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西方把戏的上述套路与逻辑，我们一起来看看郭沫若为什么被黑的那么厉害。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一个地主、商业主家庭。
5岁时，郭沫若师从沈焕章在家塾“绥山山馆”读书。14岁时，进入乐山高小学习。郭沫若四川开县的书法老师赵熙，是梁启超、刘伯承的授业恩师。
中学毕业后，郭沫若先后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天津军医学校。不过，郭沫若因一心想东渡日本留学，放弃两次入学机会。后来，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于1914年赴日，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郭沫若第一次留学日本历时10年，其间与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安娜）结婚，并生下了3个孩子，完成了成名作《地球，我的母亲》。
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经常阅读《时事新报》，得知《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在刊登新体诗后，便把他自己写的诗文寄到上海，向《学灯》投稿。《学灯》的主编宗白华认为，郭沫若的新体诗非常有新意，于是便将郭沫若包括《死的诱惑》、《黎明》等一系列的新体诗刊登了出来，郭沫若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女神》是中国新体诗的奠基作品，郭沫若因此成为中国新体诗奠基人之一。
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另外，在上海和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成立了创造社。
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
最近几十年来，郭沫若一直背负着几个骂名：
其一，牵头组织开挖明朝皇陵，破坏文物，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和新中国考古挖掘史上的灾难。
虽然郭沫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但其主要研究的是甲骨文，后来研究的是秦朝，其学术研究与明朝关系不大。
吴晗是研究明朝的专家，其代表作有《朱元璋传》和《明史简述》。
1955年，吴晗作为发起人，联合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上述几人都是史学领域的巨擘，对考古研究有着极大的热情，郭沫若只是其中一个表示赞同的人，不是领头人或发起人。
此事郭沫若作为参与人，应负有一定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
但几乎所有的传言都一口咬定：郭沫若带头挖掘明朝陵墓。
郭沫若晚年参与组织了凤凰山和马王堆的考古挖掘工作，却鲜有人提。
其二，郭沫若主张拆掉北京城墙，犯下大错。
彼时，对于北京古城墙的如何处置，出现了意见分歧，梁思成等人主张保留，但时任北京市长彭真、副市长吴晗、郭沫若则主张拆除，刘主席也支持拆除。以今日之眼光来看，北京古城墙被拆着实可惜，但责任不应全部归咎于郭沫若一人头上，有失偏颇。
其三，生活放浪，始乱终弃，抛妻弃子，缺乏责任，道德有问题。
网上总有文章炒作郭沫若有三段婚姻、五个情人。
其实，很多言论延续的只是民国时期针对郭沫若的人身攻击和谣言。当时攻击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坚持革命立场，反蒋亲共，让凯申公对其恨之入骨。
郭沫若一生结过三次婚，这个事实。
第一任妻子是原配张琼华，由于是包办婚姻，郭沫若对她没有感情基础，成亲后5天便离开了家。在五四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有过多次恋爱，两三次婚姻的名人数不胜数，如徐志摩，张爱玲等，都是抛弃封建包办婚姻去追求自由恋爱的幸福。
第二任妻子是日本护士佐藤富子（后改名郭安娜）。在日期间，郭安娜先后为郭沫若生下了四儿一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通缉，他只能离开妻子和儿女，秘密潜逃回国。抛弃发妻和日本妻子确实道德有亏，但也存在时代悲剧和形势不允许的因素。
第三任妻子于立群是抗战夫人，1939年二人在重庆结婚。婚后，于立群为郭沫若生下四儿二女。
至于情人一说，基本都是无稽之谈。
逃往台湾的国民党的前文人、拥有军人身份的谢冰莹声称，郭沫若与妻子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私通，在于立忱怀孕后还逼迫她打胎，最后更是狠心将其抛弃，最后导致于立忱自杀。蹊跷的是，此人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在50年后选择在台湾报纸上突然爆料，其动机不得不令人怀疑。而且，其说法还与于立忱的朋友林林相佐。
谢冰莹声称，自己在50年前去医院看望于立忱时，于立忱亲口告诉她，自己是被郭沫若逼着来医院做人流手术的，但据林林所言，那次于立忱住院只是得了急性阑尾炎。
反观胡适，胡适倒是时不时传出P妓、找情人的消息，还一度逼得老婆拿着菜刀相威胁。
其四，郭沫若没有风骨，是一个只会溜须拍马、媚颜奴骨的小丑文人。
有人声称，鲁迅曾经骂过郭沫若：“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东洋狗，走近一看是郭沫若先生。”
但实际上，鲁迅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的文集中没有这句话，而且也没有报纸等佐证之物。
又有人说，鲁迅形容郭沫若为“上海滩上的才子加流氓”。其实，鲁迅的这句话出自1930年发表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最早的引述来自冯雪峰，冯雪峰称这是鲁迅先生的转述，但却不一定指郭沫若。
因为1930年时，郭沫若已经流亡日本两年了，根本就不在上海。
而且，倘若真有此事，那在十年运动期间必然会被挖出来，而不是在郭沫若去世后多年才有这样的流言传出。
鲁迅先生倒是说过这样的话：
“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至于网上流传郭沫若写过一篇《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小作文：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文献或史料证明此文出自郭沫若之手。
1949年12月，在斯大林70岁生日前后，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组织为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举办了轰轰烈烈的祝寿活动。为了给斯大林祝寿，郭沫若写了一首《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我向你高呼万岁》最初发表于1949年12月《中苏友好》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中苏友好》杂志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机关刊，会长为刘主席，郭沫若为中苏友协七名副会长之一。
此外，郭沫若还写过一首《斯大林万岁》，发表于1949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但在发表之前，已印在作为寿礼的纪念册上，带去了苏联。
两首诗中，充斥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一些“术语”，比如“伟大”、“万岁”、“太阳”等等，对斯大林进行赞美。这些用到熟滥的词汇不仅郭沫若用，其他诗人也都在用。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特有产物，都是那个年代歌颂斯大林伟大的常用套话。
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去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教员准备的寿礼有：
1）一火车大白菜、山东大葱；
2）大元帅丝织像（湘绣）；
3）清代蓝花瓷花瓶一对；
4）景泰法烧蓝茶具两套（共十件）；
5）烧瓷寿盘一对；
6）象牙雕刻（大花瓶、宝塔、龙船、雕刻球、八仙、女英雄）
7）祁门红茶、上等绿茶、龙井茶；
8）教员书法《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9）国礼纪念册，里面有郭沫若诗歌《我向你高呼万岁》，徐悲鸿之画《奔向太阳》《如松之柏》，齐白石的《桃》，叶浅予、吴作人、王式廓等人的画，茅盾、田汉的题字等等。
在那个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特殊年代，郭沫若作诗对斯大林进行歌颂，不是所谓的个人崇拜行为，而是“国礼”行为，不能据此认为郭沫若溜须拍马、崇洋媚外。
经常有人刻意力捧胡适，借此贬低郭沫若。胡适对郭沫若也是极尽贬损之能事。
在《胡适日记》中，胡适对郭沫若有如下评价：
“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十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说：沫若，你那篇文章，胡先生很赏识。郭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致信廖承志原文披露，信中称：“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胡适和宋美龄为何要如此贬损郭沫若呢？
原来，郭沫若当年虽颇负盛名，颇有才气，但铮铮傲骨，不愿为凯申公所用，还写下了名噪一时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这可把老蒋气得要死。
须知，郭沫若当时文学地位，仅次于鲁迅，排在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几位大家的前面。其文学成就有目共睹，是新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社会科学领域，郭沫若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学、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甲骨文方面的研究成就罕有人能与之比肩，史学成就不输钱穆、陈寅恪等人。
作为难得一见的全才，郭沫若集科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专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等各种桂冠于一身，其学术地位举世公认。1948年，当选首届中研院院士。当时，有人从政治方面考量极力阻挠，但胡适也没办法公开否定其学术贡献和地位，只得进行投票表决，最后以14票赞成、7票反对，郭沫若仍旧被列入了院士候选人名单（详见《夏鼐日记》）。
在世人眼中，郭沫若似乎只是个文人，但其实他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者，是一位革命家，称其为郭将军也不为过。
在我军历史上，有一人早期的地位堪比开国元帅，这就是郭沫若。
北伐时期，郭沫若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
南昌起义时，他身为前敌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和时任参谋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元帅平级。
郭沫若出身地主之家，家境殷实，从日本大学毕业归国后，如果作为一个文人，以其学术地位，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却选择了投身革命事业。
白色恐怖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参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掉脑袋的。你让胡适参加革命，冒着随时牺牲的风险，他敢吗？
1926年7月，郭沫若放弃了月薪360元的职位，出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
彼时，凯申公对自己两大秘书蒋先云、陈立夫都不太满意。北伐开始后不久，凯申公三次向郭沫若提出，希望他为自己物色一个文采斐然的秀才作为秘书，专门负责起草文稿。
作为文化名流，郭沫若交际颇广，很快便向凯申公推荐了《上海商报》主笔陈布雷。接到邀请后，陈布雷来到北伐军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不久便凭借手中的一支笔令凯申公笑逐颜开，后来被委以重任，成为高级幕僚。
数月后，凯申公投桃报李，郭沫若升任政治部副主任，授中将军衔。下图右侧，便是一身戎装的郭沫若将军。
北伐过程中，凯申公对郭沫若展露出来的才华十分赏识，多次拉拢和收买郭沫若，希望能将其纳入自己麾下，长期为己服务，为此特别许以“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头衔，外加每月津贴三百大洋。
1927年3月，张群拿着上述委任状，高高兴兴地来交予郭沫若。但是，通过北伐一段时间的接触，郭沫若对凯申公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并不打算投入蒋校长门下。郭沫若一面敷衍张群，一面秘密向武汉方面发去密电，随后寻找机会，到了江西九江与安庆。而后，偷偷潜入上海，秘密与周公会面，又化名“高浩然”，与朱克靖一道出发，潜回了南昌朱德的家中，撰写了那篇名震天下的讨蒋檄文。
讨蒋檄文在《中央日报》发表后，凯申公气得咬牙切齿，火冒三丈，比欲除之而后快。
仅仅过了三日，1927年4月12日，凯申公便发动了“四一二”事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疯狂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至同年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事件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与其追随者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了出去。
随后，凯申公下令将郭沫若开除党籍，纳入通缉名单，并开出三万大洋悬赏其项上人头，与另外196人一并缉拿。
郭沫若几番辗转，来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任党代表兼驻江西办事处主任。南昌起义的最初设想，就是争取张发奎参加南昌起义，这为南昌起义的顺利发起创造了有利条件。郭沫若是南昌起义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其余6人是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谭平山、恽代英和贺龙。不过，邓演达、宋庆龄后来未能参与南昌起义。
而张发奎为人圆滑，老练世故，在是否起义一事上从始至终不肯轻易表态。周公等人见其无望，便转而争取贺老总的20军参加起义。
南昌起义爆发后，精明的张发奎将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就地解散，但为郭沫若等人提供了一辆能坐四至五人的铁道手摇车。就这样，郭沫若与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李一氓，4军政治部秘书阳翰笙，11师政治部主任梅龚彬，一起坐着手摇车匆匆赶往南昌。
不料，几人刚到南昌，就遇到了溃军，随身配枪和皮带等物皆被洗劫一空。得知南昌起义军已经启程南下后，郭沫若等人迅速追赶，最后终于在南昌以南不远处追上了贺龙、周公等人。随后，郭沫若被火线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总政主任，李一氓则出任参谋团秘书长，而参谋长则是刘伯承。
南昌起义由于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去往广东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的激战中遭遇失败。
后来，郭沫若得了一场大病，错过了去苏联的机会。周公为了让郭沫若主持文艺革命工作，同时避开老蒋的悬赏令，遂安排郭沫若暂蔽于日本。于是，郭沫若便与董必武等人转移到了日本。
“七七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心急如焚，渴望回国投身抗日斗争。此时，凯申公仍旧对郭沫若的那篇讨蒋檄文耿耿于怀。无奈之下，郭沫若请郁达夫出面，找到陈布雷亲自说情，劝说老蒋以大局为重，最后凯申公才展现出一个高姿态，表态欢迎郭沫若回国，共同抗日。
这次回国抗日，郭沫若身份不一般，须避开日本军警的监视，因此他不得不悄悄行动，抛妇别雏，独自一人离开日本。
抗战初期，1938年4月，郭沫若在周公的力劝下，出任国防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二次被授予中将军衔。
彼时，政治部部长是老蒋的爱将陈诚，副部长是周公和第三党的黄琪翔。郭沫若当时的军衔，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老总、八路军3大师长林总、贺龙、刘伯承等人一样，当时我军中能有此军衔者，仅区区10人尔。
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借李自成的失败思考反省中国未来民主之路。
可以说，在荣华富贵与牺牲奉献中，郭沫若选择了后者，选择了随时可能牺牲的革命道路。
仅仅凭此一点，就不是胡适之流可以比拟的。
胡适等人曾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并声称：“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详见《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
胡适不愿得罪日本，曾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表示反对，辱骂爱国学生们“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胡适主张割地求和，主动向日方让步，声称政府应以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
1935年，胡适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在日军侵占热河省、染指华北时，胡适仍坚持妥协，反对抵抗。他说如若抵抗，就会“糜烂华北”。
1937年8月5日，胡适与陶希圣联名向蒋介石递了一封“信”。二者割地求和的意见，在随信所附的“条陈”中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此信与条陈委托陈布雷向凯申公代为转达。
其条陈内容如下，详见杨天石《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32-33页：
【原则】
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已建立冬夜的长期和平。
【方针】
（一）中华民国在左列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
1、在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得自由选择其国籍；
2、在东三省境内，中华民国之人民享受居留、经营商业及购置土地产业之自由；
3、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
4、在相当时期，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
5、热和全省归还中华民国，由中国政府任命文官大员在热河组织现代化之省政府，将热和全省作为非武装之区域；
6、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
（二）中华民国全境内（包括察哈尔全部、冀东、河北、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上海、福建等处），日本完全撤退起驻屯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此后在中国境内居留之人民，其安全与权益，完全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
（三）中国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努力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谋亚洲东部之永久和平。
（四）中国与日本共同努力，促成太平洋区域安全保障之国际协定。
（五）日本重回国际联盟。
……
胡适上书的该条陈内容主张割让的土地，可不仅仅指东三省，还隐含了长城线以北的内蒙古！
正因为如此，就连国民党元老程潜都看不下去，在最高层会议上点名道姓怒斥胡适为汉奸，呼吁将其逮捕。
网上那些不怀好意的文章把胡适这种卖国求荣的软骨头懦弱文人与投身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郭沫若放在一起比较，这是何居心？
这本身就是对郭沫若的一种矮化。
其实，他们之所以把矛头对准郭沫若，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革命史学范式中，郭沫若是第一位把阶级斗争理论用于解读中国历史的学者，是他开创了革命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攻击抹黑郭沫若，实际上就是剑指革命史学。一旦否定或打倒了郭沫若，那么郭沫若辛苦建立的革命史学范式，就会随之崩塌。一旦近代革命史学被成功解构，那么整个中国的近代革命历史也将不复存在。
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其他主要奠基人章太炎、范文澜、胡绳等人相比，郭沫若没有嫡传弟子，最好下手。
否定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与这种蛊惑人心的解构主体民族的混血方式，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
其实，郭沫若不仅仅是文人，更是革命家，政治家，他抗战时期写出《屈原》、《虎符》等剧本，极大地讽刺了凯申公的政治手段，激励了士气，唤醒了人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与“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陈云、黄炎培一起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还出任中科院第一任院长。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教员对郭沫若的评价是：鲁迅先生的继承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英雄却不懂爱戴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
——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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