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1890—1966）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不仅在哲学、经济学、法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领域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建树，而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新中国成立，李达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在同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为创立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卓著贡献，留下了珍贵遗产。
传播唯物史观的先驱
李达是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先驱者之一。他有感于当时贫穷落后、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困境，希冀通过译介国外论著传播科学理论，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和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翻译了高畠素之《社会问题总览》和荷兰赫尔曼·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著作。他分别于1928年、1932年创办的上海昆仑书店和笔耕堂书店，明确以翻译出版国内外唯物史观著作为主业，成为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山川均等《唯物史观经济史》、上田茂树《世界社会史》、住谷悦治《社会主义经济学史》等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宣传介绍唯物史观的著作，均是在李达的推动下得以翻译出版。他还亲自组织翻译了德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本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苏联卢波尔《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及拉比托斯与渥斯特罗维查诺夫《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著作。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与时俱进，强调要紧跟最新唯物史观研究动态，对自己过去的理论作更新和“清算”。
青年李达 近代中国影像资料库/供图
李达还通过在高校、学术机构、社会场所开设课程和演讲传播唯物史观。1922年，他应毛泽东邀请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后，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等处讲授唯物史观，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现代社会学》等讲义。1926年以后，李达先后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上海的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北平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编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讲义。李达在高校传播唯物史观的工作取得了较大反响，他的研究“被一般青年所推重”。据时人回忆，李达在上海大陆大学讲课时，“不但本班同学聚精会神去听讲，就是其他各班同学，也多有空隙跑到他所讲课的教室里去听讲”。
李达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足革命斗争需求，与江亢虎等歪曲社会主义思想的行为作斗争。李达揭示江氏反对苏联（俄）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进而批判他完全扭曲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指出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只是“温情主义”与“‘不三不四’的民主主义”，其本质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李达还针对胡适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的论调，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深刻指出“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变化而成的，可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这一本质，进而揭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武力入侵、签订不平等条约等形式，使所谓“未开化”的国家俯首听命，使之成为“剩余商品的销场”。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新中国成立，李达奔走于局势突变、战火纷飞的大江南北，履迹遍及湖南、上海、北平、广西等地。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学术界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滋养搭建了桥梁。时人评价李达引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在近三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
阐释中国古代社会性质
李达从接触马克思主义起，就认识到其对研究社会发展史的重要意义，强调只有运用“历史的唯物论”，才能“说明社会之本质”，才能发现从原始社会以来的社会变迁是“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的根本法则。
大革命失败之后，不同阵营的学者在《新生命》《新思潮》《动力》等期刊发表文章，对中国社会性质、历史分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适用性等问题展开论战。论战中与革命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部分学者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塑造”成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用以说明唯物史观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历程。面对各派运用多种历史观探讨中国历史所造成的莫衷一是局面，李达认识到树立正确历史观并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欲“用科学方法改编中国历史”，首先要解决历史方法论的问题。李达与吕振羽集中讨论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扎尔派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波格达诺夫主义的“商业资本社会”、否定奴隶制存在的“无奴论”等理论问题，认同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论应用并扩张于历史的领域”的观点。李达通过解析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与发展、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规律，延伸分析经济构造、政治建筑和意识形态，将研究重点放到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史观等重大问题上。
在明确方法论问题的基础上，李达深刻反思以往探究社会发展史时缺少结合中国历史的疏漏：“是书立论，大都以欧美日本之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对于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则未能多所说明”。他开始萌生在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编写一部包含中国历史在内的“社会发达史”的计划。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断基础上，他将“世界史”划分为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古代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崩溃与资本主义之发生、18世纪的欧美与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劳动运动、19世纪中叶的欧美与第一国际及第二国际的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的概括，既延续了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脉络，又指出了中国历史分期在世界社会发展史中的对应时段，为学界争而不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启发。
针对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变种”等不同看法，李达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尽管存在所谓“特殊的经济条件”，即亚细亚诸国对土地的统治权“集中于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国王之手”，国家组织水利灌溉并干涉人民经济生活，国家“向农民征取的租税，与封建地租有同一的经济的内容”，“是土地所有者的独裁国家”，但“在其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就是附加几个特殊经济条件的封建的生产方法”。因此，“主张‘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与封建的生产方法截然不同的生产方法的异论，实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李达据此指出，中国历史发展符合马克思点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他进而提出，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对应的是“内乱（封建的）时代”，起始时间在周代，独特性在于“有若干‘中央集权的’‘官僚’的封建主义的特征”，秦始皇统一后才打破“分立”局面。在此基础上，李达进一步勾画出中国历史的分期表。他认为，尧舜禹时代是“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夏启时代是“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殷商是奴隶制阶段；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时代”；秦至鸦片战争前是“变种的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实际上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李达是最早明确提出“西周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观点经过吴玉章、范文澜、吕振羽、吴泽等人提倡，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此后李达始终坚持“西周封建论”，尤其是在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出版后，自周秦以迄鸦片战争前夕的社会性质是封建制的论述，成为李达观点的新依据。1950年，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期间主持发行的《社会进化史》，就明确认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叙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详细地分析了自周秦以迄鸦片战争的3000年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指出周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秦朝至鸦片战役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他高度认同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层面指出的，秦朝至鸦片战争的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本质的论断。
探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李达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华民族饱受列强侵略的黑暗年代，他目睹中国的窘迫困境，产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未来出路的宏愿。1918年，李达在经历“留日学生救国团”运动失败后，认识到只有“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才能拯救贫穷落后的中国。李达在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养分的基础上，着意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原理来解释阶级关系，讨论资本主义制度解体和劳动群体阶级运动的深层联系，批评从权力角度解释阶级关系的错误观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社会运动是进化与革命的统一”，成为李达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理论和实践特色。
李达延续了河上肇强调从经济生产条件“所发生的物质变化”观察社会变迁的主张，以及李大钊从资本工业经济扩张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缓慢解体角度分析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经验，积极探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1922年，他通过研究十月革命后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成就，揭示了中国也可以从近代以来的黑暗落后走向光明先进。1926年，李达出版了被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现代社会学》。该书揭示中国贫穷落后局面，是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压迫所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民族革命的目标和步骤：“第一在树立政治的、经济的独立，第二在以加速度发展其本国产业”。
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李达强调，“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只有探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产业革命的经过”，才能发现中国落后原因和现代社会本质。在此思想指导下，他运用大量统计资料，从产业革命进程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两方面分析近代产业革命史，不仅梳理了近代以来工场制度的兴起、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凋落、城市化进程、人口的增加，而且分析了产业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恐慌、失业问题、贫穷问题、劳动权益损害等对劳动者的不利影响，及其激发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和反抗斗争。正是基于翔实的研究，李达揭示了中国产业发展的“被动性”特点和处于停滞状态的现实，“中国社会的新生产力，早已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限制，而绝少发展余地，何况还有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来障碍它的发展呢”。他明确指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仍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过渡“难产”期，必须“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全民族再次燃起反抗帝国主义的热潮。在此形势下，李达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多篇论作，试图从中国近代经济史和革命史结合的视角，进一步探索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殖民入侵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一方面，李达梳理了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变迁和各时期的基本特征，尤其关注每个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另一方面，李达结合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传统封建经济的性质和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他通过对比指出，帝国主义蜂拥入华后，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索要赔款、强开商埠口岸、设立租界、夺取内河航运权、派驻军队、攫取领事裁判权、强行投资设厂等侵略行为，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在半殖民地环境下，封建势力逐渐衰落，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所发展，但远不够充分，其羸弱的实力无法有效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李达的研究，深刻揭露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真相，深刻揭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摆脱贫穷落后局面的时代真理。
李达是杰出的理论战士，他不仅对党的早期宣传和组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而且通过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揭示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注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分析经济因素对社会变迁及其性质的影响，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