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毛泽东曾经是革命同志，后来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不过，在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早年交往中有段蜜月期。在那段日子里，陈独秀可以说是十分赏识和大力提携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成长进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致多年之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同前来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及陈独秀还说道：“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十分赞赏毛泽东不凡的革命精神和领导才华
陈独秀大毛泽东14岁，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当时还是湖南长沙小学教员的毛泽东对他充满了崇敬仰慕之情，而陈独秀通过和毛泽东在建党之前的几度相会，也十分赞赏毛泽东不凡的革命精神和领导才华。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他作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领队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虽然是第一次见到陈独秀，但毛泽东却与他神交已久。1917年1月，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陈独秀撰写的那些充满火热激情吹响革命号角的文章，使毛泽东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很快，毛泽东成了《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同时，毛泽东还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也使陈独秀对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有了初步的印象。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来到北京。后来，在老师杨昌济的帮助下，毛泽东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10月的一天，作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来到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办公室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初次见面。此次见面时间非常短促，所谈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情况。但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当天，他到杨昌济家，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第一次在京期间，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毛泽东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参加了一些对自己影响很大的学术团体活动，使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并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同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一起离京赴沪，并欢送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启程。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回湘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积极开展反帝爱国活动。7月14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该刊仿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每周出版一期，“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将自己在长沙修业小学教课以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湘江评论》的编辑出版上。陈独秀看到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后，十分赞赏。
1919年12月18日，作为“湖南驱张请愿团”团长，毛泽东率100余名代表抵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1920年元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前去看望刚被北洋政府释放不久，暂住在箭杆胡同20号朋友家养病的陈独秀。陈独秀十分惊喜。在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在文中，他写到“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表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在文末，毛泽东发自真心地写到，“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如此高度赞颂一位在世的人，并高呼“万岁”，由此也可见毛泽东对当时的陈独秀推崇之情！
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除忙于“驱张”活动外，还充分利用在北京停留的机会，与陈独秀和李大钊进行了几次交谈，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通过几次促膝交谈，陈独秀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很欣赏他的好学善思和革命斗争精神。1920年1月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在赞颂了湖南历史上一些仁人志士的奋斗精神后，说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文中虽然没有提及毛泽东的姓名，但所说的“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显然是指与他有过接触的毛泽东等一批来自湖南的青年才俊。陈独秀不仅赞赏他们的革命精神，而且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
◆1920年1月，毛泽东与湖南进步团体“辅社”在北京的同仁游览陶然亭时合影。左四为毛泽东、左七为邓中夏。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进一步了解，是在毛泽东欢送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人员第二次到上海逗留期间，这也是他们的第三次会面交谈。此时，陈独秀因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1920年2月由李大钊护送至天津，然后独自秘密前往上海。6月，毛泽东去拜访陈独秀，进行了长谈，一起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此后，他又偕同彭璜、李思安等多次登门求教。在会谈中，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自己的理解与认识，他对共产主义的炙热情怀感染了毛泽东。陈独秀不仅对毛泽东的“驱张运动”给予赞赏，并对“湖南改造促成会”提出了意见，还简要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建党计划。
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几次会面，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驱张运动”和建立“湖南改造促成会”等一系列活动中，对他刮目相看，十分欣赏。
多次表扬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组织所取得的成绩
1920年6月，历时10个月的“驱张运动”以胜利而告终。毛泽东于7月初离开上海，7月7日回到长沙。
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布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不久，毛泽东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以此为掩护，他按照陈独秀关于加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要求，于8月初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并得到了陈独秀的大力支持。陈独秀为毛泽东向亚东图书馆作了300元营业额的担保。长沙文化书社，不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创建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及开展活动的秘密联络机构。
在陈独秀的支持下，1920年9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毛泽东被推选为书记干事。这对于培养共产党早期骨干、创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起了重要作用。11月，毛泽东又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和《共产党》月刊，委托他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到，“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1920年秋，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已拥有100多名会员，其中一些会员赞同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1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在长沙发起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2月上旬，随着湖南青年运动的发展，毛泽东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陈独秀一口应允，因他正好要到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他计划乘火车先到长沙，然后再南下广州。后来，因改乘轮船走了海路，所以未能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沙成立，毛泽东任书记。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偕何叔衡离开湖南秘密潜入上海。7月23日，毛泽东作为全国13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共一大。会上，他还发言介绍了长沙党组织的活动情况。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不久，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
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党支部。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名义，起草并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党中央的第一份文件—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布置1922年7月以前在成立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青年团、工人运动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四个方面的任务，要求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5个区，在年内各发展党员30人。毛泽东接到中央通告后，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布置的任务。
在成立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方面，毛泽东先后在长沙、衡阳、安源等地积极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很快发展到40人，并相继成立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中共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支部、中共湖南自修大学支部、中共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统归中共湖南支部领导。在湖南建党过程中，党中央及陈独秀也给予毛泽东积极的帮助。1921年11月，旅法的李立三回国后，陈独秀派他赴湘工作。1922年5月，陈独秀又应毛泽东的要求，把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派到湘南开展工作。同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
在青年团工作方面，1922年6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大会，被推选为书记。中央《通告》要求1922年7月全国团员达到200人，而这时衡阳一个小县已有50人；长沙一区就要团章“千份”，可见其工作之出色。为此，党中央和陈独秀十分赞赏青年团长沙区委的工作，曾决定青年团二大在长沙举行，后来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才改在南京举行。
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的要求，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通过湖南劳工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一万多名工人和群众，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召开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的示威游行；1922年9月14日，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区委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17000余人的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绝无而仅有”的成功范例。11月5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总干事。1922-1923年，湖南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共组织了20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取得了全部罢工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地工运成果相继丧失，唯独湖南工运红旗岿然不倒。
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关于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报告中说，《向导》周报的销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
在党中央及陈独秀的领导下和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湘区区委在当时全国五大区委中，队伍最整齐，工作最出色。毛泽东在湖南贯彻中央《通告》取得的出色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特别注意。为此，多次受到陈独秀的表扬。
提携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担任二把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首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而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再次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则是12年以后的事了。
1923年1月，陈独秀着手筹备中共三大，决定调毛泽东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由李维汉接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4月，毛泽东由长沙抵达上海。毛泽东来到中央以后，与陈独秀接触的机会多了。他们经常就一些党的建设问题以及党的方针政策交换意见，制定政策，指导全党的工作。
1923年6月上旬，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作为中共湘区党组织代表，他出席了中共三大，并在发言中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陈独秀在代表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在中共三大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时年30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中央局秘书”一职，是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其时，毛泽东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层的第二把手。对于秘书的职责，《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此外，《组织法》还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会后，毛泽东与陈独秀共同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一时期，陈独秀是毛泽东敬重的上级，毛泽东是陈独秀信赖的助手。毛泽东的才干和勤奋，深得陈独秀赞赏。
中共三大后，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1923年8月，他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团中央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29日，毛泽东和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受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委派，毛泽东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在陈独秀和孙中山的指导下，毛泽东为国民党在上海地区的组织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根据中共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形势的要求，自1924年4月19日至11月1日，毛泽东和陈独秀代表党中央联名发出了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14号、15号、17号、21号等文件。这些文件，重申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从而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4年5月，毛泽东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后和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八九月份，俩人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12月，毛泽东积劳成疾，经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同意，偕杨开慧由上海回湖南“养病”。
1925年10月5日，经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和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在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他密切配合陈独秀对戴季陶反共小册子的批判。这一时期，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们密切配合，积极贯彻“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方针，有力促进了国共第一次合作。通过这三四年陈独秀的提携和工作中的锻炼，毛泽东迅速成长起来。
1926年2月5日，毛泽东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3月19日，被任命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和5月15日蒋介石“整理党务案”之后，毛泽东决定将主要精力由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11月，毛泽东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农民运动。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通过了《农民运动议决案》。一直对农民抱有偏见的陈独秀严厉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不赞成当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农民运动。同时，在对国共合作、武装斗争、领导作风等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和矛盾逐步扩大。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开始产生极大的质疑，俩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直至最终在革命道路上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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