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在固有矛盾的作用下，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会不断被危机打断。
自由竞争时期，危机会以完全的形态爆发，并逐步在市场自发机制作用下重新恢复部门间的相对平衡。
国家垄断时期，每一次出现相对过剩苗头的时候，国家就通过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相结合的方式，直接干预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进而干扰危机的展开。但是调控不能解决矛盾，而只能不断地把矛盾往后推。
进一步讲，国家干预打断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充分展开，导致经济无法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平衡，它虽然延缓了危机，但造成危机的诸多因素却进一步沉淀下来。
不仅如此，它用以解决矛盾的手段，更为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埋下种子。它一方面刺激生产畸形扩大，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削弱了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经济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这首先就体现为债务规模越来越大。需求管理是以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为主要手段的，也就是以公私债务不断攀升为代价的。
债务不断攀升，还本付息的压力日益增加，整个经济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被生息资本无偿占有，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日趋减少。相互作用之下形成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市场经济下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凯恩斯主义。要理解经济和债务的关系，就必须明白凯恩斯主义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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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凯恩斯主义？我举个例子。
在某个国家，由于生产过剩，钢铁和水泥大量堆积卖不出去，钢铁厂和水泥厂开始大规模裁员。很多人失业了，经济问题逐步演变成社会问题。
在自由竞争时代，国家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大规模干预经济。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条件发生了变化。国家为了缓解危机，出台一个政策，号召每个城市修一个公园。
国家认识到，每个城市修一个公园有两个方面的好处，首先修公园需要钢铁、水泥，这样就可以消耗钢铁水泥的过剩产能，稳住重工业就业；其次修公园还需要雇佣工人，这还能带动一部分失业人口再就业，促进消费，带动轻工业发展。
这两者还能形成良性循环，因为重工业发展了会雇佣更多工人，进而消耗更多轻工业产品，轻工业发展了会购买更多设备、修建更多厂房，带动重工业发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市政府修公园的钱哪里来呢？赤字融资！通过赤字的方式向金融机构融资。
这不仅是一个例子，还是真实的史实。1933年后，罗斯福政府就曾雇佣大量失业青年修建众多的国家公园。当然，修建公园只是一种方式，它还可以是修建铁路、修建公路、修建机场、修建形象工程，或者修建各种烂尾和不烂尾的楼。
这就是凯恩斯主义。通过积极财政，配合货币政策，以负债和可能的通胀为代价，扩大需求（比如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消耗过剩产能，延缓危机的爆发。
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我国一直用凯恩斯主义调节经济中的相对过剩，这在缓解危机的同时，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债务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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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6年我国第一次面临过剩。1995年104种主要工业品调查中，产能利用率80%以上的只占30%，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50-80%之间的46%，50%以下的24%。1996年工业普查，900种主要工业品，60%的企业生产利用率不到50%。产能过剩在随后几年进一步恶化。国内贸易部1997年下半年对613种主要商品统计，供不应求的1.6%，基本平衡的66.6%，供大于求的31.8%。
我国一面淘汰落后生产力，一面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采取积极财政对冲经济下滑。其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主要靠政府拉动。原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随后调整为增长15-20%，增加投资2200亿（农林水利，铁公机，城镇居民住宅，企业技改等），仅铁路和公路投资就增加了470亿。其二，宽松货币政策。下调贷款和存款利率，下调准备金率，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其实增加不多，因为终端消费增加小。
1998-1999年继续加大财政力度，主要依靠基建投资，即农林水利、城镇居民住宅、企业技改、环保、电网改造、城市公用事业、粮仓建库、灾后重建等。同时，通过房改，推进房地产投资。
在这一时期，政府部门杠杆率快速上涨。1998年房改后居民部门杠杆率也快速上涨。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凯恩斯主义方式进行需求管理，以应对产能过剩导致的经济疲软。
如果我们把1996-1997看做第一次危机时期，那么1998-2001年的刺激政策，就是为了延缓危机的第一次刺激。这次刺激干扰了危机的自发进程，但没有消灭危机产生的原因。在这次刺激之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债务都有了小幅度的攀升。2002年后，我国加入WTO。外需快速恢复，并且伴随城镇化加速，我国经济进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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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危机时期也是类似。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受到巨大冲击，在极度危急的形势下，2009年我国决定加大投资力度，鼓励企业贷款，准备实施一系列基建工程。除了灾后重建外，主要有如下方面：第一，加快保障房建设，第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加快铁路公路机场建设。
基建的钱从哪里来呢？从银行来。国家要求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加大对重点工程等项目的贷款支持。为实施上述工程，国家预计到2010年投资合计四万亿。
城投债从此爆发。第二次刺激时，债务上升最快的其实是地方政府，但是由于城投债统计在非金融企业部门之中，因此从数据看，非金融企业部门反倒是上升最快的。由于城投公司有地方政府信用兜底，金融机构乐于向其贷款。2009-2012年，平台债务快速增加，规模巨大。“截至2010 年末，全国地方投融资平台10.7 万亿，占GDP26.9%。”。另外，2008年后房地产价格爆炸式增长，居民买房争先恐后，居民部门杠杆率也开始快速攀升。这一次快速增长到2012年结束。
从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用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延缓危机，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杠杆率不断攀升，债务规模不断变大。
如果我们把1997-2007看成一个短周期，把2008-2012看成另一个短周期，那么这两个短周期不再是简单的重复，第一个短周期中，我们用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刺激经济，导致全社会债务规模与GDP的比值从95.5%上涨到123.4%，第二个短周期中，我们再次刺激经济，全社会债务与GDP比值在短短三年间暴涨至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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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时代，我们危机的爆发形式明显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就是说危机不再以周期性的产能过剩一次次简单重复地爆发。我们的爆发形式体现为通过凯恩斯主义延缓危机，而不断导致一个个短周期相继被推迟，产能过剩的危机，最终演化为以债务为核心的综合性危机，每一个短周期都构成一个更长周期的环节。
1997年后历次危机中，虽然都强调消灭过剩产能/供给侧改革，但需求管理明显是更主要的方面。失衡-刺激-恢复-再失衡-再刺激，形成了往复的循环。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这种重复的意义在于，每一次重复的时候，债务都在不断增长。
刺激是需要负债的，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在不同的危机时期，相继更替加杠杆，不断催生债务规模。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最终若干次的短周期构成了一次长周期，即若干次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构成了一次总的危机，这个总的危机以债务为核心，呈现出诸多危机的交织。
若干次的刺激之后，我国债务与GDP的比值从90年代不足100%，增长至当下的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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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是要还钱的。
明斯基将借钱（融资）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做对冲性融资，借钱的人有足够的收益（比如工资或者经营利润）能够还本付息。第二类叫做投机性融资，债务人的收益不能覆盖本息，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借新还旧，但是整体而言，债务人的收益还是能覆盖当期利息。第三类叫做庞氏融资，债务人的收益不仅不能还本，甚至都不够支付利息。债务人必须依靠不断上涨的资产抵押，借新还息，或者变卖资产还债（导致资产价格崩盘，触发危机）。
当你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你连利息都还不上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就会崩塌。
2016年底，人民大学发布经济分析报告，用2015年4161家非金融企业（发债企业）的数据做了测试，结论是：（1）对冲性融资不到2%。（2）约有9%的企业受益都不够还利息，必须借钱去还，即属于庞氏融资。（3）剩下9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借新还旧，属于投机性融资。
目前的情况是，不负债就无法进一步拉动经济，经济就会下滑；要对冲经济下滑，就需要负债，而这又会进一步推动长周期的成熟。
以前的危机直接表现为短周期的相继出现，繁荣-过剩-衰退-复苏。现在的危机表现为若干个生产过剩的短周期、以及为了延缓危机而实行的刺激政策，共同构成了一个长的综合性危机，生产过剩-刺激-延缓-更大规模过剩-更大规模刺激-再次延缓-最终爆发危机，这就是现在条件下危机的表现形式。
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尽快好起来，我们同样也要正视一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越来越大的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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