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锡九，1872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任庄村的一个地主家庭。李锡九早年追随孙中山，老同盟会会员。他忠实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投身于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为党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首席常务委员、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和军事裁判所所长。大革命失败后，直到全国解放，他利用特殊身份，长期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和开展抗日活动。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3月10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80岁。
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锡九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朝末年。他目睹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横暴，立志投身于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斗争中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05年，李锡九赴日本留学。就在这年7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欧洲来到了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经人介绍，他结识了孙中山，逐步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
1907年，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相勾结，颁布了一个取缔中国留学生反清活动的规则。在同盟会的领导下，留日学生积极开展斗争，抗议日本政府的这种无理举措。李锡九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最后，因抗议无效，他愤而回国，在保定担任直隶警务学堂学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李锡九和同盟会北方组织的一些同志，积极奔走声援，中华民国成立后，李锡九当选为直隶省议员，1913年4月，又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就被袁世凯窃取。这时，袁世凯认为国会不仅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成为他建立专制独裁统治的障碍。于是，袁世凯开始向国会开刀，千方百计地踢开国会。作为国会众议员的李锡九，与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作了坚决的斗争。
袁世凯死后，国会于1916年8月正式复会，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冯国璋被补选为副总统，但实权却为担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所把持。李锡九嫉恨冯国璋等人仇视革命的行为，曾竭力反对冯国璋当选副总统。
1917年张勋拥清复辟，国会再度被解散。张勋复辟很快失败，段祺瑞又乘机控制了北京政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社会政治依然如故。
是年7月，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人乘“海深号”军舰自沪南下到达广州，举起护法旗帜，号召各界“同心合力”，奋起护法。李锡九率先响应南下护法，于8月到达广州。8月18日，孙中山于黄埔公园设宴招待南下的国会议员，讨论召开国会问题，由于不足法定人数，遂改为召开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李锡九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非常国会议员。
◆李大钊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1922年，国会在北京复会，李锡九离穗北上。不久，在北京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贯彻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推进国共合作，他仍保留国民党籍，以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秘密开展共产党的工作。1923年，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后，他愤然回到故乡安平县任庄村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为了让广大贫雇农和妇女懂得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他变卖了家产，筹集资金，领导广大贫雇农拆旧庙，修建了四间房舍，购置了桌椅板凳、灯油炭火等教学用具，办起了农民夜校和女校，发动进步知识分子李洛擎、李子逊、李纪元等任教，边教文化知识，边宣传革命道理。他亲自宣讲马列主义，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并先后发展了本村李少楼、李杏增、李振庭和饶阳县的韩子木等人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中共安平县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了动员贫苦农民学习，他首先让自家的长工和女儿带头入校，并给贫苦学员以生活补助，方便其入校，使夜校学生达40多人，女校学生30多人。在他们的教育和开导下，学员觉悟迅速提高，不少女学生积极发动妇女剪辫子、放足，参加革命活动。夜校学员还组织音乐会，进行革命宣传。后来，李锡九离开家乡后，仍十分关心两校情况，每年秋季总要给家和村里写信，询问“收成如何”并说：“如收成不好，可用我家的粮食周济贫苦农民，也可把我的地卖掉，供两校费用，无论如何也要把两校办好。”在李锡九的关心、支持下，两校先后有二三十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少人成了党的外围组织中的骨干，为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培养输送了骨干力量。
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党员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要求各省至少有1名中共党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锡九、于方舟、江浩3人作为直隶省和天津的代表前往上海。由于李锡九是中共秘密党员，所以，他是以国民党直隶省和天津市代表的公开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的。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原则，接受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李锡九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大会上的慷慨陈词，驳斥了冯自由等人反共言论，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当他发言结束回到座位后，毛泽东走到他的位子前看了看他座位上的名字。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登门拜访了他，与他进行了长谈。在这次大会上，李锡九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后，李锡九、于方舟、江浩等人遵照李大钊的指示回天津，负责筹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和中共天津地方组织。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发展共产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是与开展国民运动、发展国民党组织同时进行的。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在“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日，“须有相当的活动与宣言”。李锡九、于方舟等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力筹备组织各项活动。27日，李锡九代表中共天津组织出席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协助中共天津组织全力筹备各个纪念日的工作。随后，中共天津组织又召集天津市学联负责人会议，讨论并布置工作。5月1日，天津党团组织发动各界举行游行示威，以纪念“五一”节和在京汉铁路罢工中被枪杀的林祥谦、施洋等烈士。4日，天津市学联主持召开有700人参加的纪念“五四”大会，天津市党、团组织特邀中共中央特派员蔡和森到会演讲。5日，天津市党团组织举行报告会，纪念马克思诞辰106周年，蔡和森再次应邀到会发表演说。7日，在天津党团组织的发动下，天津“五七”国耻纪念会在南开中学操场举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时的李锡九已经50多岁了。但他不辞辛劳，奔波于直隶各地开展工作，表现得特别活跃。
迎接孙中山北上
李锡九作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国会议员，当时在北方一带是有一定声望的。他除在北方发展国民党组织以外，更重要的是发展共产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李锡九与当时在直系的冯玉祥将军及其许多下属高级将领和幕僚交了知心朋友。为了瓦解军阀势力，李锡九说服和鼓励冯玉祥脱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腐朽反动势力，站到爱国爱民反帝反封建的新的国民党一边，并且在与冯玉祥关系至为密切的胡景翼和孙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帮助冯玉祥分析形势，极力说服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改变态度。由于冯的变故，使当时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为了表示忠于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改称国民军第一军，胡景翼部称为国民军第二军，孙岳部称为国民军第三军；后来，方振武部称为国民军第四军，刘珍年部称为国民军第五军，邓宝珊部称为国民军第六军。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毅然决定北上，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于是，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地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北上，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天津是孙中山北上的必经之地，李锡九又全力投入了组织天津各界人民欢迎孙中山北上，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
◆1924年12月孙中山扶病北上，在天津车站留影。
12月4日，孙中山乘船到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时，李锡九和于方舟、江浩、马骏等人上船迎接孙中山，孙中山紧紧握着江浩、李锡九的手说：“兄弟是谋求救国之士，曾两次来天津，这次抱病北来，不是争权力的，而是为了消弭内战，主张南北议和，促成国民会议，废除各列强不平等条约。”
1925年11月，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发动了“反奉倒段”的革命运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逼近天津，准备赶跑驻守天津的奉系李景林。为配合国民军的军事行动，在国民军第二军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刘格平受中共河南组织的派遣，来到天津，和中共天津地委取得联系，准备组织天津工人暴动。刘格平到天津后，和李锡九接触最多，不少活动都是李锡九亲自安排的。
李锡九、于方舟、江浩、袁子贞和刘格平反复研究暴动计划，并在豪福洋行购买了枪支、弹药，建立了300余人的天津工人别动队，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刘格平回忆说：“我认识李锡九同志是在1925年冬天。……我从此就忙着做暴动的准备了，我们不能每天见面，天津周围的枪声越来越响得厉害。于方舟、李锡九、江浩、袁子贞都给我们动员人、挑选人。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天津工人虽然不少经过‘五卅’运动，工人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我们的组织力量还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天津多半是轻工业，如纺纱、卷烟，这些厂又多半是女工，有些机械加工工人，这些厂规模都不是太大的，最后总算选了一部分人要进行一些训练，李锡九同志从中尽了不少的力。”
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1926年3月22日，国民军第三军撤出天津后，在天津的国民党等机关又都转入地下。李锡九也随同国民军撤离天津，南下广州。
李锡九到达广州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一起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首席常务委员（未设院长），但他仍秘密参加中共支部的活动。据徐彬如回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山大学相距不远，所以他（指李锡九——作者注）和林伯渠都参加中山大学的中共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我任中山大学总支部书记，他和林伯渠、吴玉章的党费都交给我，每月80元。在总支部中，他和林伯渠的年龄最大，都已59岁了。李锡九同志为人耿直，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坚决。不几个月，林伯渠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工作，李锡九也走了，可能是到武汉去了。”
1927年2月21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李锡九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兼军事裁判所所长。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李锡九和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强烈谴责了蒋介石的行径。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就在这时，武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徐谦以李锡九为共产党员为名，下令逮捕了李锡九，关押于武汉军警督察处。恰巧该处处长过去曾被军事裁判所判死刑，后经李锡九审核认为量刑过重，予以改判。这个人感戴李锡九的救命之恩，将李锡九安排在他家中暂避。后经国民党内一些老朋友的营救，在九江的汪精卫致电汉口方面，把李锡九释放了。李锡九由汉口经上海回到北平，在右安门内躬亲耕作，种菜务农藉以掩人耳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锡九南下香港、广州，以图联合汪精卫以及粤桂军人反蒋抗日。这时，蒋介石也在拉拢汪精卫，让汪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李锡九试图劝阻汪精卫，结果汪精卫还是听从了蒋介石的安排。李锡九愤而北返。
1932年春，冯玉祥避居泰山读书，李锡九曾应邀前往泰山。当时，冯玉祥在泰山还曾邀请了一些知名的教授。李锡九和这些教授们一起纵论天下大事，思想上有不少共鸣，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时期，李锡九不仅积极反蒋，而且积极为抗日奔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李锡九正在北平。他接受并拥护中共逼蒋抗日的指示，积极奔走于有关方面进行工作。不久，即毅然决定不顾路途艰难，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李锡九来到他内心一直向往的延安。在延安，他耳闻目睹了共产党人艰苦卓绝、舍身忘己的精神，心情倍感振奋。这一次在延安，毛泽东会见了他，同他叙旧并几次长谈。后来，李锡九把女儿李芝光也送到延安参加革命。李芝光被安排在延安保育院工作。毛泽东见到后，得知她是李锡九的女儿，便尊称她为大姐，特地送她一匹川马，说保育院离延安40里，有匹马骑往来便利些。
毛泽东对李锡九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红军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时说：对于真正的三民主义纲领，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早已执行。“并且十年来真正的三民主义传统也仅仅在于共产党一方面，国民党除若干分子如宋庆龄、何香凝、李锡九等人而外，抛弃了这个传统。”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李锡九奉中共中央指示，赴河北孙殿英部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9月27日，周恩来在致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就说，已派边章五、李锡九、杨秀林、孙叔东分别与孙殿英、许权中、赵寿山、张荫梧接头，使他们背靠太行山脉进行游击战争。此间，李锡九曾在西安，和中共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接触频繁。据徐彬如回忆：“邓小平和卓琳从延安出来，经西安到前方去，在办事处同李锡九见面。因为李锡九同鹿钟麟私交比较好，邓小平请李锡九介绍了河北的情况，并请他给河北的有关人士写信，布置河北的工作，主要的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李锡九给邓小平写了介绍信。”
李锡九到孙殿英部后被委为顾问。1938年，孙殿英部有一部分渡过黄河到豫西。当时，中共估计日本侵略军将会向河南大举进犯，决定在豫西开辟敌后战场。李锡九奉党的指示在豫西利用孙殿英的名义，召集了几百学生筹办了豫西教导大队，训练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李锡九后来又担任国民党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的顾问，还曾一度被委为河北省政府委员。
周恩来曾赞他是“老成谋国”
抗战胜利后，李锡九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利用在国民党内的老关系，一直在华北国民党上层军政官员中进行统战活动，从事瓦解国民党军队、争取一些国民党军队的起义等工作。他曾参与策动高树勋的起义。后又在北平通过耿毅做国民党华北补给区司令耿右麟的工作，使其将一批军用物资交给中共军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民革代表合影，前排左一为李锡九。
李锡九曾经作为傅作义将军的秘密使者，赴平山西柏坡和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解放事宜。1948年冬，李锡九、耿寿伯曾致电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并转毛泽东：“锡九等于鱼晚抵易县厂城德顺长，有要务极待商决，请派负责人速来，并准备北上处理一切。时机稍延即逝，如何盼复。”
12月11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华北局薄一波、聂荣臻、董必武：“转来李锡九耿寿白致主席鱼电悉。望速派汽车接他们至华北政府招待所住下，即以其所谈电告。”当时负责接待李锡九等人的是华北人民政府建设局局长、李锡九的叔侄李子寿。李子寿回忆说：“我和大伯已多年不见，这次不期而遇，谈及公事，他只简单告诉我：‘这次出来是为商谈北平和平解放问题’，固事关重大机密，他未详谈，我也没有去询问。我派专人送他们去石家庄，再转赴平山。大约一个月后，他们返回北平途中仍取道保定，还是由我负责接待的。”北平的和平解放，李锡九是作出努力的。后来，中共中央还要他去长沙做程潜的工作，要程潜“按兵不动，大军过江以后再起义”，他仍不辱使命。
1949年1月22日，李锡九参加了各界人士55人联名给毛泽东、朱德的致敬电，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尔后又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还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锡九担任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缺宋庆龄）和部分委员合影。二排左三为李锡九。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还先后负责民革北京市分部和河北省分部的筹备工作，担任北京市分部主任委员和河北省分部的召集人。李锡九曾这样说道：“从自己一生经历中，深切体验到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也是屡遭挫败。现在中国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为强大的国家，人民做了主人。……我虽然老了，但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跟着大家一齐前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新中国的建立，李锡九的精神至为振奋。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积极为新中国献计献策。周恩来曾赞他是“老成谋国”。1979年，在邓颖超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时，李锡九中共党员的身份才被正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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