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言论和行动有光的线条，但也有锈的污点，这从大寨的几宗小事里也可以透视出来。
大寨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后，和数以万计的普通农村拉开了不小的距离。大寨的形象不容任何人来损害，如果有人说了大寨的坏话，可以想到他会有什么后果。这里说的是在农业学大寨期间昔阳县东风林场召开的批判会。几天来就为解决一个问题：本单位一个工人的“反大寨”言论。
昔阳学大寨，率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从县革委成立起，就组织各大队，各单位的工人、农民，在职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听取经验介绍。回来以后，各单位还要召集他们讨论参观体会，寻找差距，对比学习大寨的具体措施。林场职工们在讨论中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对大寨夸得神乎其神：庄稼的颜色如何黑啦，地块如何大啦，高线运输效率如何高啦，等等。偏偏有这么一位不识时务者，对大寨提出了一点疑问，说大寨的茴子白长得不好。
罪证，借茴子白长得不好，蓄意否定大寨！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哪怕一丁点儿小事也要成为批和斗的活靶子，何况触动了名扬四海的大寨！
被斗者日不进餐夜不入眠，如感冒又不是感冒，似头疼又不像头疼。他从心里掏出一句真话，却遭到了如此结果，政治气候给了他一个小小的不幸。这事后来被在林场工作的大寨人贾计祥发现后，才为这个工人解了围。本来向大寨提点意见嘛，怎么能够按反大寨对待？大寨有缺点有错误还是欢迎批评的，把提意见和反大寨混同起来就不够公道了，也影响学大寨的声誉。要退东吴兵，还需东吴人。没有贾计祥的话还澄清不了这一是非。
同样，在学大寨还是提意见的问题上，在当时的一个学大寨先进大队——东冶头公社葱窝大队也发生过一次。那时，县委领导到葱窝检查工作，提出他的地如何如何，葱窝党支部书记顶撞了他们几句，县常委要以对大寨的态度问题论处，提出要开除党籍。这事还是由陈明珠出面，才妥善得到了处理，弄清这位支部书记的言行不是反大寨，不能按反大寨处理。
如果说它是一个小小的误会，也能足以说明无限度的上纲上线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惧。一些老干部说，他们在大寨不好工作，因为稍有一点跟不上，就会犯错误。这是有损一个先进大队的形象的。
中国人崇拜神，敬仰神，这是几千年造成的习惯传统势力。但是，把毛泽东主席树立起来的红旗当神来对待，就难免要起到相反的效果。这里再介绍一桩发生在大寨大队的事情。
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一批刚栽完树的人拖着疲乏的身体从山上走下来，不声不响地走进接待站的大院，懒懒散散地端起一碗开水，从挎包里掏出自带的冷馒头，各自找个角落安慰一下饿肚饥肠。
热开水就着冷馒头，嚼啊嚼，嚼着干活以后浑身的酸痛。冷馒头咽进肚里，也咽下了谁也不敢说的牢骚。
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模范，也是各行各业各项工作的典范。昔阳县的机关干部，厂矿工人来大寨参加劳动，按那时的要求绝不是单纯的栽几棵松树，收几亩谷子的问题，而是在关键的行动上检验你的思想，检验你的作风，检验你的路线斗争觉悟，检验你对大寨的感情和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每年都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大寨栽树、收割。
说他们没有怨言，谁信！再说，怨有何用？只能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无形的压力是怎么形成的？仅仅是大寨人和陈永贵吗？
1975年芒种前后，大寨的谷子因为大队长的思想疏忽造成严重缺苗，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势必影响当年的产量和大寨红旗的声誉。鉴于大寨劳动力有限，只有动员昔阳县机关工作人员支援。说实话，谁愿意来？不来又不行。到中午一点左右，机关干部们又热又累又饿实在支撑不住了，身边的大寨社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干不惯就歇歇，这一上午可把你们拖累了！”机关干部故作轻松，勉强笑笑：“没关系，锻炼锻炼也好！”中午两点钟了，支部书记郭凤莲才对大队长贾承让说：“叫人家机关的人走吧，人家成天坐在办公室，哪能受了这么大的苦头？咱也够呛了！”因为生产上的事是贾承让负责，谷子缺苗和他有直接的责任，可是大中午又不能再叫人家干下去，就放话说：“走吧，还能不叫人家走？”带队的才下令收工。这天大寨也比往日优待了些，给安排了绿豆米汤，稍稍休息，还得继续上山。
再说栽树的事。人们下山以后，领队的板起面孔，冷冰冰地问：“自己先报一下，劳动时谁挨着谁？”
怎，这人是不是吃了枪药了，有人心下说。
原来，上午有关领导检查质量，发现有一处质量不合格，要追查责任。在无限上纲的那个时代，这问题本身就可以追究了，可有人偏不识时务，领队的还没走远，就有人大发牢骚：“就这样的质量还是他们逼着来的。”
在毛主席亲手树立的红旗下发牢骚，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好在领队无意深究，听了权当没听。
偏有人政治热情高，事后向上面打了小报告，向那位领导的报告时却连名字也记不清了。上边认为在大寨出现这样的问题非同小可，所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这事到后来也没有查出一个结果。只不过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特殊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事情。其实当时就不去那么多人干活，大寨的农活也不至于影响多少。大寨人本身也不是对人那么苛刻的。秋天收谷子，机关干部割谷草，大寨人对质量要求很严。贾承让、贾进才不断解释：“不怕大家慢，就怕大家干不好。茬不能太高，今年干旱，谷子种的不多，好几个公社的牲口还没草吃，大家还是割得茬低一些！”这些话，挺客气，也有人情味儿。可是，县里的干部和职工为何对到大寨劳动一事为难呢？笔者只能认识到两个字：特殊！特殊的使人不好接受！
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寨对外如此，对内也在斗争哲学指导下逐步升级。这里再介绍一件发生在大寨村内部的一件事。
“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曾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口皆碑。斗斗斗，进一路；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资本主义斗，与自己头脑里的民主派思想斗……，不批不斗则变修！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切经验，一切理论都需要这个神奇的村寨做出样板。那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决民主派思想和老好人掌权的问题，更变成了大寨人的座右铭。
事情发生在一个材料上。当这个材料将要作为文件下达而又需要征求大寨人的意见时，满脸像挂上霜的宋立英找见支部领导人，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下文件，就叫他们下吧！我是去不了北京？我是找不见老陈？我倒问问他，贾进才哪一次不配合他的工作？刚入社，老陈怕集体的牛叫别人饲养不好，专派贾进才上西寨放牛，哪一头牛不是胖的滚瓜流油？老陈提出修半个新农村，是谁开了那么多石窝，是谁打了那么多石头？他们凭什么捏造贾进才是民主派呀走资派？他们要是下了文件，我是要说话哩!”
平素，宋立英发牢骚，瞪眼睛是很少见的。少年时代，她在财主家做干的，揩湿的，茹苦含辛，煎熬度日。青年时代，她领导妇女们闹生产，样样起带头作用。但在这件事情上，她发脾气了！提抗议了！因为材料把本来是几宗小事任意扩大，上纲上线，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去了，谁受得了？
当时正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泽东主席对学理论作了十八条批示，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接着，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此后，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再以后，从“梁效”等署名，各大报纸发表了不计其数的文章，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掸述。大寨和昔阳也理所当然地在学理论运动中带好这个头，为全国拿出具体经验。主持昔阳日常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王金籽便在大寨党支部身上“身先士卒”了。他想用陈永贵和贾进才作对比，说明大寨党支部也同样存在革命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揭示出大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道理。要说明这个道理，只能端出合作化以前的两个例子。一是老少组和好汉组之间的斗争。事实上，这两个组都是当时县上的模范互助组，好汉组落后于老少组并不是因为组长贾进才存在什么民主派思想，而是因为这个组有贫农，有中农，还有地主，富农，人心不齐鬼吹灯。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的问题。实际情况是，当时为了给村里找一点发财门路，不少人建议贾进才集股凿煤窑。陈永贵开始集了一股，后来从中退出。按那时的条件，凿窑只能手工进行。一直凿了好长时间，把分果实换来的小米都贴进去了，最后凿出一窟窿水，以失败而告终。
这两个例子在陈永贵口中是经常讲，反复讲，都是作为大批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进行的，不讲就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陈永贵在批好汉组和庄稼搅买卖的同时，从来不点贾进才的名字，而且对外宣传上把贾进才树得很高。贾进才也提不出什么意见。这个文件把贾进才的名字公开抬出来，宋立英当然忍受不了，她要为和自己患难一生的老丈夫正名！文件也被宋立英顶住了。可是在这种潮流下，昔阳县的学理论就批了猪圈里的资本主义，兔窝里的资本主义，使正当的家庭副业受到限制，也为全国带了一个限制社员小自由的头，甚至把厚庄、东沟的工副业批为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使事物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不过，在大寨精神的滚滚洪流下，这些轶闻轶事毕竟只是几股小小的支流，陈永贵在昔阳执政的本质还是使昔阳建成大寨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