨太一起生活，接受劳动改造，不久就疯了。裴永玉以前是个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人，自从发疯以后，头发又长又乱，像一堆烂稻草，指甲留得很长很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裴永玉跟发起疯来就打人骂人的“武疯子”不同，而是个“文疯子”，每天在邳镇街上逛来逛去，高谈阔论，从古代到现代，从政治到文化，从国内到国外，像发表演讲似的，一边喊一边挥舞双手：“变天啦，变天啦……”
没成想，疯了几十年的裴疯子竟然有一天会被伯仲诊所的武医生治好了。裴疯子的病治好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他不再一天到晚在邳镇街上闲逛，发表演讲，也不再喊“变天啦，变天啦……”
武医生从此获得了“神医”的称号，名气很快从邳镇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许多患者慕名前来求诊，一时间，原来门可罗雀的伯仲诊所变得拥挤不堪、络绎不绝。相比之下，对面的公社卫生院冷冷清清，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长此下去，卫生院也许就要关门了。为了改变这种糟糕的局面，镇政府一度想以“无证经营”为由取缔伯仲诊所，但最终没有下手。具体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许多被治愈的患者联名向上面写信求情，也有人说是武医生通过关系打了招呼，邳镇政府才没敢贸然下手，但不管哪一种原因，伯仲诊所的名声越来响亮，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据说，武医生每天都要去镇上的银行存款，提着一个装满钞票的皮包，身后还跟着一个胸前挂着相机、戴太阳镜的年青人；据说，那是武医生为了防止坏人打劫雇的保镖……
不久，宗天一领着他的妈妈出现在了伯仲诊所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