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
床头摆着一本《庄子》书桌上陈列着一本《吕氏春秋》闲暇无事的时候，常常打开来看看、想想，是非常寂寞、清净、惬意的一件事情。两相比较，《庄子》的寓言故事生动、细腻、传神、精微，它的思想有的张力，需要你在一定范畴内展开丰富的想象，体悟则若有若无、若是若非、时疾时徐、捉摸不定；《吕氏春秋》的概念相对比较集中，比较直白，比较清晰，比较专注，一个萝卜一个坑，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可以对号入座按图索骥毫无违和感。如果从中国先秦文化的角度解读，还是耐人寻味的，可以说是开卷有益，能够感觉到她的温度。
在《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这一章节“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表明政治生态与政治力量均源于民心，则会功成名就、国盛民强。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可以窥见政治目标相对是单一的、纯粹的，即使所持的立场不同，但在明面上都是一副圣人君子的样子。那些时时处处标榜所谓的发扬光大、所谓的开创进步、所谓的集大成者，所谓的最伟大的创新，都是无知无耻的统治阶级豢养的毫无底线的御用文人自娱自乐、自我陶醉、自我粉饰的“噱头”，它们中间的填充物无非是将甲乙丙丁打乱顺序并给安装上清新秀丽的装饰品博人眼球而已，细究起来，即使天天学、天天念、天天思、天天悟，真正能够滋养人的灵魂和心情的有益的东西真是少的可怜！“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当我们将镜头拉近，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凡四十余年，所作所为，所积所累，所教所训，功勋卓著，彪炳青史，是谓得民心者也！还有另外一种既熟悉又厌恶的现象，统治阶级将民心民生民意挂在嘴上，却像有口无心的音箱一样，不间断的、冰冷坚硬的重复着，并且凭借“得民心”之名而行固化阶级立场、固化利益输送，屈从变节谄媚，腐化堕落僵化之实，它们何尝知道“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它们所谓的“功名”是自我演绎的自说自话，是独幕剧的冷场独白。“取民之所说（悦）而民取矣”群众满意、群众答应、群众支持了，方可谓得民心；反之，群众冷眼旁观、怨声沸腾、缄默隐忍，能够堂而皇之的称之为“得民心者”除了“自信自白”恐怕设计上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吧？睁开你们的双眼，请你们认真地倾听：“民之所说（悦）岂众哉？”人民的喜悦可以理解为需求或希望，扪心自问，群众真的是贪得无厌吗？他们的诉求真的很多吗？自大自是的统治阶级从来不会提出这样的反问，因为它们更加清楚地知道它们之于人民的要求和索取、盘剥和压迫、欺凌和轻贱，十倍百倍的多于、高于、重于人民对它们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所忍所怨，凡有举动，一切以群众为靶心，一切以群众为对象，一切以群众为终极，一切以群众为中心，让统治阶级的欲望得到满足、虚荣得到体面、利益得到保障、罪恶得到掩饰、卑贱得到谅解、说辞得到默认，所以一副美好安宁的盛世景象跃然眼帘，可以看到统治阶级集团高高在上、洋洋自得，黎民百姓群体垂头丧气、心如死灰。这种尴尬又不失生动的现实比对，如何能够承担起“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的告诫呢？当看惯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丑恶行径的时候，当看惯了对外献媚卑躬屈膝、对内凌厉恣肆妄为的时候，咒骂都是多余的，它们配吗？只有让死亡公出最合理最确切最有力的答案吧！所以寒来暑往、岁月沧桑，所以花开花落、流水无情，忽然感慨于商汤的一句独白“万夫有罪，在余一人。”60年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一再重申：“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硬生生地以一己之力为某个群体承担了所有责任，而这个群体重生以后却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的壮举。真是猪八戒爬墙头——倒打一耙！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借用一句“网红”语，致那些猖狂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吕氏春秋·仲冬纪》至忠这一章节，“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显然这是议论劝谏的。劝谏与纳谏是相互统一的，有勇毅的进谏必然要有豁达的纳谏，有奸邪的劝谏必然有狭隘的纳谏，则此时的从谏如流是将正直正义、正大正经的意愿诉求排斥在外的，所以在这些邪恶势力的支持怂恿下阴险残暴也会变得意气风发、光明磊落、自命不凡，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时代的鲜明写照。在《盐铁论》中有“拒谏者塞，专己者孤”大概意思是拒绝接受别人意见的人就会视听闭塞，自己独断专行的人就会遭到孤立唾弃。这些高深的语意，和生活中的谚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相同的意思。虽然说普通人很难做到，但一定有人会做到的；如果将受众对象转移到“人主”身上，也就是统治阶级这个层面，因为千人千面、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人能做到虚心纳谏，“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但暴戾、专政、擅权、任性的统治者一定做不到，不是它患得患失，而是它唯我独尊便必须顾此失彼智所不及，不是它不愿意同舟共济，而是它已经被统治阶级集团胁迫、瓦解、分割的支离破碎且不能为所欲为，正如《吕氏春秋》续文所讲规谏是“贤主之所说（悦），不肖主之所诛也”“夫恶闻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意思是说，拒绝厌恶听取正确意见建议的统治者，一定刚愎自用、一人独大、嚣张跋扈，为无所不当为，这正是自我毁灭的捷径啊！“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但凡师心自任的统治者，就别瞎指望什么人格魅力、道德品质、聪敏睿智之类的虚伪的东西了，因为这些都是御用文人为了自己集团内部的利益输送而点缀装饰的一个祭祀品而已，如《道德经》中“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类似云耳。倘若给它置换一种环境地位身份，让你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得到，则更多的人除了鄙夷、除了不耻、除了讨厌，可能都不情愿多看它一眼。这就是人心，但不一定是人性。《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篇中，“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表明“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用其新，弃其陈…精气日新，邪气尽去…此之谓真人。”可见道德始终是居于第一位的，否则“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什么意思呢？统治者背道离德、放纵自我，邪言歪行、假公自肥，内失其守、外莫御敌，内忧外患就会接踵而至，这样的现实案例还少吗？《吕氏春秋·先识览》第一句话是“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已”为什么有道者会抛弃它离开它呢，与统治者自身有莫大关系，“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乱世，则贤者在下。”又云“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而“谀”字的解释是：不择是非之言，唯官唯上、惟命是从是它的标签。谀人多了，势力大了，时间久了，贤人不愿同流合污也罢，不愿助纣为虐也罢，不愿为虎作伥也罢，他们自愿的或者被排挤的，都会不约而同的先后离开那个卑鄙肮脏的场所。从“人主”这个角度分析，“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这句话与“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异曲同工、语意相同，类似放弃或改变了初衷，南辕而北辙、背道而驰，不是久久为功，而是渐行渐远，所有的希望等同于绝望而已，只待历史将它们演绎成过往的尘埃。
吕不韦作为秦国的相国，作为始皇帝的仲父，他当然比任何人都希望国运昌盛、千秋万代、绵延永续了，所以他著书的立足点、着眼点与思维逻辑，都表现在“持国”上，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如何让国家保持稳定、绵长、鲜活的生命力，而这种责任更大程度上落到了“人主”身上，也就是统治阶级集团的生命力即是政治者的生命力。“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慎大章节，这句话某某某曾经引用过前半段）所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更多的引入、化入、借鉴了《道德经》《庄子》的精粹，比如“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劝诫“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循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他们这样做将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将采取什么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呢？事实上是在规劝“人主”切莫以权力自贵，切莫以权力自肥，切莫以权力自是，切莫以权力自大，就是“有权不能任性”在《吕氏春秋·仲春纪》功名这一章节，“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就是论述解决社会实践中事关江山社稷、事关群众利益的急难险重新问题的方法策略，既已言明是表里关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但有的统治阶级集团解决问题的结果是制造出了新问题，以去之之道致之，所以新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堆积如山，这样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不断叠加，便形成了以危害天下百姓为中心，借以显示它们夙兴夜寐、孜孜以求、万事万应、忘我无我，而历史证明，社会实践也证明，这些所作所为都是桀、纣独夫暴君之所为所施，则国亡身死名败指日可待。
吕不韦作为一名商人巨贾，其逐利、一本万利的思想是没有必要诟病的。但他在残酷的社会实践中历练出来的尖锐、明晰的眼光与经验，在他的人身轨迹中是值得肯定的。商鞅以其法家思想向统治阶级宣扬一种“治要”的观念，吕不韦以杂家思想向统治阶级宣扬一种“守成”的观念。如果从朴素的民本思想分析，商鞅无疑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吕不韦则是釜底抽薪、拔本塞源。虽然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俩人的结局也没有忒大差别，但是他们主导的思想可能造成的社会走向却是大相径庭：商鞅促成了自我灭亡，吕不韦期望富泽绵延。他们面对后续的历史的时候，一定都会不约而同的大骂统治者及其统治阶级无一例外的违背了他们的思想主旨：法家变成了末法时代，道德变成了污浊不堪。其罪可诛！其心可诛！其罪难赎！其心难书！
道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她更多是一面镜子，没有美颜，没有瘦脸、没有滤镜，所以很真实、很自在、很从容，所以很多统治者它们就非常讨厌道德思想体系，但是它们在收买人心的时候，又屡试不爽、屡屡得手，故此踌躇满志、心花怒放，以道德自居，以无我自诩，以神圣自处。道家的思想体系日臻完善，其实也引起了其他流派的恐慌，而庄子之于《道德经》有继承，有深化，更有发展。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吕氏春秋》俨然一部政治类的教科丛书，又或者是一种简明快捷的心灵鸡汤，它是从一个相对具体的层面，提出自己的思想理论、道德框架，即政治观点，然后用3～4则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典故予以证明、支撑、详尽自己的观点，这样诸多论点组装整合在一起，便形成了“论点—论据—论证”的文体格式。其中的论据或为历史故事，或为王侯将相贤士，或者是传说，有的甚至接近寓言故事。读了以后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认同感，至于它的启发作用或者功效发挥的程度以及对于受众者的影响力就要因人而异、不能前人一面了。正如吕不韦著书的思想体系是试图保证秦国江山永固一样，他的经历使他更加清楚的意识到权力能够带来的一切，也是权力丧失也将失去一切一样，所以他的服务对象排在第一位的是统治者，即王，即人主，即当时之主；普通读者从中涉猎到的则是做人、知人、干事、方式和人文社交等等，正统而光明，没有《鬼谷子》的狡黠，但这一切与斗争的对立的阶级社会却格格不入。所学即所得，所得即所用，这就是读书读史的乐趣。
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
床头摆着一本《庄子》书桌上陈列着一本《吕氏春秋》闲暇无事的时候，常常打开来看看、想想，是非常寂寞、清净、惬意的一件事情。两相比较，《庄子》的寓言故事生动、细腻、传神、精微，它的思想有的张力，需要你在一定范畴内展开丰富的想象，体悟则若有若无、若是若非、时疾时徐、捉摸不定；《吕氏春秋》的概念相对比较集中，比较直白，比较清晰，比较专注，一个萝卜一个坑，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可以对号入座按图索骥毫无违和感。如果从中国先秦文化的角度解读，还是耐人寻味的，可以说是开卷有益，能够感觉到她的温度。
在《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这一章节“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表明政治生态与政治力量均源于民心，则会功成名就、国盛民强。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可以窥见政治目标相对是单一的、纯粹的，即使所持的立场不同，但在明面上都是一副圣人君子的样子。那些时时处处标榜所谓的发扬光大、所谓的开创进步、所谓的集大成者，所谓的最伟大的创新，都是无知无耻的统治阶级豢养的毫无底线的御用文人自娱自乐、自我陶醉、自我粉饰的“噱头”，它们中间的填充物无非是将甲乙丙丁打乱顺序并给安装上清新秀丽的装饰品博人眼球而已，细究起来，即使天天学、天天念、天天思、天天悟，真正能够滋养人的灵魂和心情的有益的东西真是少的可怜！“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当我们将镜头拉近，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凡四十余年，所作所为，所积所累，所教所训，功勋卓著，彪炳青史，是谓得民心者也！还有另外一种既熟悉又厌恶的现象，统治阶级将民心民生民意挂在嘴上，却像有口无心的音箱一样，不间断的、冰冷坚硬的重复着，并且凭借“得民心”之名而行固化阶级立场、固化利益输送，屈从变节谄媚，腐化堕落僵化之实，它们何尝知道“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它们所谓的“功名”是自我演绎的自说自话，是独幕剧的冷场独白。“取民之所说（悦）而民取矣”群众满意、群众答应、群众支持了，方可谓得民心；反之，群众冷眼旁观、怨声沸腾、缄默隐忍，能够堂而皇之的称之为“得民心者”除了“自信自白”恐怕设计上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吧？睁开你们的双眼，请你们认真地倾听：“民之所说（悦）岂众哉？”人民的喜悦可以理解为需求或希望，扪心自问，群众真的是贪得无厌吗？他们的诉求真的很多吗？自大自是的统治阶级从来不会提出这样的反问，因为它们更加清楚地知道它们之于人民的要求和索取、盘剥和压迫、欺凌和轻贱，十倍百倍的多于、高于、重于人民对它们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所忍所怨，凡有举动，一切以群众为靶心，一切以群众为对象，一切以群众为终极，一切以群众为中心，让统治阶级的欲望得到满足、虚荣得到体面、利益得到保障、罪恶得到掩饰、卑贱得到谅解、说辞得到默认，所以一副美好安宁的盛世景象跃然眼帘，可以看到统治阶级集团高高在上、洋洋自得，黎民百姓群体垂头丧气、心如死灰。这种尴尬又不失生动的现实比对，如何能够承担起“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的告诫呢？当看惯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丑恶行径的时候，当看惯了对外献媚卑躬屈膝、对内凌厉恣肆妄为的时候，咒骂都是多余的，它们配吗？只有让死亡公出最合理最确切最有力的答案吧！所以寒来暑往、岁月沧桑，所以花开花落、流水无情，忽然感慨于商汤的一句独白“万夫有罪，在余一人。”60年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一再重申：“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硬生生地以一己之力为某个群体承担了所有责任，而这个群体重生以后却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的壮举。真是猪八戒爬墙头——倒打一耙！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借用一句“网红”语，致那些猖狂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吕氏春秋·仲冬纪》至忠这一章节，“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显然这是议论劝谏的。劝谏与纳谏是相互统一的，有勇毅的进谏必然要有豁达的纳谏，有奸邪的劝谏必然有狭隘的纳谏，则此时的从谏如流是将正直正义、正大正经的意愿诉求排斥在外的，所以在这些邪恶势力的支持怂恿下阴险残暴也会变得意气风发、光明磊落、自命不凡，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时代的鲜明写照。在《盐铁论》中有“拒谏者塞，专己者孤”大概意思是拒绝接受别人意见的人就会视听闭塞，自己独断专行的人就会遭到孤立唾弃。这些高深的语意，和生活中的谚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相同的意思。虽然说普通人很难做到，但一定有人会做到的；如果将受众对象转移到“人主”身上，也就是统治阶级这个层面，因为千人千面、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人能做到虚心纳谏，“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但暴戾、专政、擅权、任性的统治者一定做不到，不是它患得患失，而是它唯我独尊便必须顾此失彼智所不及，不是它不愿意同舟共济，而是它已经被统治阶级集团胁迫、瓦解、分割的支离破碎且不能为所欲为，正如《吕氏春秋》续文所讲规谏是“贤主之所说（悦），不肖主之所诛也”“夫恶闻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意思是说，拒绝厌恶听取正确意见建议的统治者，一定刚愎自用、一人独大、嚣张跋扈，为无所不当为，这正是自我毁灭的捷径啊！“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但凡师心自任的统治者，就别瞎指望什么人格魅力、道德品质、聪敏睿智之类的虚伪的东西了，因为这些都是御用文人为了自己集团内部的利益输送而点缀装饰的一个祭祀品而已，如《道德经》中“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类似云耳。倘若给它置换一种环境地位身份，让你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得到，则更多的人除了鄙夷、除了不耻、除了讨厌，可能都不情愿多看它一眼。这就是人心，但不一定是人性。《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篇中，“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表明“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用其新，弃其陈…精气日新，邪气尽去…此之谓真人。”可见道德始终是居于第一位的，否则“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什么意思呢？统治者背道离德、放纵自我，邪言歪行、假公自肥，内失其守、外莫御敌，内忧外患就会接踵而至，这样的现实案例还少吗？《吕氏春秋·先识览》第一句话是“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已”为什么有道者会抛弃它离开它呢，与统治者自身有莫大关系，“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乱世，则贤者在下。”又云“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而“谀”字的解释是：不择是非之言，唯官唯上、惟命是从是它的标签。谀人多了，势力大了，时间久了，贤人不愿同流合污也罢，不愿助纣为虐也罢，不愿为虎作伥也罢，他们自愿的或者被排挤的，都会不约而同的先后离开那个卑鄙肮脏的场所。从“人主”这个角度分析，“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这句话与“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异曲同工、语意相同，类似放弃或改变了初衷，南辕而北辙、背道而驰，不是久久为功，而是渐行渐远，所有的希望等同于绝望而已，只待历史将它们演绎成过往的尘埃。
吕不韦作为秦国的相国，作为始皇帝的仲父，他当然比任何人都希望国运昌盛、千秋万代、绵延永续了，所以他著书的立足点、着眼点与思维逻辑，都表现在“持国”上，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如何让国家保持稳定、绵长、鲜活的生命力，而这种责任更大程度上落到了“人主”身上，也就是统治阶级集团的生命力即是政治者的生命力。“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慎大章节，这句话某某某曾经引用过前半段）所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更多的引入、化入、借鉴了《道德经》《庄子》的精粹，比如“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劝诫“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循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他们这样做将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将采取什么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呢？事实上是在规劝“人主”切莫以权力自贵，切莫以权力自肥，切莫以权力自是，切莫以权力自大，就是“有权不能任性”在《吕氏春秋·仲春纪》功名这一章节，“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就是论述解决社会实践中事关江山社稷、事关群众利益的急难险重新问题的方法策略，既已言明是表里关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但有的统治阶级集团解决问题的结果是制造出了新问题，以去之之道致之，所以新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堆积如山，这样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不断叠加，便形成了以危害天下百姓为中心，借以显示它们夙兴夜寐、孜孜以求、万事万应、忘我无我，而历史证明，社会实践也证明，这些所作所为都是桀、纣独夫暴君之所为所施，则国亡身死名败指日可待。
吕不韦作为一名商人巨贾，其逐利、一本万利的思想是没有必要诟病的。但他在残酷的社会实践中历练出来的尖锐、明晰的眼光与经验，在他的人身轨迹中是值得肯定的。商鞅以其法家思想向统治阶级宣扬一种“治要”的观念，吕不韦以杂家思想向统治阶级宣扬一种“守成”的观念。如果从朴素的民本思想分析，商鞅无疑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吕不韦则是釜底抽薪、拔本塞源。虽然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俩人的结局也没有忒大差别，但是他们主导的思想可能造成的社会走向却是大相径庭：商鞅促成了自我灭亡，吕不韦期望富泽绵延。他们面对后续的历史的时候，一定都会不约而同的大骂统治者及其统治阶级无一例外的违背了他们的思想主旨：法家变成了末法时代，道德变成了污浊不堪。其罪可诛！其心可诛！其罪难赎！其心难书！
道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她更多是一面镜子，没有美颜，没有瘦脸、没有滤镜，所以很真实、很自在、很从容，所以很多统治者它们就非常讨厌道德思想体系，但是它们在收买人心的时候，又屡试不爽、屡屡得手，故此踌躇满志、心花怒放，以道德自居，以无我自诩，以神圣自处。道家的思想体系日臻完善，其实也引起了其他流派的恐慌，而庄子之于《道德经》有继承，有深化，更有发展。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吕氏春秋》俨然一部政治类的教科丛书，又或者是一种简明快捷的心灵鸡汤，它是从一个相对具体的层面，提出自己的思想理论、道德框架，即政治观点，然后用3～4则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典故予以证明、支撑、详尽自己的观点，这样诸多论点组装整合在一起，便形成了“论点—论据—论证”的文体格式。其中的论据或为历史故事，或为王侯将相贤士，或者是传说，有的甚至接近寓言故事。读了以后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认同感，至于它的启发作用或者功效发挥的程度以及对于受众者的影响力就要因人而异、不能前人一面了。正如吕不韦著书的思想体系是试图保证秦国江山永固一样，他的经历使他更加清楚的意识到权力能够带来的一切，也是权力丧失也将失去一切一样，所以他的服务对象排在第一位的是统治者，即王，即人主，即当时之主；普通读者从中涉猎到的则是做人、知人、干事、方式和人文社交等等，正统而光明，没有《鬼谷子》的狡黠，但这一切与斗争的对立的阶级社会却格格不入。所学即所得，所得即所用，这就是读书读史的乐趣。
www.haizi.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