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
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话说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一封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的复电。他在复电中写道：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接着，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项英说：
“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设宴招待来自南方参加“七大”的各位代表，宴席摆了六七桌，41位代表都参加了。
这41位代表来到延安的确很不容易。早在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到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七大”的代表会合，共41人。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由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来电指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局势恶化，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应通过敌后根据地到延安。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对外称“服务团”，指定由古大存为团长，立即出发。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安徽来安县半塔集。“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过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八路军115师师部峄县抱犊崮。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后，115师派老6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冀南军区派一个团护送过平汉路，进入冀西武安山地区。随后，“服务团”又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军总部。9月，徐向前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总部让“服务团”和徐向前同行，连闯5道封锁线，于12月26日下午到达延安。代表们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是一次艰苦的“长征”。他们尽管历尽艰险，但在新四军、八路军的掩护下，41人全部安全抵达延安，也算是一大幸事。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伯渠、博古、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各位代表。宴会开始后，毛泽东叫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他端起酒杯致词说：
“同志们旅途辛苦了，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各位致意，敬大家一杯酒。”
说罢，他端起酒杯逐一到代表席上敬酒，一一问好，询问代表们的姓名和籍贯。一位代表见毛泽东来到了自己跟前，连忙起身，激动地说：
“我是韶山的，叫毛朗明，谱名毛泽林。”
毛泽东惊喜地说：
“呵！你是韶山哪个屋场的？”
“我是龙坝湾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毛秋阶，谱名毛贻桂。”
“呵，你是秋阶二叔的儿子。嚯！好呀！老弟你也当上代表了。”
毛朗明是韶山区委书记，他见毛泽东如此亲切，就说：
“主席，韶山的父老乡亲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问候。我还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说：
“好，谢谢乡亲们。我正想知道一些乡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里来谈一谈。”
“我一定要来看您的。”
此后，毛朗明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由于他水土不服，也不习惯吃小米，得了胃病，又患上了疟疾，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有一封信转给了他，他还以为是毛泽东的回信，可仔细一看，却是自己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只见信封上写有几个字：“有意见请自己来。”后来他才知道，毛泽东并未见到这封信，是他的秘书不知情，怕影响他的工作，就在信封上批了这句话，退了回来。
12月27日，毛泽东仍然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让周恩来继续同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次严厉批评了他犹豫迟疑的态度，电文中说：
“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
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第3战区的计划，国民党第32集团军，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计划明确规定：
“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29日来电说：
“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4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毛泽东按照3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
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的运用策略。
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摩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12月底，蒋介石下达密令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此时，顾祝同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已经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电文中没有说明他们转移的具体路线。
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夜，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1个教导团、1个特务团和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分3路由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及罗里村等地向南进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部队为什么不直接向北进入苏南根据地，却偏偏要南下呢？原来，项英耍了一个小聪明，他提出要“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命令部队向东南走，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到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从镇江以东渡江北上。这条路线对新四军非常不利：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无异于授柄于国民党，他们可以说新四军是要进攻他们；在军事上，向国民党重兵扼守方向行动，无异于自投罗网。
此时，国民党利用有利地形，已经在新四军东去南下的路上布下了重兵，计有新7师、40师、52师、79师、108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62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144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以国民党第25军军长张文清，为“剿匪右翼军指挥官”，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部堵截新四军东去之路；以第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指挥的79师、62师，堵截新四军南去之路。这些部队分别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
1月5日，叶挺、项英致电中央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1月5日下午，皖南新四军到达大康王、茂林、潘村铜山等地，先头部队1个团在山口隘路遭到国民党第40师前哨阻击，双方发生争夺战。
1月6日，国民党军第40师主力投入战斗，第144师、52师、79师迅速向新四军进逼。
１月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叶挺、项英5日来电说：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月7日下午，新四军3个营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于黄昏时分攻克了星潭，乘胜向廊桥河进击，3路人马只要会师于廊桥河，部队就可以冲出包围圈。可惜新四军军部与前方部队没有拉电话线，此时军部不知道星潭已经被前锋拿下，项英还在百户坑主持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而且一讨论就是7个多小时，丧失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项英在袁国平、周子昆的支持下，否定了叶挺坚决攻下星潭突围的正确主张，改令部队立即后撤，向西南方向行动，走高岭绕道去天目山，坚持游击战。
1月8日凌晨，皖南新四军向石井坑方向转移，遭到国民党军第79师和新7师的拦截。项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经与叶挺、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饶漱石研究，决定重返云岭，从铜陵、繁昌间渡长江北上。由叶挺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
1月8日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擅自离开了军部。深夜11点左右，叶挺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离队的情况报告了刘少奇。
１月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说：
“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项、袁、周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电报，这才知道皖南事变发生了，但具体情况不详，便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复电刘少奇说：
“9日电悉。你说项、袁、周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辰（5日——笔者注）电，他们支（4日——笔者注）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9日晚，叶挺、饶漱石在给刘少奇并转中央的急电中说：
“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１月10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说：
“接希夷、小姚9日来电，说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定9日晚分批向北突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2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复电刘少奇、陈毅说：
“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并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文中说：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1日下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回到石井坑大园村军部。项英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我们的事中央知道吗？”
“已经知道了。”
“中央的意思呢？”
饶漱石没有回答，拿了一份电报给他看，电报上说，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项英把电报还给饶漱石，说：
“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就负责指挥吧。”
袁国平对叶挺说：
“军长，我向你检讨，我犯了右倾的错误。”
项英说：
“这一切由我负主要责任，如能生还，我将向中央检讨。”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指示电说：
“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电：
“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最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
毛泽东还致电刘少奇、陈毅并转告叶挺、饶漱石说：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这天晚上，刘少奇、陈毅向中央建议说：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饶漱石，周恩来、叶剑英，全文如下：
胡陈，彭左，朱，陈罗，叶衔姚（胡陈转），周叶：
甲、同意胡（指胡服，即刘少奇——笔者注）陈12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
乙、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望叶项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10天可能有办法。
丙、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丁、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
戊、为应付严重事变，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
己、对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对消灭韩沈部署，应绝对秘密。
毛朱王元申
接着，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起草了抗议国民党军包围皖南新四军的通电。通电中说：
“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7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至文，血战7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挺等率部遵令北移，并遵顾长官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全是诱我聚歼之计。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特电奉达，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敬恳诸公仗义执言，予以援助。临电悲愤，不尽欲言。”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
指示电中还嘱令他们立即散发抗议通电。
此后，蒋介石一面诡称：已电告顾祝同查询真相，一面密令国民党部队，切实执行已定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计划。
1月13日下午，国民党军第40师向泾县东流山发动第3次总攻，新四军5团和特务团的阵地相继失守，设在石井大院的军指挥所被冲散，新四军军部秘书、《渔光曲》的作者任光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从东流山后撤的余部，一齐拥向石井坑，原来的建制已经打乱，无法实行统一的指挥，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是日晚，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叶挺军长下令，要求大家想办法突围出去，他最后说：
“现在全面突围，走西北角穿过凤村，向铜、繁挺进。集中突围如果不成，就分散突围，三五个人一起都行，过江后到无为会合。明月有缺也有圆，人生有散也有合，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说罢，他亲自率领大家翻过一座大山，向大京王方向退却，第二天拂晓到达大康王。此时，出坑口处已被国民党军108师堵击，封锁了新四军出路。饶漱石主持召开新四军党组织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叶挺、李一氓、张元寿、钱俊瑞、余立金、王聿先等人。会后，饶漱石对叶挺说：
“你是否可以下山去同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去？”
叶挺说：
“现在谈判是没有条件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
饶漱石说：
“过去的那些暂时不谈。这一次，是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在座的同志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就可以证明是党派你去的。”
叶挺沉思良久，说：
“好吧，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的，我就服从。”
叶挺先派了两个参谋拿着他的名片下山联系，结果被国民党军扣留了。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电，正式宣布：
“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1月14日下午4时，叶挺带着王聿先、黄炳生、徐冬梅和几个侄子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还有两名警卫员和副官、秘书，一行13人下山去和国民党谈判，在鹿角山以西山冲中，被国民党军52师扣押。
上官云相随即给所属部队下达了分区清剿新四军余部的命令，要求“各部细密打扫战场，须注意遗弃械弹及化装潜匿之匪军要员，勿使得逃。”
至此，皖南新四军指战员们经过7昼夜的英勇拚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黄火星、傅秋涛、江渭清等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和失散，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来查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人是在1月13日又擅自离开了部队，袁国平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自戕而死，项英同警卫人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五六个人，周子昆同警卫员黄诚，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张益平、王本元等四五个人，分头突出了包围。几天过后，项英等同李志高、谢忠良以及刘厚总等先后相遇。又过了几天，项英一行十多人，又与周子昆、黄诚等相遇。项英、周子昆见面时心情非常激动，都流下了眼泪。项英说：
“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
他们在石井坑的一个小茅棚里住了几天，随后又向激坑方向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项英、周子昆都曾掉到河里，烤衣服时，暴露了他身上保存的黄金、银元、钞票和首饰。
在激坑期间，又有一些指战员与项英等会合在一起，其中有军部代理协理员杨汉林、5团3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军部参谋刘查、老一团的营长李元、营教导员敖箔胜等。在2月底至3月初，他们又转移到了撅坑的石牛坞村。在蜜蜂桶附近有一个山洞，位处半山腰，地势险要，又较隐蔽，项英、周子昆便住在这个洞里。住在这个洞里的还有警卫员夏冬青、黄诚和副官刘厚总。洞下面约200米处，搭了一个茅棚，谢忠良、李德和、张益乎、郑德胜等住在那里担任警卫。3月13日晚，警卫员夏冬青有事外出，洞里点上了蜡烛，项英和周子昆在地上划了个棋盘，用小石子作棋子下棋。10点多钟，黄诚说：“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周子昆说：“小黄，你先睡吧，等一下就睡。”3月14日凌晨，黄诚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伸手就去摸枕头下面的手枪，突然一道电筒光射在他脸上，右臂挨了一抢，紧接着又是一枪，他就昏过去了。开枪的不是别人，就是刘厚总，他以为3个人都被打死了，便抄走了他们的武器和经费，急急忙忙下山逃走了。
后来，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将军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对探监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再说在１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皖南事变，他在发言中说：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摩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同志错误的决定》，全文如下：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1937年9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3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因项、袁先是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30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1月5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少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7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于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了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强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1月15日晚，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人说：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地坚决地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裂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6日，在医院休养的林育英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又见党内不少人出于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的愤怒，要求与国民党决裂，心里很不平静。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说：
“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损失，但与‘四一二’、‘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
毛泽东读了林育英的信，为他关心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马上复信嘱咐道：
“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
此后，毛泽东又来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握着他的手说：
“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
林育英说：
“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
1月17日傍晚，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通令中还说：“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同时发表军委会发言人谈话说：“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
此前，白崇禧力主取消新四军番号，蒋介石便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关于此事，王世杰在1月17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今晨予往蒋先生寓邸，面述关于处置新四军问题之意见。予力主不将处理命令公布，如有必要，仍应以密电通知各军政机关。予所顾虑者，此种公开宣示，有促成共产党军队叛变，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国际方面观感及沦陷区域人心亦应顾虑。”此意见虽未被蒋接受，但蒋明确表态说：“公布文件中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而以指斥新四军为限。”
毛泽东获悉重庆军委会发布的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立即致电周恩来说：
“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1月17号命令，坚决反攻。”“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他又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指示报纸次日刊出他书写的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会议同时决定：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8000余人于本月4日起，开始遵照党中央向国民党让步的决定，服从蒋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动，不料国民党当局早有“聚歼”计划，我军行至泾县之茂林即为国民党军队7个师重重包围，激战7昼夜，全部覆殁。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二、国民党这一表现的原因是：第一，亲日派何应钦及西西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第二，顽固派头子及英美派代表，由于英美集团与德意日集团间矛盾之扩大与英美拉拢中国之积极，及日本在中国的进攻行动受到了英美的牵制等原因，他们的气焰大为高涨，认为此乃向我党进攻以巩固其统治的有利时机。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发展。
三、皖南事变及国民党的公开处理，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前面，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暴露着他们的阴险毒辣，没有信义，没有道德，它将使国民党的威信大受损失，同时揭破其关于统一军令政令之宣传的全部虚伪性。因此，皖南事变同时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亲日派、英美派向我们的进攻以有力回击的有利条件。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北移是服从命令的，现在得着的是被消灭，被宣布为叛变与被交军法审判。一切理由都在我们方面。
四、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央特决定：
（甲）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并到处提出下列口号：（子）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丑）立刻停止华中20万大军前进剿共，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寅）立刻停止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线，把一万万元的碉堡建筑费，用到国防建设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去！（卯）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马寅初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陈立夫！
（乙）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则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丙）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丁）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全文如下：
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兴，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3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环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10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已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该军在鄂中之李先念支队，被程汝怀等攻击多次；在苏南之陈毅支队，迭受冷欣压迫；在苏北之管文蔚部，则受韩德勤压迫；在皖东之罗炳辉、淮北之彭雪枫部，则受李品仙压迫。该军在平江、在豫西之后方留守人员及受伤官兵，则迭被惨杀，曾发生有名之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即该军参谋长张云逸之老妻幼子，亦被拘捕。此皆过去数年之事实，昭昭在入耳目者。近数月来，更变本加厉，苏北、皖东、鄂中各地，大举进攻，名曰剿匪，江淮一带，早已闹得乌烟瘴气。不宁惟是，去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总参谋长之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及新四军叶项军长，不顾事实，强调所谓军政、军令，勒令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朱彭叶项为顾全大局起见，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是以有佳电之答复。至12月底，新四军叶军长等，业将移动部队准备就绪，正欲开动之际，不意国民党各地言论机关，公开宣布该部北移消息，实际上不啻向敌人告密；同时即闻当局已对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袭击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语。然外表则说已令各部协助通过，决无留难云云。叶军长等以言出负责当局，料可置信，乃于本月4日毅然开动，计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共约万人。不意甫经开动，即遭袭击，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村地区，即突被52师唐云山、108师戎纪五、79师段茂林、144师范子英、40师詹忠言、新7师田钟毅、第10师王劲修等7万余人，统受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分进合击，大举围攻。叶军长等一面仓促应战，且战且走；一面电告当局，质问理由。乃当局在该部被围血战7昼夜中，始终佯称已电顾祝同询问真相，并诡称已令顾氏撤围放行，实则密令各部实行其聚歼计划。至13日，激战已8昼夜，我遵令北移遭遇袭击之新四军，果已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已达当局聚歼之目的矣！至昨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正式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直认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歼灭，又谓该军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在逃，正缉获中，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等语。一篇堂皇文告，已将其阴谋消灭抗日部队之真面目，赤裸裸的表白于全国人民面前。事有凑巧，正是17这一天，日本同盟社亦从南京发出了一个惊人电讯。该电略谓：“重庆政府严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之共产军，于12月26日以前移往江北，第3战区司令长官为使共产军早日移往江北，遂开始在东流附近围攻新四军及共产军各军队，共产军一部已于10日由荻港附近溃退江北。自14日以来，日军各部亦攻击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国民政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至此，一幕消灭抗日武装摧残异己力量之大阴谋惨案之真实内容，乃益大白于天下。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所谓军纪国法者，不过于聚歼之后，尚有宣布叛逆交付审判之一套而已。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新四军为抗日部队，北移乃遵令行动，乃竞遭围击聚歼之惨变，军纪何在？国法何存，盖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实已无置辩之余地。当江南新四军惨被袭击歼灭之际，当局复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共2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之新四军，所谓“一网打尽”之计划，固不仅限于江南一隅而已。同时，在西北方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者，亦有军队20余万。西安特务机关对八路军办事处除实行封锁压迫外，竟于前数日将办事处挑水夫绑去，逼其回去在水内施放毒药；桂林军警机关则压迫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至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则早已事先调查名单，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大概快要下手了吧！？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3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此等为敌张目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和全世界主张正义之人士，亦绝对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我们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以达到下述各项目的：
一、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
二、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
三、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
四、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
五、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
六、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
七、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
八、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
九、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
我们深信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战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前面，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大多数军民同胞深知在此艰危时局中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置。
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指示：
“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并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1年1月20日，于延安）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1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接着，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中写道：
“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4个月或6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不发表反蒋言论。”
1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中说：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1、用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以动员舆论；2、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3、消灭皖南的新四军；4、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5、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施。6、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7、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8、封闭《新华日报》；9、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10、在重庆和各地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11、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12、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13、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14、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15、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7月7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7月7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11月“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1月17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1月20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9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4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7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1月17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不知读者诸君看完《谈话》原文有何感想？笔者每每读之，无不感其寓意深邃。真可谓是：
煌煌檄文，古今少见。“阴谋大纲”，妙不可言。蒋氏读罢，哭笑不得；敲敲打打，如训童顽。
1月2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人通电宣布就职，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
1月24日，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集中全力反共，日军乘虚向河南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仓促应战，丧师失地。此后，日军连续侵占了确山、驻马店、遂平、西平、舞阳、项城、沙河店、象河关、蒙城、涡阳、周口等地。
1月25日，新四军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组成新的军部，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扩编为新四军，共有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其建制是：
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主要活动于苏中地区。
第2师师长张云逸（兼），后由罗炳辉接任，政治委员郑位三；主要活动于皖东地区。
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主要活动于苏北地区。
第4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主要活动于皖东北及津浦路以西地区。
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主要活动于鄂豫皖地区。
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主要活动于苏南地区。
第7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主要活动于皖中地区。
独立旅直属军部，由原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改编，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副旅长吴世安，参谋长李梓斌，政治部主任刘兴元。
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他在电文中写道：
恩来:
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17号命令及实行其它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余详书记处电。
毛泽东 有申
1月25日这一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12条，当面交给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要他转交蒋介石。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在国际上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也表示不满。各国使节纷纷往访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反对中国分裂。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强有力地反击，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声和压力，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说，他力图缩小皖南事变性质的范围，称：“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
蒋介石被迫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允许将新四军编入八路军，增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办法。
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1月17号的命令并实行12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
“蒋介石1月27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应公开批评蒋介石。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
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如果在1月17日以前争取蒋介石好转还有可能性，因而这个争取政策还是正确的，在1月17日以后，这种可能性就已经没有了，因而对于蒋介石的争取政策也就不正确了。）
二、这次破裂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首领蒋介石发动的，我党维护团结的长期努力，特别是在去年11月9日经过朱彭叶项发表佳电及1月初旬我们在皖南实行撤退新四军的步骤，被蒋介石以皖南聚歼计划及“一·一七”反动命令完全破坏了。蒋介石以皖南聚歼新四军及“一·一七”反动命令的步骤，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他使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除了和他完全对立以外，没有其他路走，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而一切人民的同情都到了我们方面。因为蒋介石所取的反革命步骤，完全是背叛民族利益，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的，并且经过他自己的“一·一七”命令，向全国全世界充分暴露出来了。
三、为了保卫民族利益抵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步骤起见，我党中央已经采取了自己的第一个必要的革命步骤，即于1月20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命令及谈话，用以对抗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革命命令及谈话。待蒋介石又采取其他步骤时，我党再行采取其他必要步骤以对抗之。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新的时局好转）之目的。
四、蒋介石的阴谋计划是对于我们及人民抗日力量采取各个击破政策。他现在宣称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我们必须全部揭破他的这种阴谋。必须指出他的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再消灭共产党，再消灭其他人民抗日力量的各个击破政策。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必须指出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发动全面破裂的开始，是准备投降的重大步骤，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动蒋介石执行的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是西安事变以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
五、蒋介石发动的利于日寇不利于抗日的国内破裂，按照目前的国际国内条件（日蒋尚未公开妥协，英美不愿中国内战，苏联不愿中国分裂，我党力量的存在，人民的反对，国民党的内部矛盾等），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
六、但所谓破裂是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全体人民之间的破裂。在全体人民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破裂的，国民党中一切真心抗日的人也是不愿意破裂的；因此，我们的尖锐对抗政策，只是对付发动此次破裂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对付这个阶层的政治代表们，而不是对付其他阶层。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则仍是以联合为主的政策，同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动摇性，则实行善意的批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七、因此，必须使全党明了，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对于实行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与抗战建国纲领必须强调。中央在12月25日指示中关于各项政策的指示，依然有效，并且在长时间中都是有效的。
八、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用当局字样或其它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对于何应钦等亲日派首领，则指名反对之。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一七”反动命令及谈话，则公开地尖锐地反驳之。但对于日蒋间的矛盾，即使是很小，亦须加以利用。
九、对于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必须对国民党国民政府提出下列十二条要求：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十、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为此目的，我党必须赞助实行总理遗嘱主张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与非国民党员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必须赞助各个代表中间阶层主张抗日民主的其他党派，必须赞助其他主张抗日与民主的任何政治组织、军事组织、文化组织与经济组织；必须极力巩固与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争取一切尚能抗日与不赞成反共的中国军队及其军官，而对于坚决反共不惜内战的反动军队则取消不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改变为适当的发展党的组织；必须极力争取日军士兵及下级官长，争取一切可能叛变的伪军，以瓦解这些军队。我们经过上述这些努力，并待国际条件发生变动时，就可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实现新的时局好转，这就是我们今后的政治方向。实现这个新的政治方向，在一切国际国内的必要条件发生变动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天，毛泽东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通告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并要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还说：
“我们不怕与蒋破裂，事实上，蒋介石迟早都会投降日本。”
接着，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说：
“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有的。”
1月30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说：
“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日，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党到华北，破坏日本利益。”
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写道：
“在蒋介石未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蒋介石，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项英一贯大言不惭地自诩为“游击战专家”。可这个党内蠹虫，却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其之愚，不但累及一代名将，而且还葬送了七千壮烈之士。饶漱石也是明知事不可为而强为之，继项英之后，以党自居，白白将叶挺送入了虎口。
叶挺也是命运乖蹇，一生坎坷。在此次受命之初，他就说：“现在谈判是没有条件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可如今他只是一个党外人士，不得不受制于人。诸君，叶挺将军倒霉的事还多着呢，请继续往下看吧。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