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僚主义遇到客观规律

当官僚主义遇到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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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切历史上的重大决策错误都来自信息的失真

  减员与增效 ,往往背道而驰

  如大家所知,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减员增效又被习惯性提起了。如果从组织管理的角度说,减员增效当然是一种好事,但稍有社会经验的人又不难注意到,号称减员增效的改革,到最后往往难免出现人员越减越多,效率没见增加,真正在一线办事人员反而日益匮乏的怪圈。

  这种情形没什么奇怪的,是科层制下的正常现象。科层制,也就是官僚体制是世界上主要的组织管理方式,通过逐级负责,实现领导层意志的贯彻和社会管理任务的分解。对应的就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义务和权责事三者的不对等。越是下层,这种不对等就越严重。这种不公平的强势,有效激发了下级向上爬的动力,从而维护了科层制本身,也成为上级的权威来源之一。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官僚体制下减员增效往往是难以实现的。由于下级的绝对弱势地位,任何形式的减员,最终都会通过压力逐级传达的方式落到最下层。上级裁减的人员从中层弥补,中层从下层弥补,下层从底层弥补,最后落到最弱势的执行层上,直到补无可补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逐级督促落实,又滋生出大量官僚机构,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减负减出了减负办,减员减出了减员办。于是,就造成了减员反增员的怪象,而这些多出来的人员造成的工作压力,也最终转嫁到底层身上,加剧执行层的人员匮乏和疲于应付。

  这种情形也不是我国独有的,是全世界的通病。实际上,正因为大家都清楚会发生什么,类似减员更像是一种话术。它仅仅是表达一种决心或者承认某些问题的存在,而不是纸面意义上的缩减人员,这毫无意义又容易造成问题。

  但是,减员缩编一直是一种政治正确,其实在所有的官僚组织中,你都会发现它都处于一种宣传上的政治正确。更不用说,在我国,这种缩编本身有一种政治和社会上的极度复杂性。在内它是一种政治平衡,权力角逐的有效手段,在外它在社会媒体中又往往以一种评判的立场,表现出一种或明或暗的不满。这种不满既有对效率的真不满,又有对体制的假不满。

  任何时候,最大程度满足需要,又小又精的队伍当然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甚至在我国,这还体现了一种对革命年代理想主义的追忆。这种对创业年代的美好回忆和长期执政后面对现实的普遍失落,在全世界都存在,仿佛是中老年人缅怀青少年,人之常情。当然,作为纳税人的国民眼中这也是最为理想的。因此,减员缩编在理念和宣传上永远是一种政治正确,即使它在实务层面上难以执行。

  如果从我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我国的政府人员编制长期是处于一种严重不足的状态。你只要对真正的政府执行层稍有接触,就会发现从上到下,到处都处于长期缺人,不堪重负的状态。这也使以借调、跟班学习等名义从下级抽人顶缺的情形普遍存在,加剧了一线执行层的人员匮乏。

  现实中的情形自然要复杂的多。比如即使在最底层的乡镇,你既能看到基层干部身兼多职,拆东补西,像玩杂耍的小丑边骑独轮车边玩空中抛球,也能看到人浮于事,游手好闲的情形。一边是编制是极度紧缺,一边是大量的闲人,闲职,两者同时存在。尤其是体制内不可能提供充分的升迁机会和足够的权力分配,更不用说时代的变迁,组织的变革,人的自然老化,大量沉淀下来的中小官僚,不上不下,都造成了整个行政队伍确实十分臃肿。

  从这个角度说,缩编是不现实的,但减员是确实有余地的。可惜,在现实中,这种减员最后也一定会落到真办事的人头上。在资源高度紧张的体制内,能闲必然有所依仗。因此,基于官僚趋利避害的本能,任何形式的减员一定是优先落到老实人,也就是实际在办事的人头上,这也是长期以来的现实。类似末位淘汰等大家熟悉的试图增效手段,最终也都难逃这类结局,不了了之。这也是全世界的通病,并非我国独有。

  当然,在现实中,缩编也是存在的。但这种缩编未必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因为占我们编制很大一部分的,并不是带有管理性质政府的工作人员,而教师,医生这样社会服务性质的人员。这些年来,这些领域的去编制化是在不断推动的。

  但这种去编制化,所追求的并不是行政效率,而是经济的成本核算,甚至是一些相关特权阶层的利益。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下去,只会导致公立普惠性质的文教卫生系统的持续削弱和最终变质。资源越发向那些有资源的人群靠拢,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

  我国体制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区别比较大,真正带有一定特殊性的,其实还是正编人员的长期不足。这种情形,固然和我国近代以来,由于国势衰微,民族危亡,长期处于一种社会资源极度匮乏,任何执政者都不得不压缩行政队伍有关。而我党更是从一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天然有一种节俭度日,精兵简政的倾向。

  其实,长期来看,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类似的倾向。明清时,大量的灰员,白员,二衙役之流的存在,基层人员不足,朝廷与临时工共天下的情形就已经很普遍了。大量使用临聘人员来弥补编制人员的不足,并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

  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政府架构始终是趋向于小政府的,而政府责任又是趋向于大政府的。前者要求减负爱民,而后者则要求爱民如子,你都如子了,当然什么都要管。其中的考虑很复杂,我们也要承认行政权力的下行深度和行政成本有关,也不是越铺广,越基层越好的,也讲求一个历史条件下的适当值。但最常见的还是皇权下不下县的问题,也就是士绅和中央的博弈。士绅乡贤这个阶层,从古至今既是官僚的主要合作者又是其主要的反对者。

  实际上到了我国封建王朝后期,基层人员也在逐步纳入体制,直到近现代,引入复杂的现代化社会行政体系,彻底终结了皇权下县的问题,完成了这种过渡。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这种倾向,以一种近乎道德说教的形式一直影响到今天。这就使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在政绩观的推动下,表现出公司化的情形,恨不得量入为出,只赚不赔,一方面又什么都管,包打一切。前者是工业化社会的常态,而后者则多少带着传统中国的遗风,这种精神分裂般的作派广泛存在于我国体制内的。

  在我国增效最简单的办法其实不是缩编,是增编,大规模的增编。但这是严重政治不正确的。其实从根子上说,增编与否关乎对我国发展现状的认定,是不是从一种弱势,赶超的状态,已经进入了一种稳定,守成的状态。除非,出现国际战略环境的重大变化,比如我国要消化大量的战略成果,必须搞出大量编制来。否则,这种思想的转变,甚至像宋朝那样,不惜大量冗员,把编制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至少在我们当代是难以接受的。

  既然编不能动,那我们也就只能继续维持于临时工共天下的状态。何况,我们恐怕也要承认,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全球正处于一个经济下行期,我国也受到明显影响。这种态势不仅仅是经济上,实际上我国也正进入一个新旧交替,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这种艰难时局,虽然不增编,但加人也是势在必行的。一种制度化,规模化的第三方人员派遣,嘴上不说,身体上还是需要的。近些年来,这类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也确实有必要进行规范化。这样做,不仅能以较小的成本缓解基层人员的紧张状况,也有助于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进行过渡,甚至也能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体会到基层工作人员的难处,一举多得。

  只是,到了这个程度,就真叫和临时工共天下了。如果大量的临时工完全填补一线的岗位,则难免使编制日益失去办事的基本职能,成为一种身份和管理的职能,也就是官僚队伍的进一步纯化、精英化。甚至可能带来编制的进一步缩减,进而回归官吏分离的传统,如此倒是真的能实现缩编了,就是带着一种王政复古的气息。

  其实,我们总说反对官僚主义,追求减员增效,这当然是有必要性的。毕竟,官僚的每一分薪酬都是人民的血汗。但从根本上说,行政效率低还真不是致命问题,低效只是糟糕,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但不会直接致命。真正致命,会导致出大问题的是官僚体系过度发展导致的失真问题,而这又是科层制自然发展所难以避免的。

  比低效更可怕的是失真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我国由于一些官僚体系的通病和自身的特殊因素,行政资源是长期紧张,而任务又是长期沉重的。我国本身有很强的官僚传统,上级对下级的权威性格外重。在列宁式政党和科层制政府的双重领导约束下,我们干部队伍在人员较少的情形下,比外国的行政效率更高,服从性更强,也更吃苦耐劳。这是我国的一个传统优势。

  但另一面,由于行政资源的过度紧张和长期对人的过度压榨,久而久之,下级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出成绩,又要样样兼顾,那就不免出现弄虚作假,虚实交错。这种问题本来也在所难免。面对这种问题,上级的一个本能反应是不断强调自身权威,既要下级服从,又要下级老实。这其实是做不到的。

  结果就是每一级都在强调对下级的权威性,这是有利于它们自身的。但由于资源的长期紧张,下级的劣势地位,和由此产生的对升迁的渴求,甚至仅仅是对上级的敬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这种弄虚作假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下层平时来查底层造假,但当中层来查的时候,又帮着底层一起糊弄中层。因为底层弄虚作假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要分润给下层的,或者干脆就是在下层的授意下这么做的。以至于,下层的这种查假,不如说是给底层造假来把关。

  这种情形不断发展,造假的手段层层相叠,层层相护。最终就会造成顶层和底层的彻底脱节。表面上行政进入了一种完美主义的状态,底层包打一切,各级兢兢业业,行政效率越来越高,只有成绩少有问题,实则错误不可怕,可怕是从不犯错。因为这违反了基本的客观规律,从不犯错,只能说明错误都被掩盖了。这就进入了一种承平无事,又危机四伏的状态。所有人一起弄虚作假,繁花似锦又漏洞百出,路人皆知,唯有大领导不知的荒唐情形不断上演。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失真。任何政策好像都得到了很好执行,任何试点都会取得完全成功,任何调研都是形势大好。而一旦大面积推广,又或者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小问题根本不会反应出来,一出就是大问题。

  当代历史上有过类似的经验。毛主席说过,“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

  几乎一切历史上的重大决策错误都来自信息的失真。如果领导阶层在长期的错误信息包围中,就会完全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越发倾向于拍脑袋决策,并对自己的能力和体制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但世界终究是客观唯物的,长期积累,最终会出现一个体制也难以掩饰,难以克服的灾难性问题,久而久之,积重难返,各种决策都会变成无法落实的凭空想象,这样的迎头痛击,承受代价的就是整个国家和人民。

  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在过去积累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又始终丢给发展,指望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去解决它。如今,随着发展遭遇了一个瓶颈,包括低廉的人力成本,社会由于长期贫困导致的强耐受力,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并支撑社会一直稳定的因素,今天都在逐渐消失,而成长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新世代和他们的新问题正在涌现。能不能突破这层困境,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是我们在新时期里,值得拭目以待的。

亲爱的读者、作者、红友们:

  到今年九月,将迎来建立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期待那时我们能共同庆祝纪念。近二十年来,在反对帝国主义(美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道路和成就)、反对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化、私有化、买办化、资本全球化)、反对修正主义(阉割歪曲抹黑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工农兵劳动人民利益、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大力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积极战斗,走过了曲折复杂的艰难历程,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欠薪民工、码农等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积极发声,使得一些爱学习肯思考的劳动群众及其优秀子弟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觉悟起来,让一些积极向上的进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联络了曾经跟随毛主席参加两场革命的革命前辈及其优秀儿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终如一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红色卫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农兵学干且顶着逆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在后毛时代先后觉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时期仍然真心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社会舆论场上一个重要的红色阵地。并且,从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红色战友,开辟了新的战线,发展了新的阵地,创建了数家新网站和一批自媒体账户,丰富和开拓了红色阵营,为21世纪中国红色大潮的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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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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