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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月16日库尔德女性吉娜·玛莎·阿米尼（Jîna Mahsa Amini）的死亡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起义仍在继续。这场由妇女领导的抗争活动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共情与关注。但是，新闻报道往往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在涉及自下而上、长期持续的女性抗争中，能够持续而深入的报道少之又少。在这种缺失的“新闻热点”背后，由女性主导的在地观察、民族志实践、理论反思显得弥足珍贵。
本文是对印度政治理论家、性别研究学者因沙·马立克的访谈。马立克作为阿富汗喀布尔卡丹大学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近距离观察阿富汗社会，尤其是女性的生存处境与斗争。采访者莉亚·德卡纳泽为格鲁吉亚胡洛社会正义中心外勤办公室实习生，毕业于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系，同时也是地区非政府组织“团结共同体”联合创始人。在因沙看来，伊朗女性的政治参与告诉我们，关于头巾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分心，而不去关心那些更为重要的女性和社会议题。她呼吁，“我们需要加强联系和团结，来抵抗绝对主义国家权威和现在到处都在发生的公然的战争行为”。
被访者 / 因沙·马立克
访谈者 / 莉亚·德卡纳泽
翻译 / 王立秋
编校 / 王菁
问：因沙你好，感谢你抽出时间来和我们讨论这个让世界瞩目的紧迫问题。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验以便读者了解你的专业领域么？
答：首先感谢你们提供这个交流的机会。我是一名政治理论家，也是一名性别研究学者。我博士毕业于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理论中心。我曾在耶鲁大学福克斯研究院工作，并在包括华盛顿的西北大学在内的其他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最近，我在阿富汗任助理教授，直到2021年阿富汗政府倒台。我的作品包括以专著形式出版的关于印度北部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志研究《穆斯林女性，能动性和抵抗的政治：克什米尔的案例》(Muslim Women, Agency and Resistance Politics: The
问：你能解释一下头巾现象及其变种以便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吗？它有什么宗教、文化和政治意义，它的象征意义又是什么？
答：头巾是对一个宗教行为准则的贯彻，该准则鼓励男女在思想与着装上要端庄。这个想法并非伊斯兰独有，因为我们在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所有闪米特宗教那里，特别是信仰这些宗教的中东和东欧国家，也包括俄罗斯，都可以看到此观念。也许，这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作为一个准则，它的出现与农业和文明发展的起源密切相关。在历史上的伊斯兰（始于公元570年）那里，人们不一定把这个行为准则当作教法（沙里亚）、法典化的法律或义务，而更多地把它被当作一个参考或指导原则来接受。戴头巾看起来表现了端庄的理念，并贯彻了相应的法律，但这个法律实际上，至少在早期伊斯兰的统治中，是不存在的。不过，在我所谓的“后殖民伊斯兰”中，戴头巾作为一个政治计划的力量被放大了。首先，殖民运动把头巾变成其宣传的重点，为其殖民和帝国主义事业而拿头巾来说事，在某种程度上把脱掉头巾看作现代性到来的标志。其次是因为它在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中的核心地位。注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伊斯兰复兴主义是一场现代的运动。对伊斯兰法特别是与头巾相关的伊斯兰法的重新思考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到来，人们开始重申古兰（伊斯兰的圣书）和它作为法律来源的重要性。我们也看到，在一些提倡世俗化现代性的运动在包括伊朗（沙王的君主政权）、土耳其和埃及在内的许多国家因为对穆斯林的宗教权利缺乏尊重而受到人民反对之后，头巾又出现了。
因此，穆斯林信众（无论是什么性别）在外观、行为和思想上要端庄这个更广泛的观念会追求一种使人垂目为某种心灵的、精神生活的生活而捍卫自己的端庄的实践，而这种实践，在每个穆斯林国家，又变成了各种相互竞争的父权势力围绕女人的“头巾”展开的竞争。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围绕头巾的争论总是基于关于各种复杂不同的穆斯林国家的概括，而实际上呢，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互动，重新戴上或脱下头巾，把头巾的政治效力用于截然不同的原因。
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近来全球女性主义运动中关于头巾的重新思考更加中肯。全球女性主义运动的思路能够在不偏袒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观念、不滑向相对主义的本质主义（即把某些实践视为某些文化的本质，以我大XX自有国情为借口反对普世价值，践行相对主义）的情况下正视穆斯林女性的政治境况。这些运动大多遭到了抵抗，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打成境外势力。结果，伊斯兰女性主义、穆斯林女性主义者和学者依然处在主流“穆斯林”世界的边缘。所以在现代主义的意义上，一切关于“头巾”的讨论都被简化为一场相当多余的，关于选择的争论。不过，根据我的理解，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人们是怎样推行现代的宗教法律或世俗法律的，更先进的治安技术是怎样逐渐消除人的能动性和自由的，特别是就女性而言。同样重要的是，穆斯林女性和这些观念打交道的能动性也很重要，缺失了这个维度，我们就没法理解何以生活经验使女性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带来小的变化。
问：关于此时此刻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认为我们见证的是一场反头巾/反伊斯兰的运动吗？这是一场反对国家的极权主义控制和暴力的斗争吗？还是说完全是另一回事？
答：最近的起义是一个爆点，它涉及在一个名叫玛莎·阿米尼的年轻女性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后引发的，直接指向伊朗风俗警察（Gasht e Irshad）的愤怒。根据我在伊朗的旅行经历和对该国的第一手了解，这件事情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且和这个国家——特别是在它向围绕Vilayat e Faqih（教法学家的监护、神职人员的统治）观念打造的伊斯兰国家转变之后——的认同有着复杂的联系。这个现代学说是在伊朗1979年革命成功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创造的。革命后的体制把所有的公权力转移给了神职人员。在更大的历史框架内，它是一个非常新近的、现代的体制，是为应对现代国家的各种核心治理问题而创造出来的，而不完全是从传统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伊朗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政治立场，这个国家自建立以来就一直受到美国严厉的经济制裁。
伊朗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每个人对国家应该怎样行政的看法都不一样。这场运动个显然是反对强制戴头巾的，但人们，特别是那些想要改革、废除风俗警察或废除性别隔离或彻底改变政权的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不过，侨民的看法和伊朗国内的人的看法也有显著的区别。这场由一位年轻女性的死引发的自发运动实际上没有领袖。不过，像马希赫·阿里内贾德（Masih Alinejad）——她最近还登上了《纽约客》并一直从美国远程领导反政权运动——在伊朗也有大量追随者，但她更多地还只是一个新闻来源而非实际上的领袖。
伊朗国内的看法是，年轻一代的成长经历不同，她们不喜欢政权通过风俗治安来强制她们戴头巾的做法。许多信仰宗教的伊朗人认为，这个政治体制甚至违反了伊斯兰的基本信条并且从根本上说反对她们的信仰。所以，在德黑兰街头，我们既能看到戴头巾的女人又能看到烧头巾的女人，但她们都共同反对她们所说的“Hijab e ijbari”（强制戴头巾）。值得指出的是，伊朗政权越是镇压抗议者，更多的死亡和杀戮就越让年轻的抗议者们感到愤怒和失望，现在她们在网上发的帖子大多数都包含或强调“政权更迭的需要”。总而言之，我当然认为，这场运动更多地指向国家的极权主义权力而非宗教本身。
问：伊朗文化很喜欢象征和隐喻，不仅在诗歌和文学中如此，在政治中也这样。在你看来，像脱掉头巾表示抗议、集体焚烧头巾和剃掉或剪断头发这样的象征行动对现代伊朗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反抗行为是不是向伊朗的政府/宗教制度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变革可能来自伊朗公民社会内部？
答：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在伊朗社会中，诗和象征主义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也许，焚烧头巾是一个“贬低”某个东西的文化象征，因为它荒谬地变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了。类似地，在文化上，头发被视为女性身上的美——这个美应该被保护或遮盖起来——的典型象征。那么剪掉头发就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即与这样的美的象征相比，这些女性更关心她们的姐妹的生命。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展示团结的方式，也的确是一个表示团结的象征行动。
库尔德语和英语的“女人，生命，自由”标语，图源维基
问：“Jin, jiyan, azadi!”或“女人、生活、自由”是起义的主要口号，“反抗者”通过这个口号来呈现她们的渴望和理想。在伊朗，实现这些理想的前景如何？伊朗的未来会属于女性吗？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女性这个事实有什么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
答：女性是伊朗政治的核心，特别就其革命理想而言。大量关于沙王时代的伊朗的田野工作和研究表明，在1979年伊朗革命中，女性为争取工作的权利、为争取戴头巾的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或者说为争取戴头巾的权利而斗争。所以，看到伊朗女性喊着来自库尔德群体的口号再次走上街头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我认为，此情此景起到了向伊朗政府发出这样一个最终信号的作用：它不能再忽视女性的要求了，因为她们有能力撼动它的基础。至于这些运动会给女性的权利创造出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待观望，因为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女性的要求可能被过度政治化，被用来达成其他政治结果；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区域的多次抗议运动中看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现任领导层可能会为国家向更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变做准备，因为他们已经上了年纪，经不起内战的折腾，更没法在那种情况下抵御外国的干涉。不过，我们需要等待，看一切会怎样发展。
在德黑兰，女性手举吉娜的画像走上街头，摄影Ozan Kose，图源AFP via Getty Images
问：你怎么看伊朗发生的这些事件的族群和教派元素？玛莎·阿米尼悲剧性的遇害/死亡有无民族-宗教背景？关于伊朗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她的家人在她的坟墓上刻那句简短的话（“亲爱的吉娜，你不会死。你的名字会成为一个象征。”）能告诉我们什么？
答：玛莎·阿米尼的悲剧性的死——它是德黑兰反头巾运动的核心——是在多个看不见的、隐藏的层面上展开的政治。玛莎·阿米尼是一个库尔德女人，通常，在伊朗本土，库尔德人的死或者说对库尔德人的杀戮并不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抗议。只有在与“头巾”观念会合的时候，玛莎·阿米尼才变成了伊朗革命政治的核心。在这个案例中，甚至那句要求自由的库尔德语口号，也是人们随意挪用过来的。换言之，在问题影响到更加现代的向上流动的女性或者说城市女性的自由感的时候，甚至不是一个族群的、在文化上处于边缘的女性，也变成了政治的核心。这个政治和其他任何一个边缘人群或边缘社群的政治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生命，只有在变成对本土多数人的自由感来说有吸引力的工具的时候才是有用的。不过，从吉娜家人的观点来看，不义的死，给政治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有唤醒人民，使之超越自我认同和文化特性的潜能，而它的确也做到了这点，它把这么多的人联合到一起，形成了一场共同的斗争。
问：对于伊朗正在进行的抗议，你有什么期待，从反政府和女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些抗议会对周边地区或其他穆斯林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想，总的来说，所有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宗教语境中，都能从这次政治起义中学到很多东西，对于已经大步踏向极权主义方向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比如说，禁止戴头巾的女性进入教育机构的印度，或是其他认同至上的政治正在逼迫人们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和集体自由的国家。
问：对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女性主义话语，你怎么看？那些运动是从当地的文化语境中生长出来的吗，还是说，她们只是对西方主流女性主义话语的摹仿或改编？
答：在我们所处的关于互联性的争论中，最大的争议点在于，穆斯林社会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它们也是通过各种进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它们一直受到各种影响，并且在数个世纪里，吸收了各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技术；转变是缓慢的，特别是在某些问题被过度政治化的情况下。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记住，穆斯林社会、文化、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的，它们有着巨大的多样性，这点对能够理解和近距离观察这个多样性的人来说尤其明显。在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中，女性主义话语依然处在边缘；不过，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国家和文化中的女性的主体经验，也影响了当地的运动，就像我们在伊朗看到的那样。除此之外，一些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已经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诠释宗教文本并从事大量的民族志工作了，这些诠释和工作能够进一步地引导我们。
问：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女性主义运动的方向和话语是什么？总的来说，这些话语和运动反伊斯兰吗？
答：我想我们不能错误地给伊朗的女性主义运动贴上反伊斯兰的标签；这本身也是伊朗政权在针对抗议者时采取的一种修辞。这是一场反极权主义、反强制戴头巾、反神职人员滥用宗教权力的运动，但它不一定反伊斯兰。
问：不仅在伊朗，也包括在其他社会，戴头巾和不戴头巾的女性之间的团结有无坚实的基础，联合她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答：我想，通过观察伊朗女性的政治，我们学到的最深刻的一点是，你要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关于头巾的讨论是为了让人们分心，使他们不去关注更大的、更重要的，关于女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讨论。真正的解放主义政治必须正视并克服我们的这一倾向，即把伊斯兰看作一个完全父权或者说尤其父权的宗教。对世界各地的女性来说，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如今，父权制的区域战争行为越来越多了；我们需要加强联系和团结，来抵抗绝对主义国家权威和现在到处都在发生的公然的战争行为——在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攻击之后，身处这个区域的我们对此情况也不陌生。
阿卡拉的女性团体为吉娜和纳吉汉之死而共同抗议。图源Evrensel
问：在你看来，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公民和宗教活动算不算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
答：当然算。
问：最后一个问题，宗教信仰自由和性别平等的交叉怎样塑造了穆斯林占多数的社群中穆斯林女性的认同？
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和相关的社群语境密切相关。我想，从性别平等的一般指标来看，每个穆斯林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总识字率和对现代性的经验。但总的来说，我认为理解这点很重要，即性别隔离更加严重的国家，往往也更有可能存在和持续存在替代性的母系文化，甚至在最最僵化的社会中也如此。女性主义者所关注能动性概念就适用于这里。虽说如此，我们考察的一切社群的穆斯林女性都向我们展示我们可以以怎样的方式来解决涉及权利缺失的情况，在政治上解决她们继承下来的长期存在的政权和各种导致冲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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