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老乡的发迹史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地方割据。
在“大鱼吃小鱼”的情形下，为了在对抗中不至于落败被人吞并，许多军阀都谋求与国外势力进行合作，取得支持。
彼时的国民党还比较弱小，在夹缝中求生存。
孙中山本来是没有打算与苏联合作的，但广州军阀陈炯明的背叛让他深刻意识到一个问题：没有隶属于自己的军队，光靠地方军阀，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就是教员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也是后世人们常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考虑到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组织松散、资金匮乏、军事力量不足等等，孙中山决定与苏联展开合作，并于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在上海会晤，随后于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亦称《孙文越飞宣言》”），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之后，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进一步谈判。
此时的苏联刚刚诞生不久，面对群狼环伺的帝国主义势力，迫切需要一个与其意识形态相符、且有清白历史背景的势力，以便在中国建立一个地缘上的缓冲区，防止帝国主义把中国当作一个跳板，借道来攻击苏联。
一来二去，苏联便相中了孙中山，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他最符合这个条件。
孙中山先是与苏联达成了合作，紧接着，又于1924年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6月6日，孙中山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该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称“黄埔军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军事教育机构之一。
黄埔军校成立后，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其他同志，曾经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
由是，国共合作带来了两个显而易见的结果，一个是建立黄埔军校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另一个是借此机会重建了国民党的组织架构，使之不再像以前那般涣散。
但是，建立和培养一支军队，是需要大量资金的。
在北伐战争爆发之前，苏联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缓冲区，不但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每月还以党务经费的名义向其提供财政支持，前后共计数百万金卢布。
此事，也再次告诫我们，光有“枪杆子”还不够，还必须有“钱袋子”。可是，光有上述两样也不够，因为没法保证战斗力，所以还必须有“笔杆子”。这里的笔杆子可不是只把思想表述出来，而是还必须掌握宣发阵地。这个阵地如果我们不去争，就一定会有别人去抢。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积劳成疾，因癌症在北京不幸逝世。逝世前夕，他分别签署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由是，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就迎来了汪精卫与蒋校长两大巨头的时代。
此时的凯申公在国民党内部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汪精卫的影响力要高于凯申公。而且，汪精卫还有将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的打算。
这让凯申公非常忧虑。
1925年8月20日，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廖仲恺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杀身亡。这位国共合作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广州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1926年3月18日，凯申公指使其手下，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一个命令：
“转蒋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著名的中山舰事件由此爆发。
中山舰，便是孙中山先生当年避难的永丰舰。
八日前，即1926年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才刚刚被汪精卫任命为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晋升为中将。
1926年3月19日凌晨，中山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又离开黄埔，返回军港。
1926年3月20日，凯申公调动军队，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并逮捕了共产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和其它船只。同时，一方面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另一方面包围广州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其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
国共合作走向破裂。
中山舰事件，亦称“3.20事件”，是凯申公利用自己控制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策划的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尝试，通过此次事件，他不仅打击和排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还达到了控制第一军的预期目的，其政治和军事地位由此得以巩固。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北伐战争。北伐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战争，也是一场完成中国统一的革命战争。
第一次北伐战争一直持续到1927年3月结束，前后历时8个月。在此期间，国民革命军先后攻占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的主力。
那么，国民革命军的领衔者是谁呢？
便是黄埔军校的蒋校长，即后世所称之凯申公。注意，北伐战争是凯申公夺权之路的开始。要想奠定自己的地位，一举超过汪精卫，唯有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
北伐战争初期，从表面上看是一路向北，高歌猛进，取得节节胜利。然而，在战事前推的过程中，爆发的农民起义越来越多，许多人趁乱打劫，导致大量士绅、富商家中财产被洗劫一空。由于北伐军中有不少军官出生于士绅富商之家，故对各地爆发的农民运动十分痛恨。许多士绅为了自保，也频频与北伐军联系，双方一拍即合，勾连在了一起。
内忧外患，阶级矛盾突出，加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作战需要大量“粮草”，粮草不继，这可如何是好？
由于此前的中山舰事件，已经破坏了与共产党的关系，苏联也停止了援助，那么，接下来的军饷、军费又从哪里想办法呢？
打下前方的城池，搜刮……哦不，是“没收充公”一番？
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北伐军中的很多军官已经与地方士绅富商勾连在了一起，而且这些数量不少的军官也是士绅家庭出身，强令下去，势必有失人心，还可能引起强烈反弹，不妥啊。
1926年11月，恰在忧愁之际，自己的大恩人、老乡虞洽卿如同及时雨一般出现在了南昌北伐军前线指挥部，——财神爷来了。
虞洽卿不仅是代表江浙财团来的，更是代表租界的一大帮可萨犹大财阀来的。他代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代表了沙逊、嘉道理等家族。
南昌离上海很近，北伐军都打到南昌了，继续挥军，不日便可直抵上海。
1926年7月4号，国民党中央在发布的《国民革命军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消灭军阀、驱逐列强、收复租界、收回一切主权”的方针。
那上海怎么办？上海豪绅们的财产如何保全？上海租界内，一大群可萨犹大财阀的资产怎么办？会被北伐军充公没收吗？租界的种种特权，会被全部收回吗？
对于沙逊家族而言，我三年来刚刚才把租界内的多个行业逐步收入囊中，钱还没赚够，就来搞“收复”？
在这种情形下，派虞洽卿出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所以，一番商议之后，虞洽卿出面，亲自前往南昌北伐军前线指挥部去找昔日的故旧、小老乡凯申公。
一个正为军饷军资发愁，一个正为保全自己和身后中外财团的资产焦虑，双方短暂交谈后便一拍即合。
以下资料援引何新研究资料“上海共济会银行委派虞洽卿与蒋介石做政治交易的秘闻”，补全这段历史。
1927年，蒋介石北伐获胜，驻师九江，准备进军上海。
上海共济会系外国银行（荷兰洛希尔银行、英国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及上海商界秘派虞洽卿去江西会见蒋介石。（笔者注：如前所述，荷兰洛希尔银行，即荷兰罗斯柴尔德银行）
据当事人回忆：1927年2月初，虞洽卿赶到九江行营，见到蒋介石以后，先问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这些人怎么办?
蒋介石答：“穷赤佬怎么靠得住?”
虞洽卿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我还跟洋人做生意呢，怎么办？
蒋介石又答：“洋人怎么打得过?”
虞说：我回上海后，我怎么帮你?
蒋介石说：我不日就会攻上海，你跟杜先生、黄先生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
对此，虞洽卿满口答应，并承诺向北伐军筹集一笔军饷。一个月后，虞洽卿便带着上海各大国际银行、商会捐助的银票300万大洋，来到南昌见凯申公，并将银票给了他。
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凯申公就接受别人赞助了，又怎么好意思动人家呢？所以，凯申公满口答应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保护资本家利益的一揽子计划。两人遂商定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具体事宜，以及“反共清党”的具体安排。
同年3月中旬，北伐军陆续从苏州、常州、松江进军上海，将上海团团围住。
3月21日，薛岳率领的第一师攻占了上海龙华。
当时，为了配合北伐军，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发起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的缜密安排下，在工人中组建了3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并对其中的150多人进行了秘密武装训练。
为了打乱北洋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往上海调兵的计划，中共上海区委先是召开了市民代表会议，团结市民，而后发动了铁路工人大罢工，阻断交通。3月21日12时，上海总工会一声令下，上海八十多万人同时发起罢工，随后快速切换至武装起义。
上海租界的中国工人也随之响应。
仅仅过了30多个小时，工人武装便将敌人的据点悉数破坏殆尽，不仅取得了起义的胜利，还给予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
租界中的可萨犹大和江浙财阀对此却是惶惶不安，有如惊弓之鸟。
同年3月26日，北伐军进入上海。当天晚上，虞洽卿就赶往龙华与凯申公相见，商量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有关问题。当然，核心主题之一仍旧是筹措军饷。
同年3月29日，虞洽卿带领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穆藕初等29人，与凯申公会面。双方越走越近，渐渐变成了“利益同盟”与“台前代理人”的关系。
凯申公当面作出承诺，当即派人前往各国领事馆表示“歉意”，并向其保证，不再会有这样“暴力收回租界”的情况出现。同时，将会尽快颁布保商惠工各种条例，此举令上海商界和各大国际银行大喜过望，遂“投桃报李”，于4月1日再双手奉上银票300万大洋。
不算这张300万的银票，截止1927年3月，他们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为凯申公筹措了大约549万大洋。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可萨犹大和江浙财阀还联合成立了军事外交委员会（美国有一个这样的委员会；日本战败后，有一个指挥日本的美日关系委员会；韩国有一个，台湾省内也有一个类似的组织），承诺全力以赴帮助凯申公与英美法等西方列强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并努力向海外宣传其为国民党领导。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出现在可萨犹大控制的媒体《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其标题为《在孙陨落之后升起》。没错，《时代》将其美誉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
此后，凯申公还有九次登上《时代》封面。
可萨犹大旗下的媒体如此吹捧凯申公，让凯申公在鲜花、掌声和虚荣中找不到方向，对西方更是寄予厚望。
有了可萨犹大和江浙财阀的强力支持，解决了军费问题，凯申公欣然同意对方提出的条件，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彻底决裂，同时也认为时机已至，可以与汪精卫公开扳手腕了。
1927年4月12日，随着一颗信号弹划破上海夜空的宁静，“四一二”政变爆发。虞洽卿通过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青红帮等帮派组织，与凯申公密切配合。
其实，早在3月中旬，凯申公便指示北伐军时任第一军军长、性好渔色的“逃跑将军”王柏龄（1889-1942年，后皈依佛门，病亡）、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等人先后和青红帮大佬会见，并与杜月笙、张啸林详细协商“清党行动”。
王柏龄与凯申公是同窗，也是结拜兄弟，曾同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三年，后又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被分配到日军第13师团野炮13联队实习。随后，两人在日本一同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事业。
由此可见，凯申公谋划此次行动，派出的是嫡系中的嫡系。
在这场血腥的镇压中，上千名青红帮流氓手持各种武器，直扑中国共产党及工人纠察队的据点。凯申公找借口收缴了工人的枪支，杜月笙借送锦旗的名义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江寿华杀害，导致80多万上海工人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之中。
上海总工会组织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遭到机枪疯狂扫射。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5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四一二”政变中惨遭屠戮。
事后，虞洽卿代表可萨犹大麾下的上海银行以及江浙商界于4月25日给凯申公额外送上一份大礼，——价值300万元大洋的银票，作为酬谢。
1927年4月18日，凯申公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上海江浙财阀快速响应，切断了对武汉国民党政权的汇兑业务。由于缺乏经济支援，武汉国民党政权，只得向凯申公屈服。
此外，虞洽卿还替凯申公出面，为南京国民政府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1927年10月、1928年初，又协助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计4000万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几次债券，大多由可萨犹大控制的上海各大外资银行和江浙财团认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行全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主色调为红、白、蓝。
凑巧的是，共济会建立的国家，其国旗的配色不论形式如何变化，其主色调都是“红、白、蓝”。
美国国旗由红、白、蓝三色组成。
英国米字旗，也是由“红、白、蓝”三色组成。
法国国旗，也是由“红、白、蓝”组成。
荷兰国旗，亦是“红、白、蓝”组成。
俄罗斯国旗，也是由“红、白、蓝”组成。
还有更多的就不说了，留给大家去寻找和发现吧。
窃以为，“四一二”政变，本质上是凯申公在江浙财阀的引导下，与可萨犹大国际金融势力进行的一次深度捆绑，是向他们呈递的一张“投名状”。
四、小老乡为何放弃东北
先简述人物关系：
宋嘉树的妻子是倪桂珍，倪桂珍是盛宣怀家中的女佣，盛宣怀的老板是李鸿章。倪桂珍有个祖先叫徐光启。倪桂珍在盛宣怀家中时，有个同伴女佣叫吕葆贞，吕葆贞有个女儿叫赵四小姐，赵四小姐有个男友叫张学良。
时代背景：结合上文信息，看“河豚鱼计划”，看可萨犹大利用日本侵略中国、削弱中国，伺机鲸吞中国的计划。这些已在往期文章中做过详细描述了，此处不再赘述。
2019年，蔡英文放了个大招，曝光了一批封存了数十年的凯申公手令，试图打击国民党韩国瑜。
根据这批蒋介石手令，不难发现，1931年8月24日，"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就看出了日本人的企图，赶紧拍电报询问蒋介石接下来怎么做，凯申公却明确下令要张学良不要发动抵抗，老老实实退回关内。
凯申公对东北民众被屠杀置若罔闻，不肯抗击日军。当地爱国军人临时组建“东北义勇军”来阻击日军，节节败退，军长邓文向国民党求助，凯申公却命令他不要多管闲事，让他们自生自灭：
“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
此外，这批资料还包括命令手下对抗日根据地执行大屠杀的手令，以及臭名昭著的卖国协定《何梅协定》。
当初，凯申公和何应钦还多次否认曾与日本人签过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声称那是人身攻击和污蔑。
可是，此次曝光的手令显示《何梅协定》真实存在。
《何梅协定》不仅明确禁止老百姓进行抗日活动，还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北京、天津的党部，撤走了驻扎在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最终导致河北主权沦丧，便于日本侵略者顺利地控制华北地区。
可以说，从始至终，凯申公都只看到了自己的私利，而对于可萨犹大图谋整个中国的整体谋划，完全没有看清。
五、对手的野望
其实，从清朝末期以来，可萨犹大靠向中国贩卖鸦片大横财，进而扶持和武装日本，利用日本作为桥头堡来削弱中国（甲午战争、侵华战争），而他们则躲在汇丰银行等马甲身后靠着“战争贷款”赚得盘满钵满，为了灭掉大清国，还在1910年特别上演了一出史无前例的上海橡胶股灾大戏。
在这出大戏中，无人中国百姓的财富灰飞烟灭，但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他们，却一跃登顶，成为富可敌国的世界豪强。摩根家族更是凭此一跃，成就了金融皇帝的“大名”。
据《泰晤士报》统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当时，清政府年可支配收入不过一亿两白银，而华商在上海投入资金近3000万两白银，在伦敦的投资也超过了1000万两白银。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橡胶股灾大骗局中，一家名为蓝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通过虚构事实，疯狂宣传，发行面值100两，最终却通过炒作的方式涨到了1675两，许多人跟风炒作，甚至连橡胶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赵朴初的表舅、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
）大审官关絧之曾亲眼目睹这一疯狂乱象，他说：
“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胶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可萨犹大精心策划了这场旨在洗劫中国人财富的游戏，1910年4月，当橡胶股票的价格达到顶峰时，那些南洋地区来的橡胶公司的开设者却未卜先知，提前卷款而逃，离开上海，从此杳无音信，人间蒸发了。
1910年6月，美国宣布实行紧缩政策，伦敦随后发生股灾，牵连上海股市。
他们为什么能提前两个月就撤退？？？为什么？
因为美国和伦敦股灾背后的始作俑者，与上海股市幕后的兴风作浪者，是同一批人。
1910年7月22日，违规入市、大肆炒作橡胶股票并被深度套牢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先后倒闭，恐慌蔓延开来。
金融危机由此爆发，迅速在广州、汉口、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各大城市蔓延。
许多中国富绅宣布破产，家破人亡。
其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密切的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也在此次橡胶股灾中破产，被人割了韭菜。
这场股灾不仅洗劫了中国百姓，还让清朝损失惨重。
候补道台、商办川汉铁路总收支施典章拿着公司的350万两白银想要到市场中以小博大，最后成为第一批冤大头。
1910年9月，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清廷度支部，声称拿不出承担的190万两“庚子赔款”，还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给自己。原来，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的650万两白银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化作了乌有。
义善源的倒闭，成为压倒上海金融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和连锁反应，导致清廷无法弥补亏空，川路公司的350万两白银的账目成了无底洞。清政府迫于无奈，不得不宣布将其国有化，而大量农民在川路的投资等于一夜归零，保路运动由此爆发，清政府倒台……
时间再往前推，1901年，清朝与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向列强赔付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利息一共是多少？
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是9.8亿两白银。
这还只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像这样的条约还有成百上千个。
过去一百多年来，这些金融蛆虫就一直这样趴在我们身上吸血。
中国百姓痛不欲生，家破人亡；对方却弹冠相庆，举杯相庆。
屡战屡捷的可萨犹大在饕餮盛宴中翩翩起舞，不胜欣喜。
盛宴过后，他们并没有退去，而是继续盘踞在上海的租界里，莺歌燕舞，享受人生。
接着，又开始继续物色下一个代理人。于是，宁波小老乡凯申公便经过洋人买办虞洽卿的长时间考察，进入了这些可萨犹大的视野……
与此同时，他们在吸血中国拥有了富可敌国的强大实力后，便紧锣密鼓开启了美联储的设计与运作，美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也是唯一的一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于1913年正式成立，而盘踞在上海、与伦敦联系紧密的这些可萨犹大家族，如哈同家族（Hardoon Family）、沙逊家族（Sassoon Family）、亚伯拉罕家族（Abrahams Family）、嘉道理家族（Kadoorie Family）等等，毫无意外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沃伯格家族、希夫家族、奥本海默等，一起隐身在了美联储幕后。
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成为美联储的总设计师，并担任第一任美联储董事、美联储第二任副主席。
作为德国可萨犹大移民，保罗·沃伯格是罗斯柴尔德的先头部队，于1901年到美国，成为雅各布·希夫控制的库恩雷波公司（Kuhn Loeband Company）的高级合伙人，并娶了董事长所罗门·勒布的另一个女儿、即希夫妻妹的女儿，而弗利克斯·沃伯格则是迎娶了雅各布·希夫的女儿为妻。
罗斯柴尔德家族借一战崛起，拿下了英国的货币发行权，尝到了甜头；
以马克斯·沃伯格为首的私人银行家则在德国战败后控制了德意志银行的货币发行权；
日本战败后，日本的银行体系也被以沃伯格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可萨犹大所掌控。
至于，韩国？
当然也不例外。
如果没有解放战争，按照宋子文与他们签订的协议，中国恐怕早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被掏空家底的乌克兰了，详见《解放战争本质上可不是内战，中国差一点点就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回顾历史，放眼全球，除却神州大地以外，其他地方在银行和金融等领域基本已经被他们一统天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放战争不只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是全人类的解放战争，堪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起点。
只要人民不认输，我们就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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