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劳资交换的两个环节，揭露劳资交换实质上的不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但也正因为受到劳资交换框架的束缚，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解还存在一些局限。到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61-63手稿》），马克思不再局限于劳资交换框架，而是进一步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从而深入揭示了“资本本身是它自身的真正限制”，逐步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全面、系统、深刻的理解。唐正东教授曾提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有三个‘不仅仅’：不仅仅是对交换价值及交换关系的批判，而且是对包含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内的商品关系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统一性的批判，而且是对剩余价值及剥削关系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作为结果的剩余价值的批判，而且是对产生这种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笔者认为，分析《57-58手稿》到《61-63手稿》马克思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观的转变深化过程，我们才能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延展、深入的具体过程，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资本等经济要素运行的基本逻辑，妥善处理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
一、从货币关系到资本的增殖过程
在《57-58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以货币作为出发点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简单流通的层面上说明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提出“货币制度的和货币制度下产品交换的一切矛盾，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关系的发展，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的规定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还是将使用价值理解为作为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前提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这种使用价值在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中扬弃了自身并实现为交换价值，因此并不会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
进入《57-58手稿》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篇，马克思将他之前对交换价值、货币和流通等规定的考察定位为更多的只是对这些抽象规定的“主观反思”。马克思意识到，其实交换价值是一个被历史决定的前提，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个人就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由交换者，而是处在社会发展出来的分工等等关系之中被社会决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只有结合客观生产力的具体发展历程，才能看出交换价值在比较发达的形式中对它本身包含的矛盾的展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分离，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因此他必须将自身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不同于普通商品，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劳动活动本身，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资本自身才能获得保存与增殖。因此，马克思将劳资交换分为两个不同的过程，也就是一般交换过程和资本生产中的剥削过程。可见，只有在劳资交换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真正关系才显现出来，使用价值才能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通过对劳资交换之后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过程的考察，马克思进一步从劳资交换层面转向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阐述了资本直接生产过程中蕴含的内在矛盾。
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篇中，马克思提出了增加剩余价值的三种途径：首先是在时间上延长单个工作日；其次是通过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单个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时间部分可以尽量缩短；最后是在空间上拥有更多的同时并存的工作日。对应于这三个途径，马克思提出资本积累的三个质的界限：首先就是工人在一天24小时之内可以连续工作的时间限度，其次是特定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程度的限度，最后是并存工作日增加需要的与之匹配的工人人数限度。之所以说是质的界限，因为这个界限不会无止境的降低或提高，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此时理解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的基础。
具体来说，为了在有限的工作日中追求资本最大化增殖，在时间的角度上，可以提高生产力，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但资本的剩余价值并不是按照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一数字比例增加，“价值增加的多少不仅取决于生产力提高的倍数，而且还取决于以前属于劳动价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所占的比例”。因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随生产力提高的倍数相比有了相对应的减少，所以剩余价值提高的量就只是工人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量，也就是在生产力提高之前的原必要劳动时间减去该部分除以生产力增加倍数的量。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尽管资本的剩余价值还会增加，但是因为总必要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所以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部分也在不断减少，资本剩余价值增加的量就会越来越少，资本的自行增殖越来越困难。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为此时“劳动时间的绝对增加变得不可能，而由生产力的提高造成的劳动时间的相对增加也会按几何级数递减”。但基于资本追求不断增殖的本性，随着资本自身的发展，就算提高生产力的难度越来越大、剩余劳动时间随之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它也不会停止对生产力继续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劳动时间增加的追求。
虽然资本不断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加，但无论生产力提高到什么程度，剩余劳动时间也不可能作为整个工作日的全部而存在。就剩余劳动本身的含义及其关系来说，剩余劳动是工作日中超过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需的必要劳动的那部分劳动，所以只有在与必要劳动相比较的意义上，才存在剩余劳动。也就是说，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的理解就是：“资本作为剩余劳动的设定，同样并且同时既是必要劳动的设定又是必要劳动的非设定；资本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必要劳动既存在而同时又不存在。”资本必须推动更多的必要劳动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剩余劳动，但是同时资本又必须追求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尽力将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相对剩余劳动。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推动更多的必要劳动，资本会将新创造出来的剩余资本也投入与活劳动的交换中，因为这时候必要劳动已经被减少，活劳动本身的交换价值降低，这样保证了资本可以购买更多的工作日。马克思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由此，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不断减少劳动人口的必要部分（资本不断地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重新变为后备军）。增加人口本身就是减少其中必要部分的主要手段。”
由此可见，生产力的发展以资本与并存工作日的增加为前提，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财富积累，在购买更多活劳动的同时，也增加了在机器等不变资本上的投资，这在推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同时又减少了必要劳动。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描述了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趋势。他提出，随着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可以用最少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最多的财富，而且人自身的劳动也可以越来越多地被机器等不变资本取代，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降低，这些都会带来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从而社会中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得以增加，人的再生产劳动也会得到越来越丰富的发展。而资本的增殖也随着人的劳动的减少变得越来越困难，资本关系的基础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不再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这就产生了扬弃资本的可能。
但正如马克思自己总结的：“所有这些论点只有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才是正确的。在以后的研究中，还要加进一些新的关系，那将大大改变这些论点。”此时马克思对资本生产过程内在矛盾的阐述角度总体上还是以单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为基础来展开的，这里的劳动时间更多的是基于数量意义上的考量，论述的只是将资本主义真实生产过程中许多复杂条件排除在外的直接生产过程。因此，虽然马克思看到了人口增加会带来劳动更广泛分工和结合等情况，从而会产生“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这种社会力量会无偿提高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此时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这种社会劳动生产力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总的来说，马克思这里更多的是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劳资交换的实现过程来分析，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调劳资交换本身的不平等，工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拿走，以此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和不自由，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具体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深层关系，没有对资本本身的内在逻辑及其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进行充分阐述。
二、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
进入《57-58手稿》的“资本的流通过程”篇，马克思的研究认为，随着资本的发展，由于资本对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追求，其趋势就是将原本属于劳动者的、无论是特殊技能还是直接的一般体力劳动都用固定资本来取代，也就是“把技能投入死的自然力”。因此，随着资本自身的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与之相适应的是固定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与资本自身最适应的固定资本形态就是自动机器体系，这是固定资本自身最完善的形式，也是由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从而要求提高劳动生产力这种趋势所必然带来的变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直接生产过程转向机器大工业生产过程，看到机器大工业中劳动过程本身发生的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思路。
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篇，马克思已经说明，机器的使用不是因为必要劳动力的缺乏，而恰恰是在有大量多余劳动力出现的地方，为了方便将他们聚集起来劳动时，机器才会出现。并且，机器的目的也不是笼统地节约劳动，而是追求必要劳动时间的压缩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分析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劳动过程本身转变的意义。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阐述了相较于直接生产过程而言机器大工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提出在机器大工业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都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此以前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仅仅表现为资本的不同的暂时的规定，那么，现在它们却硬化为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并且在固定资本之旁出现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由一开始同一资本不同的形式变为资本两个特殊的种类，它们同时并存，而不再是同一资本在不同周转阶段中交替表现出来的形式。马克思这里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硬化”的提出，表明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资本自身力量的存在，试图跳出“资本的生产过程”篇中对劳资交换不平等的论证思路，逐渐转向对生产过程本身内容及其独立意义的思考，看到资本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创造着摧毁自身的条件。
在机器大工业中，资本对自身的限制直接表现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这一基础比例的被突破。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同一时间内劳动产品的数量。不仅如此，机器本身生产出的产品价值也远远高于工人生产机器本身时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的价值。在拥有如此巨大效率的机器体系面前，财富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在工人劳动时间中机器所发挥的力量，工人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被排挤，只是作为辅助角色而存在，他们的活劳动力被贬值，直接活劳动时间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因为马克思此时认为劳资关系和资本价值生产确立的前提仍然是直接劳动时间在财富生产中的决定地位，由此，马克思提出，随着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一旦财富的来源不再是工人的直接劳动，那么劳动时间或者说交换价值作为衡量财富标准的地位也就消失了。并且，当工人的直接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生产的基础，财富就不再是工人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而是作为综合了科学力量及直接劳动技巧等劳动社会生产力代表的固定资本的产物。马克思认为这种意义上的财富就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基于对自然界的统治来占有的一般生产力的结果，从而体现了“社会个人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由于财富生产的性质已经不再是某个个人的直接劳动，而直接就是一般社会性活动，那么交换价值也不必再作为实现使用价值所必需的社会中介而存在，以价值为目的的资本生产也随之崩溃。
这就是作为一般智力产物的固定资本在机器大工业中硬化力量的体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一般智力成为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本身对于劳动时间的必要性之矛盾态度的结果。总的来说，资本是在无意中不断为工人的劳动解放创造着条件，为工人创造自由时间，但同时也致力于将这些自由时间又转变为资本自身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是资本与自身所固有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基础比例界限作斗争的过程。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机器论片断”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篇，但是马克思不仅仅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而且也开始在资本社会化生产过程中论证资本主义交换价值制度崩溃的危机。虽然马克思此时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还没有具体准确阐述，但已经体现了马克思转向机器大工业生产过程、开始探索劳动过程转变的意义及资本本身的客观规律这一新思路的发展。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资本增殖的这一基础比例决定的资本总过程中的其他比例界限也不断受到挑战，生产过剩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以一种更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随着资本的发展，流动资本会逐渐向固定资本转化。而固定资本在增加量的同时，质上也不断发生转变，不仅是劳动资料发展为自动机器体系，而且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机器和例如铁路等非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的机器的比例同样会发生变化。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说明，非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的增加，表明了直接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产品已经超出了资本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这就是相对的人口过剩和生产过剩的产生。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已经无法实现这些劳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的时候，资本的增殖过程就会中断，而一旦资本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中断，机器大工业中作为固定资本的自动机器体系就丧失了它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不能再增加资本价值了。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这里得到了激化，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已经不再是对机器体系来说最适合的生产方式了。这就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矛盾的激化，工人的剩余劳动就不能再被资本占有，而是属于工人自己，那么生产力发展减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不再是为了增加只属于资本所有的剩余劳动时间，而是为社会上的所有人提供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时间，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带来炸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的含义所在。
但是，由于此时马克思没有完全跳出劳资交换的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所以他还是从资本交换制度崩溃的角度来论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而这一点在马克思以“资本一般”为出发点写作的《61-63手稿》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在那里他看到“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客观机制”。
三、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制度的崩溃到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
在《61-63手稿》中，马克思跳出《57-58手稿》中论证劳资交换不平等的框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交换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交换的一方是劳动力，它的使用价值是劳动本身，而且还在于交换双方都是在劳资分离的前提下具备特殊社会规定性的存在。也就是说，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工人作为生产劳动存在，资本和劳动者不再是两个独立主体。因而，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地位，通过分析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特别是机器大工业之后，在更加具体的层面研究实际劳动过程的根本变化，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剖析而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已经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和针对各问题域的初步理解，但针对资本主义全面彻底批判的大致完成是在开始写作《资本论》第二稿（1861年）之后。”不同于《57-58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描述区别于流动资本的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说明它会带来资本交换价值制度的崩溃，在《61-63手稿》中，马克思是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分析机器大工业，考察机器作为不变资本对资本生产过程的变革。
马克思在《61-63手稿》中指出，随着机器体系的产生，出现了与简单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对立的机械工厂。在机械工厂中，原先工人之间的简单协作和分工都被作为生产体系的机器所代替，生产动力机械化，不再是人的劳动决定机器的运作，而是相反，机器的运作决定人的劳动，因此工人的劳动及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革。这就表现为，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以前那种基于劳动者个人技能的复杂的专业化劳动，而是变成了以辅助机器生产为目的的简单机器劳动。由于机械工厂的机器生产体系中各种机器相互之间存在差别，所以依然需要分工，需要不同的人完成不同的工作，但是，这种分工不是根据劳动者的自身技能来分配特殊的劳动工具，而是根据机器本身的需要为它分配适合的工人，工人要服从机械本身的需要重复完成相同的简单劳动。因此，马克思认为在机械工厂中，真正实现专业化的不是工人本身，而是机器。据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这种被动性的、机器大工业中特有的专业化其实是专业化的消灭，它带来的结果就是随着机器的不断提升进步、机械工厂的不断改良，工人不同劳动相互之间的性质差别会变得越来越小，工人的劳动也会变得简单乏味，只需要通过简单协作保证机器生产之间的链接即可，从而工人越来越难以从劳动中获得自我认同。而劳动越是贫乏，反而是机器和资本的发展越来越充分的表现，特别是随着自动工厂的形成，生产过程会被分解为更具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而工人之间技能等级的差别越来越被弱化，劳动越来越简单划一，相互之间甚至可以任意调换岗位。可见，机器大工业产生了新的、与机器生产体系相适应的分工和简单协作，并且简单协作在其中扮演着比分工更重要的角色。
但是，工人劳动的简单死板化并不等同于劳动的轻松化。亚当·斯密认为机器最初是分工的结果，是工人为了缓解自身的劳动压力而发明的劳动辅助。对此，马克思说明，这是斯密立足于工场手工业谈论机器的结论，并不能代表机器大工业的现代工厂中的机器。就其实质而言，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机器的使用“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辛劳”。对于独立资本家来说，使用机器或者改良机器的直接动力还是在于剩余价值的增加，也就是在机器带来的新生产力未普及之前，由商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落差带来暂时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因此资本就需要提高生产力，在固定时间内争取用最少的工人生产最多的商品，达到大批量、大规模生产。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在机器大工业中，由于机器劳动的参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不增加总工作日也可以提高产品总价值的例外情况，也就是在单个资本中同时产生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情况，这就是某一特殊领域中工人劳动达到固定的异常浓缩程度，所以这样强度下的一个劳动小时比强度较弱的劳动小时中生产出来的总价值更多。马克思指出，在这种劳动强度中，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是工人的体力和精神都因为要跟随机器的速度而变得更加紧张，要付出更多的以前从未达到过的劳动。“这是通过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和增加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工作机的台数而实现的。这部分地又是靠改变产生动力的机器的结构达到的，由于这种改变，重量相等的机器在费用相对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减少的情况下，可以推动更多的机器，并且速度也更快了。”也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工人不再能连续完成同样的劳动时间，从而必须在限制劳动时间长度之后才能继续正常维持同等强度的劳动。而且这种劳动浓缩程度不能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偶然现象，必须是一般规律性的存在，这样才能使得在这种劳动强度社会性普及之前，就算劳动时间不变，其中的劳动也可以被视为更多的劳动量。因此，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单个工人的劳动量其实是增加了，以前需要多个工人完成的工作，现在一个工人就可以完成。
由此可见，在机器大工业中，生产力的提高需要缩减工人人数所占的比例，缩减总工作日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部分，因为生产的基础条件并不是工人，而是机器。所以，用机器代替工人就是资本发展的趋势，更多的劳动力变成了过剩劳动力。但是，剩余价值量的多少同时受到工人人数和剥削率的影响，并且只有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所以机器对工人劳动的取代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资本原本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而且不仅仅是工人数量的减少，只要工人在被雇佣期间没有劳动，资本家就会认为工人给他造成了损失，仿佛偷窃了他的利润，因为一旦离开了工人，机器“作为交换价值就会损失，而作为使用价值就变得无用”。不仅仅因为剩余价值由工人产生，而且也因为就算工人不劳动，机器和建筑物等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仍然会产生其他费用。所以，为了弥补这种“损失”，资本又产生了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趋势，并且绝对劳动时间的延长还可以减少机器价值转移的流通周期，从而使机器可以参与更多剩余价值的生产，减少机器的折旧费。
所以马克思说，虽然机器取代劳动是资本的趋势，增加绝对工作日也是机器大工业的趋势。但是，因为机器大工业中工人的劳动强度已经加强，所以绝对工作日也不能无条件地增加，不然就会导致工人加倍的过度劳动。虽然资本生产过程中工人劳动的具体使用方式只是各个资本家的选择，与劳资交换关系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一旦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被破坏，劳资关系本身也会被破坏，这是劳资关系的二律背反。“这里在一般关系本身中出现了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产生于：一方面，除了绝对阻止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一定持续时间的自然界限外，从资本和劳动的一般关系——劳动能力的出卖——中不会产生剩余劳动的界限；另一方面，只是在劳动能力作为劳动能力得到保存和再生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是在劳动能力的价值在一定的正常的持续时间内得到保存的范围内，劳动能力的使用才被出卖，因此，只要剩余劳动破坏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超过某种不固定的界限的剩余劳动就同那种由工人出卖劳动能力所决定的关系本身的性质发生矛盾。”所以马克思强调指出，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政府法令是强制资本家让工人只能工作一定的时间，而不再是强迫工人必须劳动足够的时间。
同时，马克思也进一步提出，工人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争取国家政权对资本的上述干涉，直到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为止。同时，这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斗争，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会再次浓缩，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又会需要再次缩短总工作日，在这之后资本家必然又会更加追求劳动浓缩程度的提高。这就是资本基于自己的本性追求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统一、加强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时间的统一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也提出，在这种循环中，生产力和劳动强度的不断提高，总工作日的不断缩短，也为工人和非生产阶级的自由时间创造了另一种可能性，从而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基础。
可见，不同于《57-58手稿》的“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立足于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本身讨论其对生产力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影响，在《61-63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一般”和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分析了机器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特殊性，看到了科学等一般社会生产力必然会被资本吸收，转变为资本生产力，所以机器对工人直接劳动的取代并不会简单地直接导向资本主义的崩溃。这是马克思在深入分析资本生产过程本身的变革后对《57-58手稿》“机器论片断”中资本主义崩溃逻辑理解的超越，“他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在作为物和生产关系双重维度上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展现出来的，它所反映的，并不只是分配关系的不合理或生产力的浪费，而是资本逻辑本身以及作为其现实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这一正式文本中进一步阐述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所在。
